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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却不去想后续应对措施，那叫顾头不顾腚。
——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
2026-09-18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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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早，我们都会成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从而为正确学会了放弃。当然，终其一生的责任不会总是简单。随着岁月的流长，一些人会不负重担。但是，我们依然尽力而为——为了我们所爱的人。
——马克·切利《绝望的主妇》
有两种人
一种是遇到事的时候站出来想办法
承担风险与责任的人
另一种则是服从第一种人
为第一种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或是干脆什么用也没有
全心全意依赖前者的人
江晓媛一直充当第二种人
——priest《脱轨》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新生儿入主的头一个月像一百年。一百年的孤独。她与婴儿父亲分房间睡，因为人们认为他需要好睡眠，白天才能有精力工作。她跟别人躺在大卧室里，婴儿床放在一边。闹钟总像是刚歇过气，就又响起。婴儿以无声的霸权统治所有人，更用责任感和负罪感的长鞭来驱使她。
——张天翼《如雪如山》
独立判断的艰巨性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的要求。 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 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徳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徳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徳判断是艰巨的任务。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你看，保持独立判断，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直到现在都一直抵触一种“责任感”，非常不愿意以任何我不喜欢的方式努力，而且，一思考金钱问题就觉得烦躁（当然花钱还是喜欢的）。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纽约时报》的律师辩称，这篇宣传广告是由六十四名知名人士签署的，如果他们知道内容不实，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诽谤行为。至于《纽约时报》，他们并没有责任要对发表的东西都做精确的核实，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有权决定是否发表。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并且，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你也一定注意到了，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诬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使他们有可能生存下去。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普罗米修斯式的权力—释放带有不可预知后果的过程-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社会：他们沉浸在消费中而无力承担对人类世界的责任或不了解他们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在她的前言中注意到，无思想（本身与人类公共世界的丧失有关）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而她大声思考的目的确实是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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