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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其中没有点滴普遍事实,但仍可要求被称作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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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2026-10-05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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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历史用墨水书写,活的历史则用鲜血。
——乔治·马丁《冰与火之歌》
对于康熙要求的这个“票”,以前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认为这标志着康熙开始限制天主教在华传播,也是后来雍正禁止天主教的开端。当然,从教会角度看,领票确实是多出来的麻烦,某种角度上也确实限制了传教士入华,但这并不表示康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康熙领票的核心要求是传教士不要改变,保持已有的利玛窦规矩。换句话说,康熙不是要改变而是要保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原有方式。从实际操作来看,康熙也完全没有限制天主教的意思。反而他多次鼓励传教士来领票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请于美领事,赦其(华尔)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如果这些原始资料让我们不仅有可能再现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还可以重新构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再要去忽略漠视它,便是十足荒谬的了。将个体的史学概念拓展到下层阶级,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目标。一些传记研究已经表明,在一个自身无足轻重,但也因此极具代表性、可以被视作宇宙缩影的小人物身上,仍有可能查考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层面的诸多特征。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可以这么说:《鲜血梅花》是我文学经历中异想天开的旅程,或者说我的叙述在想象的催眠里前行,奇花和异草历历在目,霞光和云彩转瞬即逝。于是这里收录的五篇作品仿佛梦游一样,所见所闻飘忽不定,人物命运也是来去无踪;《世事如烟》所收的八篇作品是潮湿和阴沉的,也是宿命和难以捉摸的。因此人物和景物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这是我在八十年代的努力,当时我努力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某些内部的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逻辑;《现实一种》里的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是从噩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为此,当时有人认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我胆小如鼠》里的三篇作品,讲述的都是少年内心的成长,那是恐惧、不安和想入非非的历史;《战栗》也是三篇作品,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对命运的关心;《黄昏里的男孩》收录了十二篇作品,这是上述六册选集中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一册,也可能是最令人亲切的,不过它也是令人不安的。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的不公正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对于整个杨干院事件,我们得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所有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都是出自罗显编撰的《杨干院归结始末》,内容不可避免地从罗氏主观立场来叙事。他们是否文过饰非,是否夸大其词,无从知道。法椿未必有那么邪恶到底,而罗显,也绝非一只善良的小白兔。历史的复杂性和迷人之处,也许就在这里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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