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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句子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带向了人间地狱。是的，人类的终极发展规律不可能被尘世中有限的人类全然知晓，我们不能宣称自己掌握了某种绝对真理而不择手段地要求人们为了这种貌似崇高而且善良的目的去行动。

——罗翔《法律的悖论》

24岁的杭州女孩郑某华，拿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向病床前的爷爷报喜，没想到照片流出后，她因染粉色头发而遭遇大规模网暴。人造谣“老少恋”，咒骂爷爷的健康状况；有营销号照搬图片，编酱“专升本”的故事卖课坑钱；有人“发色鉴人”，抛出“一个研究矩头发染得跟酒吧陪酒的一样”的荒谬言论…网暴事件后，郑某华患上了抑郁症。

——罗翔《法律的悖论》

我们活在不断流逝的瞬间之中，但每一个瞬间又都是永恒的一个刹那。就在你刚刚阅读那本书的几分钟内，我们思考了一些作为人类才会思考的问题，短暂的瞬间已逝去，但它却汇入了时间的长河，成为永恒的一部分，我们的短暂也仍然可以触摸到永恒的脉搏。

——罗翔《法律的悖论》

法律问题非常复杂，任何一种立场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不宜陷入独断论2的恶性循环。作为一种智识上的鸦片，独断论往往需要更多的独断来证明自己的正确。现实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折中立场有一定合理性，在将来修改刑法时可以予以考虑。一种用片面的、孤立的、绝对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

——罗翔《法律的悖论》

心理学家津巴杜做过一个实验，他将车停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好几周过去了，车都没出什么问题。后来津巴杜用锤子把车的挡风玻璃砸了，此后，很多人都自发地加人砸车行列，车最后几平报废。从这个实验中，津巴杜得出结论，一辆置于公众场合的被题车辆，会将人们毁坏财物的犯罪倾向释放出来。

——罗翔《法律的悖论》

因此，我们必须坚守形式逻辑，“违反国家规定”的语义范围比“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语义范围要广，司法机关不能放任立法机关的错误，而应该进行相应的补正解释，弥补立法机关的错误。

——罗翔《法律的悖论》

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义务都是法律义务，比如，父母抚养幼儿，最初只是道德义务。一百年前，父母遗弃孩子最多只是受到道德谴责，谈不上违法犯罪。如果生了女孩，溺婴也司空见惯。在那个时候，父母并无法定义务去抚养幼儿，幼儿自然也没有法律上的权利要求父母抚养。随着时代变迁，法律将这种父母自愿承担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孩子也就拥有了要求父母抚养的权利，如果父母拒绝抚养就侵犯了孩子的人身权利，可能构成遗弃罪。

——罗翔《法律的悖论》

二战前就有大量的刑法学者为国家主义背书有人就认为法益是国家所保护的利益，国家是最高位阶的法价值，只要是国家规定的犯罪，那它都是合理的，因为背后都有国家所需要保护的利益。刑法也就成为一种单纯维护社会稳定的控制手段，法治限制刑罚权的诫命被彻底放弃。

——罗翔《法律的悖论》

如果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视为一种形式上的社会契约，公共意志的形式保证了法律形式上的正义，那么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则是论证了法律实质上的正义。无论如何，法律都不能剥夺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因此现代社会不再允许酷刑，不允许游街示众，要把犯罪人当人。

——罗翔《法律的悖论》

北宋神宗年间，宋朝对西夏用兵，大败。神宗震怒，御笔一批要将一名督运粮食不利的官员给斩了。第二天，神宗问宰相蔡确，人斩了吗？蔡确说，不可斩。神宗问缘由。蔡确回答道：“按照祖宗之法，不可杀士大夫，不能从您这开这个风气。”神宗非常生气又无可奈何，提议将那人刺配边远地区。结果副宰相章惇说那还不如杀了，理由是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极为生气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直接回怼：“这种快意事，不做也好”。

——罗翔《法律的悖论》

比如，甲女曾遭名人张三强吻猥亵，后甲要求张三向其赔偿100万，否则就要让此事路人皆知（猥亵索赔案）。甲作为被侵权人当然有权要求张三赔偿，但是赔偿100万似乎超过了法律限度。

——罗翔《法律的悖论》

李四两岁的弟弟被车撞了，司机逃逸。李四正好从旁边过，弟弟向哥哥求救。李四要不要救？李四正准备去救，结果李四的老婆冷冷地说：“你老爸老妈可只有一套房。”李四想了想，对弟弟说：“你放心去吧，我到时会给你烧玩具的。”李四构成犯罪吗？很遗憾，李四有数助弟弟的道德义务，但是没有法律义务，法律并不强迫哥哥教助弟弟，所以不构成犯罪。

——罗翔《法律的悖论》

当初那些批评新法的人又来说新法的好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认为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此皆乱化之民也。”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所以老百姓也就不敢再议论法律了。

——罗翔《法律的悖论》

对于这些悖论，我无法提供答案，只能呈现思考过程。希望在这个探讨和思考的过程中，能锻炼自己的思维，承认理性的有限，走出刺猬式的思维独断，接受狐狸式的多元包容。

——罗翔《法律的悖论》

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并不必然是每个个体的结合。很多人认为，只要不造谣就没事，但是法律不仅惩罚虚构事实的诽谤，还惩罚损害他人名誉的侮辱，用真实的信息损害他人名誉也可以构成侮辱。事实上，主观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是很靠不住的东西，也存在巨大的偶然性。有时，当你的目标达成，可能没有太多喜悦，反而会产生一定忧伤和空虚。有时，当你的目标受阻，可能也不会难过，因为这正好给了你放弃的借口。甚至，主观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毒品的放纵来便捷地促成。王尔德在戏剧《温夫人的扇子》（LadyWindermere'sFan）里说：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里说的不幸都是主观上的幸福感。

——罗翔《法律的悖论》

“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霍布斯《利维坦》

——罗翔《法律的悖论》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约束，人很难自愿选择高尚，所以法律必须维护底线的道德，才不会让高尚道德没有根基。但法家只看到群众的人性之恶，没有注意到执法者也不过芸芸众生之一员，他们内心也有幽暗的成分。

——罗翔《法律的悖论》

用政令治理百姓，用刑法整顿民众，人们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无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民众，人们不仅会有羞耻之心，且有归服之心。

——罗翔《法律的悖论》

这种有限性提醒我们要学会谦卑，不要在自己看重的事情上附着不加边际的价值，要学会接受对立观点的相对合理性，这样方可丰富我们对全局的认识。

——罗翔《法律的悖论》

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部分，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去对世界做整体性的把握，但人类的思维又不安分于对世界碎片化、局部化的认识，因此当我们试图跳出我们的经验事实，想对世界做整体化思考的时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

——罗翔《法律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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