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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是就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怵、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到达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现代性的公民，这些把暴力当成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有些人会不惜一切来使自己免受感动。坐在躺椅里，远离危险，然后宣称拥有高人一等的位置，这是何等洒脱。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强调相机拍照的证据功能的人，把拍照者的主观意欲这问题偷偷抽走。因为面对有关暴行的摄影时，人们期待的是见证的重量，而非艺术的玷污——艺术在此等同于虚伪或矫饰。记录人间地狱的照片，若看来不像是在 「恰当的」灯光或构图下拍成的，其可信度便会增加，因为拍照者若非业余人士，就是——同样吻合观者期望的——采用了某种常见的反艺术惯技。一般认为，艺术手段愈粗糙，造假性就愈低——现时所有广泛流传的灾痛照片都得承受造假之疑——也较能避免轻率的怜悯或认同。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死伤平民及炸毁房屋的影像可以加深对敌人的仇恨，例如2002年4月，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位于卡达（Qatar）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每小时重复播放的以色列摧毁叶宁难（p.22）民营的录影片段。对全世界许许多多收看半岛电视台的观众来说，这个片段无疑充满了煽动性，其中所诉说的以色列军队行径，没有一样不是观众早已深信不疑的。反之，任何与己方的素有信念相违的图片证据，都会遭到斥逐，视为在镜头前刻意乔张的假象。见到己方暴行的佐证图片时，最典型的反应是说：图片时捏造的，根本并无其事，那些尸首是对方用货车从停尸间运来放到街上的；或是说：是的，确实有这些暴行，但那是对方做的，是他们自己人杀自己人。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殉难的照片，不只是死亡、失败、受害的提醒物。它们还使人想起幸存的奇迹。要使记忆永久化，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执行不断更新、创造、回忆——尤其是在偶像式照片的烙印的协助下——的任务。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作为他国灾劫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这经验是由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种名叫“记者”的特殊专业游客奉献给我们的。战争已经成为我们客厅中的声色奇观。有关别处事件的资讯，即所谓“新闻”，重点都在冲突与暴力——“有血流，优先售”是小报及二十四小时新闻提要节目的指导方针。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阴郁的辽阔平原，吐出一群群人，这是一支由悠悠晃晃的鬼魂组成的大军，他们身穿腐烂的制服，面目模糊破碎，他们刚从墓里出来，拥向四面八方，在已经被调动起来准备迎接一场泛欧新战争的民众中引起恐慌。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 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事情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经刻意安排的照片又再度成为历史证据，尽管是不纯粹的——大多数历史证据也都是不纯粹的。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自越战之后，经刻意安排的战争照片非常少，这表明摄影师们已服膺一个更高的新闻操守标准。一部分解释也许是，在越战时期，电视已成为展示战争影响的最重要媒体，而勇敢无畏、单人匹马带着莱卡或尼康相机、大多数时间在看不见的地方工作的摄影师，现在必须与电视摄制组竞争，并且必须忍受他们正干着跟自己差不多的工作。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随着时间流逝，很多可以安排的照片又再度成为历史证据，尽管是不纯粹的——大多数历史证据也都是不纯粹的。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战争以前是，现在仍然使最难以抗拒——和别具一格——的消息。（连同无价的战争替代品——国际体育。）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在公约中，十五个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庄严地放弃战争作为国策手段，就连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也卷入这场辩论，一九三二年以公开信交流意见，题目叫做“为什幺打仗？”。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指出有一个地域，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憷、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再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如今战争也是客厅的景观和声响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且可以预期，往往只是简短和扼要地被报道与书面记述相反---书面记述视其思想、指涉、词汇的复杂性而定，瞄准较多或较少的读者群---一张照片只有一种语言，却潜在的注定要给大家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重要原因——就会冷漠。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严格地讲，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事情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用做海报的现成照片——原子弹试验的蘑菇云、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馆的讲话、太空人漫步月球——等于视觉片断，如同广播中加插的讲话片断。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就像西蒙娜·薇依在她那篇关于战争的卓越论文《伊利亚特，或武力之诗》（一九四〇）中所说的，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不，那些在特定环境下认为除了武装斗争别无选择的人士反驳说，暴力可以把某个服膺暴力的人升华为烈士或英雄。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所有照片都有待说明文字来解释或篡改。最近的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在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战斗期间，一个村子遭炮击，死于炮火的儿童的同一批照片，被塞族和克族各自拿到宣传简报会上传阅。只要把说明文字改一改，儿童的死亡就可以一再被利用。死去的平民和被粉碎的房屋的图像，可用于加强对敌人的仇恨，就像设在卡塔尔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台“半岛”所做的那样。该电视台在二〇〇二年四月份每小时重播杰宁难民营被摧毁的画面。这些镜头对世界各地许多收看半岛电视台的观众有极大煽动性，至于他们已经不打算相信的任何关于以色列军队的事情，该电视台则只字不提。相反，若是影像所提供的证据有悖于那些受珍视的虔敬行为，就会一概被指是在镜头前刻意安排的。如果照片提供自己一方犯了暴行的证据，则标准的反应便是，照片是捏造的，绝没有发生过这种暴行，尸体是另一方用货车从城里停尸间运来扔在街头的，或者，没错，确实发生过，但那是另一方自己干的。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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