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幸存的犹太人，武尔夫写了大量记录、研究纳粹罪行的历史著作，但并不被重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主流历史学界强调所谓“客观视角”，幸存者的回忆被认为太过主观，将这种想法推至极端，便造成了某种诡异的研究局面：加害者证词比受害者证词更中立，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