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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两棵白杨树光洁笔直,随着偶然的微风,金黄的落吐翩然落下,像一阵阵叹息,那叹息非常遥远,好像来自宇宙的最深处。乡村的天空和大地,是如此宁静,它让你不由得体会自己的生命,感受自己的存在——微小的、但却与天地共在的存在。
——梁鸿《梁庄十年》
最终,我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一条抽象的、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我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梁鸿《梁庄十年》
那天是他们母亲的祭日,按照惯例,兄弟几个会回到梁庄,上坟烧纸。一家六个兄弟平时很少来往,只有在这一天才各自回去,烧纸、磕头、聊会儿天,再散去。一辈子兄弟,早年积下各种矛盾,后来慢慢老去,都有儿有孙,忙碌不堪,也就每年坟前这一个小时见面,矛盾倒是淡了,但兄弟情分也跟着淡了。我外婆家也是这样,每一次聚头都是在红白事上。
——梁鸿《梁庄十年》
“人家”,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一是,大家把自己从公共事务中摘了出来。村庄垃圾、房屋改造、坑塘恢复等等之类的事情,都是“人家”要管的事情,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关系。二是,自动臣服于某种权力。“你想盖房,那非得找人家不行。”“那南水北调的工程,肯定是人家承包了啊,人家有权有势的。”在这里,梁庄的村民认同了村干部高于自己并且因此得到很多便利的事实。 因此,在梁庄人意识深处,存在着两个梁庄。一个梁庄是自己的家,自己院子和院子以内的那片地,每个梁庄人都花了大价钱来打造、修建;还有一个梁庄是“人家”的、公共的梁庄,一个宏观的、不可撼动的梁庄,跟“个人”没有关系。这样一来,“人家”以及和“人家”相关的那部分梁庄事务就变成大家一起聊天议论时的对象,而不是与自已相关的生活。
——梁鸿《梁庄十年》
我看着眼前这一群女人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我姐姐们的、我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五奶奶的、霞子妈的,那个“韩家媳妇”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我好像太久没想到她们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你失去了家,必须去另外一个村庄建设新家庭,而在那里,终其一生,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家的”“××媳妇”。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在家庭社交场合,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细究起来,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添掉了。
——梁鸿《梁庄十年》
父親去世之後很長時間,我才逐漸意識到,我愛他,不是因為他是我父親,而是因為,他的生命已經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內部。「愛」究竟如何形成,以什麼型態存在,這是我一直迷惑的問題。之於我們兄妹而言,父親給我們帶來的痛苦如同烙印,難以去除。另一方面,他性格中的種種,又無一例外被我們繼承。尤其是我的大姐。她一生都強烈反對父親,(毫無疑問也最愛我的父親),但也是她,性格方面完全複製了父親。有一次回家,因為我沒有給一位朋友的母親一些錢(我是覺得不好意思,那麼隨意給錢有點不太尊重),而被大姐數落到痛哭流涕,就這樣,她也沒饒過我。在那一刻,她像父親一樣,說話的方式,那尖刻和憤怒的語氣,和父親一模一樣。為了思考清楚這個事情,我花了兩年時間,寫了一部小說,試圖在超越現實的虛構之中找到某種類似於真相的東西。在寫作過程中,我突然發現,父親最大的品質不在於他多麼幽默、善良,多麼刺頭兒,而在於,他的內在精神是開放的,他的人生讓人看到更飛揚的、遠超出自我的東西。他的存在方式具有很強的生長能力,他讓你能自由思考。所以,在那部小說中,真實和虛構以最「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方式存在,這使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始終處於一種創造的快樂之中,沒有任何的道德羈
——梁鸿《梁庄十年》
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这是我放在文档开头的第一句话。每天打开文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它会让我有那么片刻的停顿,犹疑、思考,也是提醒。这一发问,既是就现实而言,也是就文学而言。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但是,好像还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十年之中,我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
——梁鸿《梁庄十年》
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那些女孩,或者因为漂亮,或者因为某种遭遇,或者因为行为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而变成了灰色的存在。说起她们时,人们会互相看一眼,那一眼很深很深,好像那些女孩子就埋在那很深很深的后面,任其发酵、腐烂,最后被人遗忘。每一次提起,都是一次发酵,这发酵把女孩推向眼神的更深处。
——梁鸿《梁庄十年》
“叫个啥?”五奶奶用手使劲搓了搓脸,说,“叫个啥?妈啊,多长时间没提过了。” 五奶奶嘿嘿笑着,脸上掠过一阵羞涩。那是属于少女时代的羞涩,在另外一个陌生的村庄,另外一个家庭,它曾经伴随五奶奶很长时间。 我看着眼前这一群女人们,突然想到一个间题,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我姐姐们的、我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五奶奶的、霞子妈的,那个“韩家媳妇”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我好像太久没想到她们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你失去了家,必须去另外一个村庄建设新家庭,而在那里,终其一生,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メ家的”“媳妇”。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在家庭社交场合,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细究起来,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梁鸿《梁庄十年》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里,我清晣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让你对生命产生敬畏,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梁鸿《梁庄十年》
那个警察问细妹:经过这么多为什么还愿意跟倪向东这样的人在一起?
她回答:
那每个人的人生就像小孩子用手搓的汤圆,没有道理,全凭心情,可能搓的时候连手都没有洗。手上的灰也一并搓进去,呢就是灰突突的一个球,也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也分不清什么是黑白灰。不管是哪条路,就是挣钱,糊口,想活下去而已。
——陆春吾《命悬一生》
“阿哥,你是比我明白的,结婚好比合伙开买卖,讲好价格、规矩、底线,然后各负其责,那这桩生意就总能做得下去。单凭爱?”她收起笑,这是他从未见过的神情,“你看看那些一心谋爱的,几个有好下场?”
——陆春吾《命悬一生》
“这种事情,停不了的。”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只要杀了第一个,后面就简单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一个和一百个没有区别的,结局不过是一颗枪子,都一样。我算是活明白了,这每个人的人生,就是小孩手团的元宵,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没有道理可讲,全凭心情。 “团的时候也不洗手,连着手里灰一起裹进去,哪里有白,哪里有黑,最后不都是灰突突的一个球?谁就敢拍胸脯保证自己干干净净,经得住掰开揉碎地查看?” “甜是真甜,脏也是真脏。”
——陆春吾《命悬一生》
有些刀痕彻底替代了情理之中的丘陵;有些像风扫过沙地,留下破碎后再愈合的肌理痕迹;有些像刚把蛋糕上樱桃吞下去的嘴巴,紧紧闭合成一道锈红色缝隙,边缘不太自然地皱缩着。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朋友——自幼一起长大的挚友,像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芬那样的。那种感情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必须建立在混沌的年代。后来岁数渐长,人会变得谨慎、警觉,那种童年时代的单纯接纳就再也不会有了。”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稳定”的意思就是生活得油光水滑,没有缝隙,也就没有衔接、没有疤痕。收入与支出的对接严丝合缝确是维持尊严的底线。那些缝隙以及它们痊愈后留下的瘿瘤,会慢慢改变生活的属性。站在缝隙的这一边,有时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道天堑。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他的科长父亲、医生母亲始终寄望他获得“稳定生活”。他自己选择的这种生活,上一顿和下一顿之间往往露着一条罅隙,对不上缝,呼呼地往里灌世态炎凉的寒风。而一旦危机过去,暂时的小规模暴富也不是好事,长久被压抑的物质欲望会反弹,让人在狂喜中浑忘节蓄。要这样抛物线似的折腾上几遭,年轻人才能嘴软,才会承认“稳定”亦有其美感。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摩洛哥小说家塔哈尔·本·杰伦说:“感情是不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像满是窟窿的篮子,交替着把沙子从南方运往北方。”然而,意义往往存在于徒劳中,在沙子从篮孔中咝咝泻出的景象里,只不过太多的人不信任它。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人们在被拍摄的那一刻,总会想要发生变化,从而变得不像自己。有些人想突显骄傲的部分:耳朵、手、特定角度的侧脸、细长的胫骨。更多人则想藏匿,藏起不整齐的牙齿、收紧挤压时变粗的手臂、用头发遮掩车祸后做过手术的下颌骨。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不不,没有什么真能成为论据:哭不能证明悲伤;每天买鳄梨、樱桃不能证明喜欢吃水果;有男友不能证明不孤独;做爱不能证明爱;还活着无法证明还想活下去;至今没有自杀过也不能证明不想去死。
——张天翼《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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