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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把送给外国人一点土特产当成给外国人输出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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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
青春
2026-09-01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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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贵族精神或者贵族气质,最重要的不是有钱有地位,而是深明大义、道德高尚、义无反顾、为国为民
——俞敏洪《行走的人生》
你说因材施教,你说咱们能不能做到?做不到,一个班都几十个孩子,咋可能?学校教育是大众化教育,根本兼顾不到个人性,所以,很多都是假大空的做法,硬编,形式主义。这是评估的问题。他们不评估音乐美术,光评估文化课,学校只有缩短音乐、美术课程。只要有评估,就一定有问题。现在换了个说法,既然这样,那就各科都评估,科学、道法都要考试,这样学生负担更重了,本来只考语数英,现在又加上科学、道法,越加越多。不评估这些学科怕你不教,评估了又增加学生负担,形成了恶性循环。349
——梁鸿《要有光》
我们刚才说,心跳进瓷土,就造成了杯子,心跳进棉麻,就造成了衣服。人类心灵这一种跳离身躯而跑进外物的努力,都得经过双手的活动而实现,而完成。现在我们说到嘴,却使我们的心,跳离身躯而跑入别人的心里去。如人类运用数字计算,最艰难的数学题也可用笔来解决。若使以前人没有数字发明,即最浅易的算题有时也会算不清。我们因此也可说那些数字,便是我们人类的新脑,是我们人类自创的文化脑。
——钱穆《人生十论》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繫不輟團結不散者,則是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并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钱穆《国史新论》
这个日后在精神病院连续住了九年并在最后三年被连续不断的电休克疗法折磨得身心交瘁的人建议,戏剧应当给文化施行一种休克疗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章前面的小节,我们讲了福山和亨廷顿的思想。但这两位思想家当时都没有料到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幺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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