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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目的和自由》整个自然像2是并无目的的。日何为而耀?地何为而运转?山何为而峙?水何为而流?云何为而舒卷?风何为而飘荡?这些全属自然,去不是无目的可言?2.《如何解脱人生之痛苦》世界各大宗教,莫不于观察人生处有特见之深入,但似乎他们都一致承认人生本质,乃一痛苦过程,人生本质既是一痛苦,则寻求快乐,绝非人生之正道。良以痛苦的本质,而妄求快乐,其最后所得,只有益增苦痛,而其所谓快乐者,亦绝非真快乐
——钱穆《人生十论》
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向外的要在外建立,向内的则要把外面拆卸,把外面遗弃与摆脱。外面的遗弃了,摆脱了,然后你可走向内。换言之,你向内走进,自然不免要遗弃与摆脱外面的。
——钱穆《人生十论》
其实中国人讲国,仅指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必有一政府。中国人讲天下,这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政治永远不能包括尽了全社会,全人生。社会还是永远在政府之上。这是中国人的旧观念。天下是指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生。政治是只能管到人生中间的一部分。
——钱穆《人生十论》
国民教育四字就是西洋化,西洋头脑。开始于普鲁士,慢慢推及到欧洲各国。他教你做个国民,奉公守法。你这着一个国家的国民,你要懂得要服从这个国家的法律。但中国人的教育不是要教你做个国民,是要教你做个人。这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钱穆《人生十论》
可见言论思想自由,实际该向内向自己觅取,不能向外向社会争求。言论思想之自由如此,凡属人生行为之一切自由,实则无不皆然。若我们不明白这一层,则社会纵使给与我以种种自由,而我仍可无自由。故社会立法至多可使我们不不自由,而不会使我们真有了自由。
——钱穆《人生十论》
与蒙田同一个时代的一位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给想象注入了同情和怜悯之心,他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这样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因此当希特勒德国的疯狂进攻开始后,已经噩梦缠身的肖斯塔科维奇又得到了新的噩梦,而且这一次的噩梦像白昼一样的明亮和实实在在,饥饿、寒冷和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死亡如同杂乱的脚步,在他身旁周而复始地走来走去。后来,他在《见证》里这样说:战争的来到使俄国人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悲伤的权利。这句话一箭双雕,在表达了一个民族痛苦的后面,肖斯塔科维奇暗示了某一种自由的来到,或者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权利”。显然,专制已经剥夺了人们悲伤的权利,人们活着只能笑逐颜开,即使是哭泣也必须是笑出了眼泪。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这几乎是一切叙述作品的命运,它们需要获得某一个时代的青睐,才能使自己得到成功的位置,然后一劳永逸地坐下去。尽管它们被创造出来的理由可以与任何时代无关,有时候仅仅是书呆子们一时的冲动,或者由一个转瞬即逝的事件引发出来,然而叙述作品自身开放的品质又可以使任何一个时代与之相关,就像叙述作品需要某个时代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一个时代也同样需要在叙述作品中找到使其合法化的位置。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美国化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化的全球化。500年前一船欧洲的廉价物品可以换取一船非洲的奴隶,现在一个波音的飞机翅膀可以在中国换取难以计算的棉花和粮食。全球化的经济不会带来全球平等的繁荣,贸易的自由化也不会带来公平的交易。这是因为少数人拥有了出价的权利,而绝大多数人连还价的权利都没有。P145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意识到繁荣会改变人的灵魂,这是可怕的改变,它就像是一个美梦,诱惑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它让人们相信了虚假,并且去怀疑真实。就像是充斥在韩国电视里的肥皂剧和大街上的流行歌曲一样,告诉你的都是别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你自己的生活。那些贴上了大众文化标签的商品一它们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其实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大众,它们就像商店里出售的墨镜一样,让大众看不清现实的容貌。P134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因此这是一个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或者说他的优秀之处正是在于他以普通人的普遍方式生活着,兢兢业业地去承担命运赋予自己的全部责任,并且以同样的态度去品尝那些绵延不绝的欢乐和苦恼。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迷恋往事的原因,因为消失的一切都会获得归来的权利。在文学和音乐的叙述里,在绘画和摄影的镜框里,在生活的回忆和梦境的闪现里,它们随时都会突然回来。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深陷在绝望之中,或者说能够超越绝望,这应该是同等的两种不同的生存状况。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绝望吸引,也更容易被它感动。因为绝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说绝望是一种彻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种变化的情感。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迷恋往事的原因,因为消失的一切都会获得归来的权利。在文学和音乐的叙述里,在绘画和摄影的镜框里,在生活的回忆和梦境的闪现里,它们随时都会突然回来。于是艺术家们,尤其是诗人热衷于到消失的世界里去寻找题材,然后在吟唱中让它们归来。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事实上,是保守还是激进,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看法,它从来都不是音乐的看法。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结東,与那些时代有关的看法也同样在劫难逃。对于音乐而言,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保守的音乐和激进的音乐,音乐是那些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民族的人,那些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认识,以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形式,最后以同样的赤诚之心创造出来的。因此,音乐里只有叙述的存在,没有其他的存在。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正是那些隐藏在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它们像岛屿和礁石散落在大海里那样,散落在内心各处,而且深藏不露,它们等待着叙述之船的经过,让其靠岸,也让其触礁。这几乎是所有伟大的叙述者都要面对的命运,当巴赫为两个合唱队和两个管弦乐队写下《马太受难曲》时,他不断地要让宣叙调的独唱去打断合唱队的对唱。随时插入到原有叙述中的新的叙述,成为了改变方向的否定式叙述,而且时常是当它刚刚否定了前面段落的叙述后,紧接着就会轮到自己被新的段落所否定。乐曲在叙述的轮回里死去和再生,作曲家的内心也在经历着一次次如同闪电般短促的人生,或者说他的乐曲成为了他内心经历的录音。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因此当希特勒德国的疯狂进攻开始后,已经噩梦缠身的肖斯塔科维奇又得到了新的噩梦,而且这一次的噩梦像白昼一样的明亮和实实在在,饥饿、寒冷和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死亡如同杂乱的脚步,在他身旁周而复始地走来走去。后来,他在《见证》里这样说:战争的来到使俄国人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悲伤的权利。这句话一箭双雕,在表达了一个民族痛苦的后面,肖斯塔科维奇暗示了某一种自由的来到,或者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权利”。显然,专制已经剥夺了人们悲伤的权利,人们活着只能笑逐颜开,即使是哭泣也必须是笑出了眼泪。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如今,瓦格纳和李斯特都已经去世,关于激进的音乐和保守的音乐的纷争,也已经远离他们。如同一辆马车从驿站经过,对勃拉姆斯而言,这是最后的一辆马车,车轮在泥泞里响了过去,留下了荒凉的驿站和荒凉的他。纷争的马车已经不愿意在这荒凉之地停留了,它要驶向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城市。勃拉姆斯茕茕孤立,黄昏正在来临。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这几乎是一切叙述作品的命运,它们需要获得某一个时代的青睐,才能使自己得到成功的位置,然后一劳永逸地坐下去。尽管它们被创造出来的理由可以与任何时代无关,有时候仅仅是书呆子们一时的冲动,或者由一个转瞬即逝的事件引发出来,然而叙述作品自身开放的品质又可以使任何一个时代与之相关,就像叙述作品需要某个时代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一个时代也同样需要在叙述作品中找到使其合法化的位置。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美国是一个黑和白的国家。她说美国的问题就是黑人和白人的问题,美国已经没有印第安人的问题了,因为美国已经忘记印第安人了。这就是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的今天。1963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一我有一个梦想。其中的一个梦想是“昔日奴隶的子孙和昔日奴隶主的子孙同席而坐,亲如手足”。可是在马丁·路德·金梦想中的友善的桌前,印第安人应该坐在哪一端?P153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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