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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东亚世界的一切政权，尤其对金朝而言，蒙古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付这样复杂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中材之主都不行，非雄才大略不办。不过，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卫绍王无非证明了，时代急需的英主，恰在此时此刻出现于金朝皇室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
周思成
隳三都
2026-10-04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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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图霸业几遭，青史留名一页。
——Priest《杀破狼》
全球经济导向也已经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比如金矿、麦田、油井，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
——雅克·阿塔利《未来简史》
胡毛相提并论，当然是不伦不类的。我敬爱胡适，我赞成他的政治民主论，但不同意他的文学民主论。至于左派的批评家们，他们向来是“挟大众以令作家”的。他们的作家们只是穿制服的“人类心灵的工程师”。 大众不懂文学，或者可以说，大众根本不在乎文学，是一种无可争论的现象。每逢三流演员（即俗称“明星”）过境，松山机场上必然蚁聚蜂拥，挤满了“大众”。
——余光中《逍遥游》
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似乎再没有比世袭君主制更容易遭人讥笑的了。父亲死后，整个国家便像一群牛一样，遗传给对人类以及对他自己还一无所知，处于襁褓之中的儿子，而此时最英勇的军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弃他们对帝国的自然权利，来到皇子的摇篮前双膝跪下，严肃声称将对他绝对效忠。我们在讲述这一情景时谁能忍住不发出愤怒的苦笑？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P110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关于财产持有的三条正义原则而诺齐克自己，就是要主张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要把个体权利放到最高位置。这种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至上论”，英文叫Libertarianism。拥有财产的第一步是获得财产，所以第一条正义原则就是“获取正义”。如果你最初获取的财产是正当的，比如是通过劳动占有天然资源，像是你开垦了一块无主荒地，自己种庄稼，没有侵犯他人财产，那持有就是正当的。接着，第二条就是“转让正义”：如果财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整个过程没有巧取豪夺，是通过自由自愿的交换或者馈赠，那转让就是正当。如果最初获取财产是正义的，转移的过程也是正义的，那幺你持有的财产，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如果整个社会的财产分布都符合这两条原则，那幺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过你肯定也想到了，哪有这幺理想的事，肯定会有违背两条原则的事情发生啊。诺齐克说，对，所以还要有第三条原则，就是“矫正正义”。对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财产持有，不管经历了多少变化，都要作出矫正。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不能单纯地基于生物学来划分或解释人类的性别和性向，人类的大多数现象一从智力到成瘾一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尽管如此，赫希菲尔德的贡献仍然是重大的，他为这些看似无法解释的个体身份寻求命名和生物学基础的冲动非常合情合理。他认为，如果他能对不符合传统二元标准的性别和性向提出科学解释，给它们命名并证明它们不是道德缺陷，那么就会改变很多人的政治处境。在赫希菲尔德的时代，以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性别和性向超出二元标准的人群会遭到法律的严惩，这不仅限于德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赫希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只要能够科学地验证那些被视为“反常”的身份的合理性，那么或许就能推动法律的变革。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的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 ……黄册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对于仍抱有早已覆没了的观念，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并非是他们面临的课题。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原理对政府各部门都有好处，可是对这些人就没有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的祖辈，即使有所了解，也不会关心。只有亲眼目睹别人优点的人，才会产生进行改良的冲动。大多数中国人就没有亲眼看见过，还有别的地方条件要比自己的好。而那些对别的国家有所了解的人，本可以了解得更多，但他们身负保守思想的桎梏。在中国，唯有大张旗鼓进行，小打小闹无益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不愿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虽然大众对这种局面已感到不满，但不满的情绪刚一露头，就被有效地压制下去了。所以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成了进步的对立面，阻碍了进步。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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