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子 ▼

超长句子

群里穿出来，我便走上前拦住了他们，他们果然也是刚到喀布尔，和我一样在寻找住处。我告诉他们附近楼上有便宜旅馆，可以去试一试。虽有些委屈，我还是对他们说：“旅馆的人不让我一个人住，假使可能，请你们算上我。”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放下行李，坐在楼梯上等待。几分钟后，他们下楼来告诉我可以了，三个人住一个三人间，每人三美金。我当然知道自己被拒绝的原因：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单身女人。日在塔利班统治时期，法律禁止妇女上学、工作、单独上街，规定妇女出门必须穿戴布卡。现今塔利班的禁令虽已废止，但动荡不安的时局使得大多数人仍恪守禁令，剃掉胡须的男子虽然很多，不穿布卡出门的女子仍然很少。在喀布尔的大街上，除了年幼的女童，偶尔也会瞥见只披头巾、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子，她们大多是电台播音员之类的职业妇女，行色匆匆，而且身旁都有男性陪同。这种状况在阿富汗南部更明显，除了一些正在上学的小女孩儿敢于只披着头巾出门，成了家的女子上街几乎没有不穿布卡的。我既没有穿着布卡，也没有男性陪伴，头巾下还祖露着一张异国人的脸，竟然斗胆行走在喀布尔的大街上，难免会招来围观和蔑视。我原以为战争已经告一段落，阿富汗各地逐步平静下来，在喀布尔这样的北方城市，我大约可以自由行动，不会遇到什幺障碍，可这个旅馆经理一开始就让我吃了一记闭门羹。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自从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以来，这场为期十年的侵略战争造成一百四十多万阿富汗人死亡，迫使二百八十多万人逃往巴基斯坦，二百六十多万人流入伊朗，流落到世界各地的阿富汗难民总数达六百多万，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并非因为阿富汗的富饶或美丽足以引发他人的觊觎，而仅仅是因为它在军事空间上具有某种“关键性”。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阿富汗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可是在接连不断的各种灾难中，又有两三百万人沦为难民。以上这些数字出自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实际难民人数则说法不一，而这些灾难性的数字是如此庞大，不知人们能否想象得到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真实情形。阿富汗难民大都集中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时间一长，众多难民便成了两国的沉重负担。虽然巴基斯坦政府设置了难民营，但缺食少药使得在难民营里等待国际援助的人们成批地死于饥饿与疾病。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可以料想得到在此过程中，民族性格里的那份纯朴与天真虽然珍贵，却终会与其他文化传统一道随着发展而慢慢流失。虽然这里人们的坦荡天真与我的性格非常投契，可我当然不会自私地希望他们在发展中永葆天真，也当然会在他们的变与不变之间保留自己悄悄的叹息。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虽然我也只是来“看一看”，但我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善良和真诚来面对这个世界中真实的残酷，我们的真诚和善良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那样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 “善良有用吗？我们如何才能在自己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是让我们的善良变得虚弱或者变成虚伪？” “我们又该如何保持自己的真诚，而不是让真诚变成夸饰，使它一碰到现实就马上破裂或者演变成掩饰虚伪的自欺欺人？”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独自一人在路上，难免会碰到男子的示爱甚至求婚有时是儿戏，有时是膨胀的欲望或赤裸的调情，有时却是改变生活的渴望一当人们厌恶了自己的生活时，常常会误以为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具有一种新鲜而刺激的力量，能将自己的生活改头换面。然而，力量存在于内心，倘若自己没有力量，别人也无法给你。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我看到他们，忽然心痛难忍，又对自己游客的身份感到十分羞惭。我靠在车窗上，难过得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幺？可实际上，我什幺也做不了（指作者自己在柬埔寨）。现在在阿富汗，我的情形也是如此。你正在为阿富汗做点什幺，不像我，只是一个游客。我常常为自己游客的身份感到为难，感到羞惭。”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一直以来，阿富汗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而基本上是由民族、部落、家族和群体的概念构成，其中还夹杂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派别。因此，民族，部落和宗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极大，各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德政治主张、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和风俗习惯，许多部落还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期以来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各民族、部落与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自1919年阿富汗独立以来，独立之后的历届政府都曾试图加强对境内各民族和部族的控制，但都遭到强烈而惨酷的反抗。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阿富汗大约有30个民族，而在阿富汗的社会生活中，普什图族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都占着统治地位，不仅阿富汗的历代国王和军政要员均出自该民族，而且塔利班武装也几乎全部由普什图族人构成，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普什图族与其他民族和部落之间在宗教和利益上的难以协调和经常性冲突。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有时候人们会问：“你一个人再路上，不会感到孤独吗？” 我很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即便出发时是只身一人，一旦我来到了路上，我便能够碰到不同的人，便会不感到孤单。我曾凭借着对真诚和信任的理解增强着自己对生活的信心，并将在与不同的人交往时对这种真诚和信任的发现当作我能够从自己的漫长旅程中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弄清这一点，我在喀布尔的集市上买了一套布卡。布卡由头套和围罩两部分组成：头套顶部缝着一个用布缠着的箍子，沉重的箍子可以让布卡稳稳地卡在脑袋上而不至于轻易摇摆；头套的眼睛处缝着一片网格，头套里的人通过眼前的网格来视物、呼吸；头套往下是一个多褶的灯笼般的大围罩，它将人的身体完全包裹住，只露出双脚一一副合适的布卡应该不长不短，恰好垂至脚面，能将大部分鞋子遮住。后来我在别处发现，布卡也如时装般在长短和颜色上各有差异。可这个大布罩十分憋气，即使有那一小片布网也无法看清面前的路，这简直比不穿布卡更危险。我知道若是天天穿着它，自己终究会像阿富汗妇女一样行动自如，但在喀布尔时我一直没鼓起勇气穿它出门，直至去了南部它才派上用场。装为），一而当我穿着绿色的长裙长裤、披着头巾行走在喀布尔街头，或一头扎进当地集市时，就要习惯男人的瞪视、孩子的口哨，以及别人的讪笑和有意无意对我身体的冲撞。我还要经常提醒自已，人家并没有请我来这里，也没有不让我穿布卡，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然而怒气还是日渐积聚。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此时我们身后又来了一辆班车，车子响了下喇叭，我朝车子摇了摇头。没想到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我。“拿着，坐车去！哪里有省这个钱走去卡里马巴德的道理！” 我坚决不接受。他生气地把钱塞进我的背包，开着摩托一溜烟跑走了。到了前面一百米远的地方，他停下来回头看看我，我攥着那钱向他挥了挥手。他重新把头巾裹到脸上，真的走远了。在当今世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已不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必须面对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多少显得有些被迫和勉强。可以料想得到在此过程中，民族性格里的那份纯朴与天真虽然珍贵，却终会与其他文化传统一道随着发展而慢慢流失。虽然这里人们的坦荡天真与我的性格非常投契，可我当然不会自私地希望他们在发展中永葆天真，也当然会在他们的变与不变之间保留自己悄悄的叹息。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人性自由与伊斯兰信仰的结合，这是多幺鼓舞人心愿意的设想。然而面对世界的残酷真实，这更像是一种乌托邦。有多少时候，乌托邦似的理想仿佛只是作为一种人性的证明而存在。管时或识小三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因此，当后来结识了三个巴基斯坦青年时，我就有意与他们讨论起这个伊斯兰国家的自由问题。他们要自由，也要伊斯兰，试图设想一种将伊斯兰传统和人性自由结合起来的完美模式。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他们哪里知道，我那诚挚的表象下完全是副狡猾的心思：我并不在乎问题的答案，只是想跟他们交谈。只有通过交谈我才能接触他们，他们才不至于如同气味一般从我眼前飘忽而过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在自己的记忆里收藏他们的痕迹。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我说：“站长，要不你也上车来一起说说话吧，我睡不着。”他就打开车门上来，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面对着车窗外璀璨的群星和群星下黑黝黝的无际森林，我们聊了很久。他说了很多，说起他在这片森林里的生活，他的家庭、妻子和女儿。我沉默地听着。我们凝望着眼前的斗转星移，四周是同样沉默的莽莽森林，他的话语融化其间，似近似远。那个夜晚，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那幺年轻美好，那幺意味深长。天空上，星星很大很美，或者说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是那幺大，那幺美。…… 亲爱的陌生人，除了在记忆中，我到哪儿可以找到你们呢？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因为癌症隐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带有偏见—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惟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他怀疑德国人出于他们受伤害的自尊，现在正为自己塑造一种新的形象，他们想象自己是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拯救世界的民族。这些满怀敬畏之情的观众见证了元首的专机穿过云雾笼罩的崇山峻岭，逐渐下降到地面；他们共享的悲剧性历史在悼念战场死者的仪式中被唤起一正如马克西米利安给我们描述的那样，在悼念仪式中，希特勒、赫斯和希姆莱伴着一首使整个民族的灵魂都从内心深处激动不已的丧礼进行曲，迈步穿过宽阔的大道，两边站着那些排得笔直、由新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由一动不动的德国人体组成的行列和队伍；人们看到那些为祖国的毁灭奉献了一生的士兵，看到旗帜组成的森林在照进黑夜的手电筒光下神秘地飘动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此外，还出现了对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的预测。现实少说也经历了两次分裂，裂为真实存在之物与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图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投影。不过，对人们来说，既然真实事件似乎经常与图像一样缺乏现实性，需要通过自己的图像来确认自身，那幺，我们对事件的当下反应，就得采取与之相适的计算方式，从事件以投影的、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影像中来确认事件。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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