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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句子

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然而，亦如麦康奈尔一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心理学家妮奥贝·韦（Niobe Way）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女性并非天生就比男性具备更强的共情和建立联系的能力。2013年，韦出版了一本名为《深藏的秘密：男孩的友谊和关系危机》（Deep Secrets：。Boys'Friendships and the Crisis ofConnection）的书，探讨了年轻异性恋男性之间的友谊。韦追踪了一组男孩从童年到青春期的成长，发现在小时候，男孩与其他男孩的友谊就像女孩之间的友谊一样亲密和情绪化。男性气质规范被灌输到他们身上之后，男孩才停止向彼此倾诉或表达脆弱的感情。到了l8岁，社会上“我不是同性恋”（no homo）的信条在他们心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觉得唯一可以寻求情感支持的人就是女性，而这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生来就有义务承担人类情感事务”的偏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鼓励边缘群体大声而明确地自我主张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另一半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原本就给女性和酷儿为自己挺身而出设置了重重阻碍。明尼苏达州古斯塔夫阿道夫学院的性别和哲学学者佩格·奥康纳（PegO'Connor）这样解释道：“我们的性格和处境都与伊丽莎白·沃伦有所不同。太多女性如果敢强硬拒绝性骚扰或是大胆指控性侵犯，就会遭到解雇。在她们的私人关系中，女性也常常害怕说出真相可能面临的后果。”对于因反对性伤害而受到惩罚的恐惧是全方位的，并最终从内到外控制了女性的行动，使女性自己选择了沉默。“这绝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奥康纳解释道，“而是在确认被支配或被压迫的人是如何‘自我监管’或变得‘温顺’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一直灌输着女性脆弱、过度情绪化、不适合掌权的信息，许多女性便内化了一种信念，即认为女性没有话语权是很自然的。她们无意识地认为沉默是女性身份的一部分，太张扬、太果决意味着会失去女性身份，而女性身份是她们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珍贵组成部分。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骚扰，或者自己穿牛仔裤时被陌生人评价臀部，自己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狰狞面孔或巧妙的话语进行回击。在这样的世界里，性和调情将是人们在双方同样渴望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强调同意或者拒绝将变得不再必要，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将提前花时间运用共情来了解对方的想法。“hysterical”这个词会和“old maid/spinster'”一道被葬入遗忘的坟墓。每个人，无论性别，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麦克风都在那里，触手可及。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一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一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一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像+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然，实际上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强迫任何人说特定的话，政治正确根本不会危及我们的言论自由。它唯一真正威胁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用词是可以与政治分离开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沟通方式并不能代表我们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人。作为说美国英语的人，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我们想使用的语言，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和道德信仰。所以如果有人说“commedienne'”而不是“comic'”，或者用“she”来代表法拉利汽车，并因此招致批评，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被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迪尔巴尔语的系统中，一个东西只要不能杀死你，就被认为是阳性的。将名词按照危险与否的标准加以性别化的区分这种做法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其实讲英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想所有用代词“she”而不是“it”来指代非人类事物的例子，例如汽车、船只、飞机、海洋、国家、尼斯湖水怪和飓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气象局正式决定借鉴海军气象学家用女性名字命名其船只的传统，只给飓风起女性化的名字。幸运的是，在1979年，两个部门共同采取了性别平等行动并修改了该命名系统，将男性和女性的名字都包括在内。以上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巨大的、具有挑战和威胁的，同时又有着被男人征服的漫长历史。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肉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 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实际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有些成功女性似乎比克林顿更顺利地驾驭了语言上的双重束缚。根据我在社交媒体粉丝中进行的一项小型民意调查，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奥普拉·温弗瑞、电视音员安・耶（Diane Sawyer）和・（RobinRoberts），桑伯，她与·奥巴马和安格拉·默克尔一样，都非常出色地做到了两方面的平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关于语言双重束缚的最明显的例证，可能是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与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搭档、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同时竞选总统。这两位女性的反差是如此强烈，就好像是性别研究教授为了论证观点而专门虚构出来的。作为1984年瓦西拉小姐选美比赛冠军与“亲切小姐”称号的获得者，选美皇后佩林简直是为克林顿量身定制的陪衬者一有几个男性评论员说，克林顿的笑声让“她听起来像西方恶女巫”。“克林顿咯咯笑”是她每次笑出声时就会被提到的短语。多年来，特蕾莎·梅、凯莉安妮·康韦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经常被比作恶女巫。曾有一条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把沃伦当作主角，称她在大学期间经常参加裸体邪教仪式。政治学家埃尔文·T。利姆（Elvin T。Lim）在2009年写道：“认为克林顿不讨人喜欢但有能力，佩林讨人喜欢但无能，这可能是有客观原因的，但2008年美国政坛最杰出的两位女性如此完美地占据了双重束缚的两端，这肯定不仅仅是巧合。”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脏话的确很有趣也很有用，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英语中现有的脏话并不完美。尽管我个人很喜欢说脏话，并认为这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一部分，尽管我很喜欢刻薄地跟别人说“fuckyou”、“suck my dick'”（肉你丫的），但我不禁注意到，我们词典中大多数最有力的脏话都不是为了我这个女性说话者而发明的。像“fuck you'”“suck my dick'”这样的短语属于英语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脏话一与性相关的脏话一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类脏话只能代表一个性别的视角。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一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一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入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pussy'”这个词并不能体现女性阴部的复杂性，也并没有描绘出对那些真正有阴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部分（阴蒂、G点），而是把女性阴部描绘成一个模糊的、像小猫一样软弱、被动等着阴茎捅进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像“fuck you in the ass'”（肉你的屁股）或“suckit，bitch”（吸我的屌吧，婊子）这样的短语，都暗示着勃起的阴茎，给人的印象是只有涉及男性性器官时，语言才有力量。想让“eat my pussy”（给我口）或“drown in my G-spot”（用我的G点淹死你）这些短语达到与上述阴茎表达相同的效果，却是难上加难。一个人当然可以出于幽默或强调的目的、不附带性含义地说“suck my dick”，但说“eat my pussy'”就不行了一这证明出自常规男性视角的脏话，与出自常规女性视角的脏话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不平衡。 1999年，在一篇关于女性使用脏话的文章中，活动家埃丽卡·弗里克（Erika Fricke）说，我们所熟知的脏话反映出了文化中关于性别、身体和性的刻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但是，男性和女性说脏话的动机是不同的。斯特普莱顿让她的每个研究对象坐下来，让他们自我报告他们说脏话的缘由。她收集了他们的回答并按主题进行分类，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图表中，图表见下页。以下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几点：首先，在斯特普莱顿调查的男性研究对象中，大约有一半报告说他们说脏话是出于习惯，或者出于“男人理应说脏话”的期待。相反，很少有女性这样报告，女性研究对象将说脏话描述为她们个性的一部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说脏话，我也会这么说）。她们的理由与男性认为说脏话“是正常的，是符合期待的”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个结果既微妙又重要，因为这表明女性意识到她们说脏话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也许有些反常的怪癖，不会像男性说脏话那样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符合期待的。因此，对女性来说，说脏话在构建某种特定类型的身份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女性研究对象给出的说脏话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表现亲密和信任，但没有任何一个男性研究对象提到这一点。女人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会因为说脏话而惹上麻烦，或者至少会被别人侧目。斯特普莱顿说，女性“受到的环境限制比男性更大”。女性需要在某一特殊人群中，而且通常是在私人空间里，才能不受评判地自由说脏话，也就是说她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才能卸下她们的语言过滤器。在某些情况下，说脏话可能是女性朋友之间团结友爱的一种行为，而在男性之间通常不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些关于女性和脏话的错误看法初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它们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影响。1991年，一项关于煤矿井下性骚扰的研究表明，女矿工职业发展的最大障得之一，是她们的男同事以她们过于敏感而不敢骂人为由，将她们排挤出社交圈。矛盾的是，研究还发现，如果这些女性开始说脏话，她们也并不能获得与男同事相同的地位；因为说脏话实际上通过反差并置（juxtaposition），强化了她们的女性气质。换言之，当女矿工们采用了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方式，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反衬得更加显眼，类似于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留着长发、穿着紧身衣，却手拿九毫米手枪的效果。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男人认为会开枪、会抽雪茄的女人很性感？一样的道理。研究发现，男矿工实际上把女矿工说脏话的行为解读为一种“邀请”，同时说脏话的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明显多于不说脏话的女性。不过，那些选择完全不说脏话的女性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被排除在对话和参与之外，最终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正如一名女矿工告诉研究人员的那样：“肮脏的语言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界线。”女矿工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说脏话，或者不说脏话，她们都是输家。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多年以后，我在大学里学到了语音象征（phonosymbolism）的概念，即一些语音本身就具有意义并能表情达意，比如“chop”（剁，砍，劈）和“slap”（拍击）这两个词的读音本身就很刺耳，“slither'”（滑行，滑动）读起来给人一种湿软黏糊的感觉，而“velvet'”（天鹅绒）会让人感到柔和舒适。脏话里总有噼里啪啦的爆破音，让我觉得特别有趣，它们在语法上的“万能”也让我十分着迷。例如，“fuck”这个词不仅单独说时很有趣，而且还是英语中可塑性最强的单词之一，它几乎可以自然地适配任何语法形式来表达说话者的情感。你可以把它用作名词一“Youcrazy fuck！”（你丫就一疯子！），用作动词一“This traffic istotally fucking me”（堵车堵死了），用作副词一“I fuckingnailed that！”（我可太牛了！），形容词一“This situation istotally fucked up”（完蛋了），或者用作感叹词一“Fuuuuuuuck”（我靠）。如果你像我一样习惯说“fuck”，你也可以把它当作“um”或“wel”这种话语标记语或填充词来用，比如：“Fuck，so，youwant to get some pizza later？？”（嗯，那你待会儿想吃比萨吗？）我的想法与老师和家长通常劝导的相悖，我倒倾向于认为，能流利说脏话的英语使用者通常也能更具创造性地运用这门语言。音系学人门课上我最喜欢的关于脏话的一个事实是：脏话是唯一可以用作中缀的英语单词类型。中缀是插人单词中间的语法意义单位，类似于出现在单词开头的前缀，如“unusual”(不寻常)中的“un”,或出现在单词末尾的后缀，如“grateful”（感激)）中的“ful”。很多语言会频繁使用中缀，但英语中只有两个中缀：“fucking”和“damn”。举个例子：“T'll...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书、学说德语的匈牙利女性、学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影女性，这些例子清楚揭示出年轻女性要在语言上创新的原因——这是她们的出路。那么她们使用气泡音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个完善可靠的结论，但是沃什瓦里认为这可能与语言可以起到一种象征作用有关。女性并不是唯一进行语言创新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 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是因为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把语言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想想欧洲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吧，他们创造了自嘲的‘犹太笑话'，其实很多幽默笑话都源自他们。” 女性和其他许多受社会压迫的群体用语言为自已赋权的方式之间都是相关联的。边缘群体通过语言创新来壮大自己的做法、历史十分悠久。他们显然非常擅长此道，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是否知道这些酷炫的新俚语、单词发音和语调应该归功于谁，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总是会与边缘群体趋同。社会喜欢抨击句尾升调、“Iike”和其他女性语言特征的另一个原因一尽管整个社会最终吸纳了这些使用语言的方式一简单来说就是，当事情超出控制时，人们会被吓坏。你看，当鲍勃·加菲尔德这些“正常人”（NORMs）听到年轻女性在句尾使用气泡音时，一场小小的存在危机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他们）变得爱挑剔、爱批评，甚至可能感到焦虑不安，然后说：‘语言听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家奥伯恩·巴伦-卢茨罗斯（Auburn Barron-Lutzross）说。因为这些人习惯了掌控局面，所以当别人开始制造“事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如果是这些‘正常人'首...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话的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会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人们对男人和女人的语言风格有很多误解，特别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你可能听过这样的陈词滥调：女人谈论“人“、而男人谈论“想法”。与此类似的刻板印象是总觉得女人聚在一起就只会小打小闹，涂指甲油、谈论她们喜欢的明星P78对于女性屈从于这种期望的问题，拉科夫的观点是，过多使用“just”“you know'”这类填充短语来表现得甜美和自我怀疑，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毫无裨益；相反，这种做法会强化“女人天生善良软弱、没有安全感”这一刻板印象。因此，女性应该彻底停止使用这些填充短语。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可能听到过老师或家长在某个时候对你提出类似的批评，希望借此帮助你在面试或演讲中听起来更“权威”和“自信”。但是语言学家发现，填充短语其实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而且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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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身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象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JSTOR Daily'的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评女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甜美和温顺一因为她们想要太多的权力。同样，“wimp”和“pansy'”（娘娘腔）这样的词指出了一个男人没从历史、科学、文学、政治等学术视角讲解时事的非营利性在线出版物。P32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当人类停止了迁移，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土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创建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担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一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guyliner”（译按：男士眼线笔，与眼线笔“eyeliner'”谐音）“mansplain”（译按：男言之瘾、男性说教，意指男性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女性说教或解释女性已知的事物，且认定女性所知甚少，或不把女性的见解当回事）、“shero”（译按：英雌，与英雄“hero”相对）、“dykon'”（译按：同志偶像，来自女同志偶像“dykeicon”，专门形容受女同性恋群体喜爱的艺人）、“bromance”（兄弟情谊）和“fratriarchy'”（译按：兄弟权制，指由男性之间的兄弟网络统治的权力结构）等词，只是包含在语言和性别词汇中，诸多令人难忘的合并词（portmanteau）中的一小部分。顺便说一下，合并词是一种文字游戏，将多个单词的发音混合在一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更恼人的是，还有很多人一往往是一些社会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语言的演化。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声称不区分性别的词汇不符合语法，他们拒绝了解生理性别（s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还抱怨凭什么随口说说“sut”（荡妇）这个词就要被指责性别歧视，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可没被指责过。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份之下的语言根基在剧烈颤抖、变化，自然就把气泡音·和无性别人称代词等语言现象视为不祥之兆，并且威胁着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令他们毛骨悚然。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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