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2026-09-18 11:30配图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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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氏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报不差！

——罗贯中《三国演义》

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人的头脑里没有你的记忆。不论过去和将来，你都给消灭掉了。你从来没有存在过。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不必追求历史记住你，你只要记住万家灯火里，你的努力，能让那些人守住人间的烟火气。

——董宇辉《东方甄选》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将这门伪科学散步到全世界，主要是能够投合人类贪婪的心理。在中国和在欧洲一样，引起热烈的研究并曾经风靡一时。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有个士兵勾引屋主的妻子，这个违犯军纪的可怜士兵，被绑在用力硬拉在一起的两颗树上，等把绑住的绳子砍断，这两棵树突然弹开，就将他活活撕成两半。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贵兴的“野猪”叙事以最华丽而冷静的修辞写出生命最血腥的即景，也强迫读者思考他的过与不及的动机。然而即便张贵兴以如此不忍卒读的文字揭开华人在战乱中所遭受的创伤，那无数“凄惨无言的嘴”的冤屈和沉默又哪里说得尽，写得清?叙述者对肢解、强暴、斩首细密的描写，几乎是以暴易暴似的对受害者施予又一次袭击。黄锦树对文学寄托既深，发为文章，亦多激切之词。他充满对病和死亡的兴趣，在他笔下，作家文辞可以比作“不断增殖的病原体”、“肿瘤物”、 “癌细胞”。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则每与尸骸、魂魄、幽灵相连接。他直面文学和社会败象，既有煽风点火的霸气，也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忧郁。

——黎紫书《流俗地》

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历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为，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オ能有所更新和发现。另一方面，也使资料整理工作受害不浅。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通过原子能的释放，我们这一代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自人类历史发明火以来最具变革性的力量。这个宇宙的基本能量，已经不再适合可以被抛弃的狭窄民族主义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谈不上保密，也谈不上防卫了。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控制，除非能够唤醒人类的良知和坚韧。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干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干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细小的尘埃...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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