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刻画中，任何真实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这种力量决定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预先决定或取消了任何未来之事的意义或无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除了通过从中撤离并返回孤独状态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逃离这一共同的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琐屑”的出路。那种孤独状态，曾被巳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用来对抗政治领域。... 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中，关键在于: "Das Licht der Öff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 ( "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 这一讽刺性的、昕起来悖理的陈述，已经成为事情的真相，并实际上构成了对于我们生存境况的最简明的论断。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她在理解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品和个性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才能。这种才能可以归结为精敏的判断力和深透的理解力。判断力乃是对差异进行细致甄别的能力，它关心的是运用普遍原则时情境或细节的特殊性。而理解力（理性）则是对事物的整体进行把握的能力，它关心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或形相（ei-dos）。一种从判断力提升而来的理解力，最终使事物在经验中重新聚集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的整体：这不仅仅是得体，而且包含着穿透力。不像罗兰•巴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从这一视角来看，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中展示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之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是说，成为人；同样地，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才能进入到人性的世界历史之中。一个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他就会是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使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从主观上说乃是“无限沟通的意愿”，在客观上则在于普遍的可理解性这一事实。人类的统及其团结，不可能建立在对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或一种政府形式的普遍一致的赞同之上，而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多”（manifold）总是指向着一种“一”（oneness），多样性隐藏同时又显示着这个“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正因为莱辛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他才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而这样一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然而，莱辛却为一件曾令哲学家们(至少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非常苦恼的事情而感到欣喜，这件事就是：真理一经说出，它就立刻转化为许多意见中的一条，于是便被人争论，被人重构，被人简化为谈话中的一个主题。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一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当逃离无法通过绕开或遗忘现实来完成之时，正如有人认为自己过于善良和高贵，以至于不能与世界相对扰，或者他无法面对蔓延世界的绝对"否定性这时即使是彻底的逃离和反抗力量，也要受制于既定的时代。例如，完全忽略纳粹让人无法忍受的愚蠢的喋喋不休，这对人是多么有吸引力啊!然而，元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我当然不想断言，那白种"内在移民"作为从世界向隐匿处、从公共生活向匿名状态(当这种匿名状态成为事实，而不只是那种充分利用内在资源以缓解良心压力的借口)的逃离，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唯一可能的态度。在黑暗时代的衰微中，只要现实没有被忽略，而只是一直被当做需要逃避的对象，那么离开这个世界就总是合理的。当人们选择逃离世界时，私人生活同样也能构成一种很有意义的现实，尽管它仍然力量微弱。只要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现实的现实性并不在于它的深度照会中，也不来自什么隐私，而只存在于他们所逃离的世界之中。他们必须要记住，他们是在不断地逃跑，而世界的现实性就在他们的逃离中确凿地显现出来。因此，逃避现实的真实动力来自于迫害，而逃亡者的个人力量也随着迫害和危险的增加而增加。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是“什么”（wha）—这与他是“谁”（who）这一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并且这一问题的答案永远不能是：我是独一无二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人》（To 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的。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鲜。这些情况，早在三十年前就被萨特在《恶心》（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著作）中用坏良心（bad faith）和严重感（l’esprit de sérieux）描述过。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对同样境况的描述也出现...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事实是，她从未有过任何写作抱负或对写作的特殊愿望，更不用说去当一位作家了；她在非洲写下的很少一点东西可能被她扔掉了，因为写下它们只是为了“在干旱季节”减少她对农场的忧虑，并消除她无事可干时的烦躁。她只有一次“写了篇虚构故事去弄钱”，而且尽管《天使的复仇》（The Angelic Avengers）确实赚到了些钱，它也引起了“麻烦”。因此，她开始写作，完全是“因为她必须谋生”，而她“只会做两件事，厨艺……也许还有写作”。她先是在巴黎、后来在非洲学会了如何烹饪，这主要是为了款待她的朋友，而为了让朋友们和土著居民高兴，她便自己教自己如何去讲故事。“如果她能一直待在非洲的话，她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作家。”这是因为，“我，我是一位讲故事的人，而非别的什么。吸引我的是故事，和讲述它的方式”（“Moi, je suis une conteuse, et rien qu’une conteuse.C’est l’histoire ellemême qui m’intéresse,et la façon de la raconter”）。她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它们之所以仍然没有被人讲述的原因，按伊萨克•迪内森的说法，乃是人们想象力的缺乏。因为只有在你能想象发生的事情并在想象中重复它时，你才能看到故事。并且也只有在你很有耐心地讲述和重复它们（Je me les raconte et reraconte）时，你才能很好地讲述它们。显然，她整整一生都在做这件事，但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位艺术家，甚至不是为了成为她在书中提到过的智慧而老练的职业的讲故事者。如果不能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一次生命，你就永远不能活得充分，“缺乏想象力”因而妨碍了人们的“生存”。“对故事的忠诚”，正如她书中...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从历史方面来看，内特尔先生最杰出、最具原创性的成就，在于他对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peer group）的发现，以及指出了罗莎·卢森堡对于源自“同龄群体”的波兰团体的终生的、亲密的但又小心隐藏起来的归属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被完全忽视的源头，但这并非革命的源头，而是20世纪革命精神的源头。这一背景性的群体，甚至在20年代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共相关性，如今它已经彻底消失了。它的核心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较晚被同化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罗莎·卢森堡熟读过歌德和莫里克，她有着极好的文学趣味，远远超过她的那些德国朋友），同时有着俄国式的政治结构，但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的道德标准却完全是他们自身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雅斯贝尔斯在战后的许多演说，他的论文、讲稿、录音广播，都被一种深思熟虑的普及化的努力所引导。这一努力试图不使用专业术语来谈论哲学也就是说，它具有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人都可以凭借理性和自身的生存”关切来理解哲学这在哲学上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真理与沟通被理解为同一者。……从一种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所面临的崭新现实中所包含的危险在于：这种建立在技术化的沟通手段和暴力之上的人类的一体化摧毁了所有的民族传统，埋葬了所有人生存的本真起源。这一破坏进程甚至可能被人理解为：它是所有文化、文明、种族和民族的人群之间得以最终达到相互理解的必要前提。然而其后果是：人变得肤浅了我们所知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人，现在变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而且发生的还远不只是人的浅薄化；事情仿佛是，整个作为“深度”的那一维都彻底消失了，而如果没有这一维度，人的思考，即使只是技术发明层面上的思考都不再可能存在。这种下降并不只是降低到人们所共有的“最小公分母”为止，它最终抵达的，将是一种我们在今天无法想象的平面状态。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无限的沟通”乃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理念，即使它不是中心理念。关键在于，在他这里，“沟通”第一次不再被设想为对思想的“表达”从而派生于思想自身。真理本身就是沟通性的，它离开沟通就会消失并且无法想象。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饶勒斯进行完一次雄辩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奚落了一番卢森堡的盲目的激情，但却一下子找不到人翻译他的话。于是罗莎站起来并重复了他令人激动的演讲：从法语译成完全对等的德语”。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处。而这样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莱辛的一句话中发现，对真理与人性之关系中最深刻之物的谈论，似乎是对他所有著作中包含的智慧的总结陈词这句话是：“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莱辛同样生活在“黑暗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被时代的黑暗所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这些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性的温暖中寻求光与启明的替代品，而这种光与启明只能由公共领域带来。然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对一个像莱辛那样的人来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受限的世界中，只有很少一点空间；在那里，人们挤在一起来彼此温暖，他们从他那里远离而去。但他依然对可争论之物进行论辩，他宁可忍受孤独，也不要那种抹平一切差别的兄弟般的过度亲密。他从来不想真的和与他辩论的人争吵；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众所周知，古典作家们认为朋友对于人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支持这一看法时，他们很少会考虑我们在不幸时需要朋友帮助这一点，相反，他们宁可认为，除非有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快乐，不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或好运可言。当然，古代也有像“患难方知真朋友”这样的格言；然而，那些无须这种证明就被我们视为真朋友的人，才常常是我们不用掩饰就可以与之同喜悦、共欢颜的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对这一叙述活动感到亲近，因为我们同样有回忆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其中我们将这些事件与我们自身和他人关联起来。因此，我们经常会产生出“诗意”，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人类的潜在可能性；可以说，我们经常在期待着它从人类身上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对已发生之事的叙述便成为一种对时间的中断，一个成形的故事作为新芽就被嫁接到世界的树干之上。通过诗人或史家的具体描写，对历史的叙述便获得了持存和不朽。因此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一哪怕只是一个罕见的故事。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离开这些故事而存在，这一点我们通过自己的非诗意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哲学、分析和格言，无论它们多么深刻，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都不能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相提并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迫害的压力下，受迫害者相互移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他们中间的空间—我们在前面称之为“世界”，它在迫害发生之前理所当然地存在于他们之间―完全消失了。这样就产生出一种人类关系的温暖，它几乎就像一种物理现象那样，穿透了每一位有过这类群体经验的人。当然，我并不是想说这种受迫害人群中的温暖就不伟大。如果它充分发展的话，它确实可以养育出一种在其他情况下非常罕见的仁慈和纯粹的善。它也经常是一种活力的来源、一种仅凭活着就能产生的快乐乐的来源，它甚至能让人认为，只有在那些按一般说法是“被侮辱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之中，生命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但是在这样说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种氛围所具有的魅力和力量的增长，同样取（决于下面的事实：世界中的底层人们在享受着这种伟大的特权时，也被免除了关心世界的责任。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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