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子 ▼

超长句子

回溯自己的过失需要些勇气，现在，撒弥天大谎还不以为意者大有人在。应该说，撒谎并非小事，一个人撒谎还无碍大局，全国人民都撒谎，这个国家就完了。

——崔永元《不过如此》

38岁生日前一天，我从恶梦中醒来，心狂跳不止，刚才又梦见数学考试了，水池有一个进水管，5小时可注满，池底有一个出水管，8 小时可以放完满池的水。如果同时打开进水管和出水管，那么多少小时可以把空池注满？呸，神经吧，你到底想注水还是想放水？

——崔永元《不过如此》

有人说，朋友是一面镜子，而这样的朋友就像哈哈镜，你的不足是他的长处，有这样的参照，你就不会轻易沾沾自喜，你永远无法并行的朋友让你知耻而后勇。

——崔永元《不过如此》

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应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读出来的知识渗进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色，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崔永元《不过如此》

朋友，是这么一批人。是你快乐时，容易忘掉的人。是你痛苦时，第一个想去找的人。是给你帮助，不用说谢谢的人，是惊扰之后，不用心怀愧疚的人。是对你从不苛求的人，是你不用提防的人。是你败走麦城，也不对你另眼相待的人。是你步步高升，对你称呼不改变的人。

——崔永元《不过如此》

桃花源的独自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那位渔人的偶尔进入引动传播，而传播又必然导致异质介入。因此，陶渊明选择了一个更具有哲学深度的结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于被重新寻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虽不知外界，却严防外界，在渔人离开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背叛了这个叮嘱，出来时一路留下标记，并且终于让执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结果是，太守派人跟着他循着标记寻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隐士闻讯后也来找，同样失败。陶渊明借此划出一条界限，桃花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天地，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那位老人对我们的爱，已经与他的生命等量齐观。因此，在他生命结束时，也要我们陪伴。那盆越燃越旺的火，映照着他越来越冷的身体。他想用烈火，把我们与他熔成一体。结果，与历史上无数次证明的那样，因爱而毁灭、而断裂。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政文两途，偶尔交错。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这是机缘巧合、天佑中华，而不是由政治带动文化的必然规律。其实，这种“政文俱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我曾经亲自考察过人类其他重大的古文明的废墟，特别注重那里的文字遗存。与中国汉字相比，它们有的未脱原始象形，有的未脱简陋单调，有的未脱狭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边，在中东的烟尘中，在南亚的泥污间，我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断和湮灭的技术原因。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清楚。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法家当然还会层出不穷，而且往往是，书运越衰，书家越多。这是因为，文化之衰，首先表现为巨匠寥落，因此也就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向往、失去了等级、失去了裁断，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猴子总比老虎活跃得多、热闹得多。也许老虎还在，却在一片猿啼声中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时间一长，自信渐失，虎威全无。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708天。告诉你一件事儿，李米，几乎都快成真的了，我今天早上我到了机场，我站在大厅里，那一刻思念像一条在草上爬行的蛇。我突然想要回去了。我买了机票，过了安检，一直走到登机口！——最后我还是出来了，机票钱退了一半。我多想回去啊，你知道吗？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湖底对自己是无底的，岸对自己也无岸。它的水对自己也是不湿不干的，它的波浪也不感单一或个别。这些波浪在既不小也不大的石头周围，对自己那听若无闻的轻声细语轻声细语。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430天。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李米，也许我已经成了你父母想要的那种人，谁知道。昨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昆明，我突然一下哭了。你还在等我吗，李米？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记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那批勇敢的斗士发布文告，宣布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最终结束，文告最动人的亮点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最后所署的年份—— 黄帝纪年四六〇九年什么都包含在其中了。好一个“黄帝纪年”！

——余秋雨《中国文脉》

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这样的人，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见过。

——余秋雨《中国文脉》

这是因为，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种人格，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温热。

——余秋雨《中国文脉》

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还是在扮演。例如，不少沉溺“国学”极深的人，可以在国运危殆之时轻易弃“国”，成为汉奸，像罗振玉、郑孝胥、周作人、梁鸿志、胡兰成等等都是如此。后来，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斗士”，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直到今天，不少在传媒上最具攻击性的文人仍然喜欢“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后矛盾。

——余秋雨《中国文脉》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余秋雨《中国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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