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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认为“slut”是贬义的脏话，就像我认为“性生活丰富的女性是可鄙的”这种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一样。我仍然在用“slut”这个词——不是很经常，就偶尔用一下——而且总是以一种积极的、充满力量的，有时还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例如“I had the sluttiest nightever,it was amazing”(今晚玩得超级嗨，太开心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甚至经常用“slut”(和“whore”)来形容一个人对某物的狂热，比方说“Zack is such a whore for McDonald'sfries'”(扎克真是个麦当劳薯条狂魔)，或者“Amanda is thebiggest wordslut I know”(阿曼达是个超级无敌炫词狂魔)。也许我喜欢说“slut”是因为它有我们都喜欢的那种有趣的、爆破性的单音节发音。也许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太多被这个词辱骂的创伤经历。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某种语言表达消失的现象以前就发生过，例如“old maid”和“spinster'”（老处女，老姑娘）‘这类词早就过时了，因为到了21世纪，人们不会再批评一位女性到了40多岁仍然单身了。简而言之，当侮辱性词语所包含的偏见瓦解，这些词自然也就过时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单词的含义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可避免地演变和扩大。正如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都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我们也不能认为它的语言和词义会恒久不变。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的名言“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就显示出她对文化与身体之间差异的清晰理解，尽管其中没有出现“gender'”这个词。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最终想要推翻的流行观点是：女人“天生”倾向做饭、缝纫和行屈膝礼，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男性倾向做的事情，比如穿西装和掌管世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世界上引用次数最多的四本词典—— 《柯林斯词典》、《韦氏词典》、Dictionary。。com和《牛津英语大词典》一都把“woman'”定义为成年雌性（female）人类。这一定义意味着作为“woman”和作为“female”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那么，“female”又是什么呢？这些词典都将这个词定义为“能产生卵子并生育后代的生理性别”（或与此略有不同）。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根据词典定义建立如下关联：一个成年人若要成为一个女人，必须能够产生卵子并生育后代。这是一个有关身体的定义。与此类似，这些词典都将“man”定义为成年雄性（male）人类，只有韦氏词典对“man”的第一条定义是简短的“一个人类个体”一这明显反映了普遍存在的默认男性的观念。继续翻看关于“woman'”的定义，你会发现紧接着的是“女性仆人或家政助理”以及“妻子、情妇或女友”。这些标签与身体部位毫无关系，它们描述的是由文化创造的角色和人际关系，当然并不适用于每个女性。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描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生理性别，包括外生殖器、染色体、性腺和其他生殖器官这些性征。与此同时，“woman”是一个只用于描述人类的术语，指的是一种社会性别，这是一个由文化创造的、更复杂的概念，下文会试着解释一下。通过给一个人贴上“stupid，crazy female'”的标签，就可以表示这个人的智力缺陷与她的外阴、XX染色体、子宫等有关联，仿佛她身体所属的生理性别类别导致了那些负面特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拉科夫还说：“每次我们说‘女总统'，都是在强化只有男人才能担任三军统帅、成为美国的象征一毕竟美国的绰号是山姆大叔，而不是萨曼莎阿姨—这一观点。而这会导致人们更难想象总统是一位女性的情形，也因此更不会投票支持女性竞选总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t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一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有子宫颈的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齐曼说，这样的说法是很好的示范，因为它并不暗示任何性别。而且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说话方式其实也表达得更准确，因为并非所有女人都有子宫颈，并非有子宫颈的就一定是女人一有子宫官颈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女人”，这只是说明你是一个有子宫颈的“人”。“有子宫颈的人”也是一种更巧妙的营销用语。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一性别问题过于复杂一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l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 me，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 me'”就很好。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身份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术语来定义，包括社会性别。不论你的身体、言行习惯、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自我认同为“女人”的人。“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偏见，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为她们小时候都喜欢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齐曼说。这些外在特质不再是能定义我们性别的要素。“与此相反，”他说，“你的性别认同只与非常个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是谁’的直觉感受紧密相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MAB）的跨性别女性。但在印度文化中，海吉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性别角色，是不参与生育的神话人物，这使他们拥有了保佑别人生育或者诅咒别人不孕不育的力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不能单纯地基于生物学来划分或解释人类的性别和性向，人类的大多数现象一从智力到成瘾一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尽管如此，赫希菲尔德的贡献仍然是重大的，他为这些看似无法解释的个体身份寻求命名和生物学基础的冲动非常合情合理。他认为，如果他能对不符合传统二元标准的性别和性向提出科学解释，给它们命名并证明它们不是道德缺陷，那么就会改变很多人的政治处境。在赫希菲尔德的时代，以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性别和性向超出二元标准的人群会遭到法律的严惩，这不仅限于德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赫希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只要能够科学地验证那些被视为“反常”的身份的合理性，那么或许就能推动法律的变革。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有些哲学家的理论认为，性别实际上是通过语言本身构建出来的。他们的观点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属于某种性别所以会那样说话，他们不是简单地用语言来反映自身的性别一比如说，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女人，所以就把自己称为“女人”；或者你只使用“女性化”的脏话，比如“gosh darnit'”而不“goddamnit'（天杀的），因为你从小就被教导要有礼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之所以被归类为某种性别，是由于受到了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自己在交谈中收到的反馈的影响。语言才是社会性别诞生的温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儒弱可怜的男人，像个女人一样。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确认，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wimp'（软弱窝囊废入“candy-ass”（胆小鬼）、“motherfucker”（杂种）。甚至“woman”（女人）这个词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听人说：“Dude，don't be such a woman.”（哥们儿，别跟个女人似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已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什么这些语言支配所为会以这种方式发生 ——我们必须理解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语言骚扰的社会功能——否侧以上种种都是空谈。理解上述行为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理有的处理话语权力行为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一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渭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一“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正如舒尔茨所写：“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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