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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与我们共享。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令阿西尔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困扰,即使已经成为业界令人瞩目的编辑,她的年薪却从未超过1.5万英镑。直到七十多岁,仍未能在伦敦买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当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时,她只能每周往返于诺福克和伦敦两地,这样奔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分工与定位的差异是阿西尔与多伊奇五十多年来合作无间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她常常难以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人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人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解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令阿西尔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困扰,即使已经成为业界令人瞩目的编辑,她的年薪却从未超过1。5万英镑。直到七十多岁,仍未能在伦敦买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当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时,她只能每周往返于诺福克和伦敦两地,这样奔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当然,这份工作确实带给了阿西尔足够的成就感,她在另一本讲述自己编辑生涯的回忆录STET中曾详细写到这种乐趣:她和简·里斯保持通信近十年,讨论《藻海无边》的创作与修改。当简·里斯采纳了她的建议并交出初稿时,她难掩激动地想到“我正在干预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一部天才之作”。她冒着被禁止出版的风险,也要坚持引进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因为这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好书。她欣赏奈保尔的文学天才,尽管他以性格糟糕闻名,她仍然可以通过“自我洗脑”来忍受对方无穷无尽的情绪发泄,甚至还想出了一个心理暗示法— 假设奈保尔是一个虚构的卡通人物,这样他的怪癖就只会令人感到惊奇和可笑了。 如果...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人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养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入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成为人类能透彻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一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养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人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成为人类能透彻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二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狗和人类因此在简单却深刻的层面彼此相通,……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知道。”我说。但我当然动过想去看看的念头,过去的半年里,乐栋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我反反复复打开过不知道多少次。我能理解是什么在吸引人进入这样的情境,自然的馈赠,社群的情谊,以劳作换取的果实,过去几年中被剥夺的生活似乎可以在那里获得补偿。但在我看来生活的方式没有好坏的标准,重要的在于人具体的处境。而且太浪漫的事物无法令我信服,仿佛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平凡如我所配不上的。最终成为共识伙伴的人都具有相似的精神面貌,一旦有了对比我便意识到,让我产生隔阂的,是他们普遍的对待生活近乎不屈不挠的积极,这种积极将一些人连接起来,又将另外一些人排除在外。单就过去几年里所有的公共事件而言,我无法坚定地站在任何一种声音里,因此也没有百分百同欢喜或者共愤怒的情况。我丧失的是一种彻底投入的共情,而且回想起来,这种丧失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我当然动过想去看看的念头,过去的半年里,乐栋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我反反复复打开过不知道多少次。我能理解是什么在吸引人进人这样的情境,自然的馈赠,社群的情谊,以劳作换取的果实,过去几年中被剥夺的生活似乎可以在那里获得补偿。但在我看来生活的方式没有好坏的标准,重要的在于人具体的处境。而且太浪漫的事物无法令我信服,仿佛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平凡如我所配不上的。最终成为共识伙伴的人都具有相似的精神面貌,一旦有了对比我便意识到,让我产生隔阂的,是他们普遍的对待生活近乎不屈不挠的积极,这种积极将一些人连接起来,又将另外一些人排除在外。单就过去几年里所有的公共事件而言,我无法坚定地站在任何一种声音里,因此也没有百分百同欢喜或者共愤怒的情况。我丧失的是一种彻底投人的共情,而且回想起来,这种丧失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她是那么传统,愤怒,激烈,控制。我想如若我是生活在民国之前,我的母亲估计是那种会按住号啕大哭的女儿给她包小脚的母亲。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 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是那么传统,愤怒,激烈,控制。……我想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像她这样的陌生人,我不会想跟她做朋友。但她是我的母亲。她又是那么软弱,她的眼泪总是比我先流出来。她表达强硬的唯一方式是:“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艾琳·鲍尔在1928年推出第一个广播节目,主题是“历史岁月中的欧洲”。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艾琳定期向学校中十三岁以上的孩童播放广播内容。(她不愿面向更低龄的孩童制作广播内容,因为她希望能保证“听众真正从广播内容中吸收些许有益内容”。)艾琳和罗达一起推出世界历史系列,为了精心策划一份广播内容,她们会先花上数天时间往返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和梅克伦堡广场家中,然后在餐桌上工作到深夜。艾琳负责准备课件,罗达则负责那些戏剧性的穿插内容;两人再合力编写手册,手册内容包括为教师设立的练习和使用建议、黑板笔记、参考书目以及为《广播节目报》和《听众》提供的相关文章。鲍尔个人的课程涵盖国际历史,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罗马一直讲到当今时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国际联盟的建立和工作作为最后的内容。广播就是鲍尔表达自身和平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她通过广播弘扬的政治理念并未因为广播受众是年幼的孩童而有所淡化,她也从不在政治信念方面妥协。她曾写信给学校广播部的玛丽·萨默维尔,愤怒地指责对方在世界历史宣传册中插入一张标题为“玻利瓦尔和他的将军们讨论安第斯山脉战役”的图片:“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这番话令人回想起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写下的内容:她和周围志趣相投的人“期盼成为世界的公民”,任何其他思维都只能导致分裂和战争。拒绝以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主题的鲍尔反而提出开一门中国历史课程,强调“所有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共同贡献,以及东西方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日益增加的交流互动”。这些鲜明立场都是鲍尔致力构建全新历史叙事的例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鲍尔沿类似方向开展学术工作。她开始研究十五世纪...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第一次授予女性学位的申请于1897年,也就是哈里森回到纽纳姆学院的前一年,以失败告终,当时,气势汹汹的校友和一支乡村牧师队伍(根据某项古老的校园条令,他们保有投票权)受到指令,被要求投反对票。1921年10月,为女学生授予荣誉学位的妥协性提案依旧遭到学校拒绝。投票结果出来后,一群男大学生聚集在纽纳姆学院门口耀武扬威,故意毁坏学院大门。剑桥的抱残守缺让哈里森愤怒,她决定不再容忍,离开校园这个“让人在蝇营狗苟中思维僵化、精力耗尽的地方”,去新的地方追寻智识上的兴趣。与其留在剑桥做二等公民,倒不如寻找一种崭新的、允许挑战传统、实践新设想的生活。战争爆发以来,哈里森不再将目光专注于古代宗教,转而对更为广阔的人类心理方面产生了兴趣: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到俄国文学,从语言哲学到现代艺术。在《忆学生生涯》中,她坦言“自己将人生中太多时间花费在了学术生活上面,一门心思研究寥寥几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大限将至以前,希望能以更自由的态度、更宽广的心胸来观照世界”。但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离开剑桥大学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学习、旅行的意愿:她决心建立一种拒绝顺从的品德会受到珍视的生活方式。极少数人会在七十多岁时考虑这样巨大的生活转变,遑论真正去实施。哈里森则坚信生命会赐予她更广阔的宽度,她也能为生命创造出更多。是时候放弃一本正经的学术生活,去国际都市翻开全新的一页了!那里将有蓬勃发展的艺术和政治观点,会欣然接受全新的理念。1922年,哈里森前往巴黎,三年后来到伦敦的梅克伦堡街11号定居。动身之前,哈里森将所有纸质文件付之一炬—一同抹去的还有她过往生活的全部痕迹。我们无从得知,这把火究竟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但这一富有戏剧意义的毁灭姿态,足以确保哈里森在重塑生活之时不受任何过往生活留下的物件羁绊。好友送给她三百二十五英镑和一封写着鼓励之语的便笺,纷纷与她告别,庆贺她胜利重生。所有同事集资买了告别礼物,除了...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告诉我们,斯巴达人“用掳掠的方式”来确认婚姻。这个在我们看来非常奇特的习俗是这样的:女孩长到18岁,会被打扮成男孩,被人从自己的住所带往她所选择的丈夫家里。房间里没有一丝光亮。人们剃掉她的头发,让她躺在草垫上,把她单独留在黑暗的房间里。她未来的丈夫将从全是男性的军营赶回来;在一些版本里,他会从一群女孩中“掳走”那个和自己订过婚的女孩。接着他会和这个“雌雄莫辨”的新娘圆房。和她发生性关系后(一些资料认为是肛交,有时候是在大腿之间,并非从阴道插入),他就走了。这对新人现在算是结婚了,但是却很少见面。新郎回到同伴当中,即7—30岁斯巴达男性生活的纯男性训练营。新婚夫妇每隔几个月见一次面,过过性生活,人们认为禁欲可以使后代更有活力。掳掠式婚姻可能听起来有些羞辱,但是为什么要在婚恋舞台上煞费苦心地上演这一幕,有两个可能:第一是女扮男装的少女可能会使年轻的斯巴达男子不那么慌张,因为后者只与男性长者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和情感关系,他们从7岁起就完全和女性断绝了联系。第二是通过剃光头和穿男性服装,斯巴达女孩作为斯巴达公民重要一员的身份得到了确认。斯巴达妇女婚后一直剃光头。这并非羞辱,而是在两性契约中“上升”到了和男性同样的地位。婚礼前夜,新娘会和女伴们一起唱歌跳舞。考虑到海伦自身丰富多彩的历史(尤其是她为了一名东方王子而抛弃了斯巴达国王)在这种场合吟诵忒奥克里托斯的《献给海伦的祝婚歌》显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可能还有些奇怪,因为斯巴达男子居然乐于听到自己的女人在结婚前夜援引她为榜样。婚礼前夜选择一位任性的已婚妇女作为新娘的引导者确实令人感到意外,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记得从斯巴达人的眼光来看海伦。她尚未成为那个千百年后隐藏在人们愤怒之下的无耻娼妓,而是一个更加高贵的海伦,一个热情的女人,一股散发性感魅力的源泉,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献给海伦的祝婚歌》...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千百年来,锡拉岛的地貌就像一本冷酷而真实的备忘录,它告诉古人,在大地、海洋和天空的愤怒面前,人类只是草芥而已。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当然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警告,尽管海伦已经成为红色警戒,尽管愤怒的语言源源不断地从这些神学家的笔端流出,普通人还是不加理会,继续做出亵渎自然母亲和惹恼教会的行为。每有一个女人被打上海伦的印记,戴着白色的忏悔帽站在教堂的角落里,就有一个见习修女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研读奥维德的情书。每有一个诗人希望看到海伦和帕里斯被地狱之火炙烤,就有十个人把帘子拉开,让这位特洛伊人进入斯巴达王后的寝宫。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我会自己编造冒险和故事来填补生活,好让自己多少能感觉在活着。多少次我无缘无故地装作被冒犯了一明知根本没有什么理由生气,却故意让自己陷入愤怒中,直到最后自己真的感到受了委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这一辈子总是喜欢搞这些自找麻烦的事情,直到最后连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了。有一次,我甚至强迫自己去爱上某个人,而且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真是痛苦啊,先生们,相信我。在内心深处,我其实并不相信自己真的在受苦,心中还带着几分嘲讽,但我依旧痛苦得彻底,真正地陷入了其中;妒火中烧、心烦意乱,几乎失去理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无聊,先生们,都是因为无聊;惰性压垮了我。毕竟,意识的直接、合法、最自然的产物就是惰性,也就是那种有意识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的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就是整件事最荒谬的地方了—即使出离愤怒的时候,我都依然可耻地意识到自己并非凶狠的人,甚至还是一个无法凶狠起来的人。我只是在狐假虎威,自娱自乐罢了。即便我怒不可遏,但只要有人递给我一只小玩偶,或端上一杯加了糖的茶,我也许很快就心平气和了,甚至内心充盈着柔情蜜意,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羞愧难当,恨自己不争气,甚至会因此失眠好几个月。我就是这样的秉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可突然我用最简单、最天才的方式报复了他!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想法。每逢节假日,有时候,我常常在三点多钟的时候到涅瓦大街溜达,在向阳的一面散步。也就是说,我不是去散步,而是去体验数不清的痛苦,屈辱和愤怒,但是我大概需要的就是这样。我像泥鳅一样用最丑陋的方式在行人中左躲右闪,不断地给人让路,一会儿是将军们,一会儿是近卫军骑兵和骠骑兵的军官们,一会儿又是太太小姐们;在这样的时刻,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和鄙俗,我就感到我心中一阵阵绞痛和背上一阵阵发烧。一想到这些,一种极大的痛苦,一种连续不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屈辱感便会油然而生,而这想法又常常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直接的感觉,感到我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这是不消说得的,但是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它,所有人都可以侮辱它。我干吗要自取其辱,自受其苦,我干吗要到涅瓦大街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一有可能,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往那儿跑。当时我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讲过的那种无穷的乐趣了。在发生军官的事情之后,就更加吸引我上那儿去:我遇到他最多的就是在涅瓦大街,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他也多半在节假日到那儿去。他遇到将军和官比他大的主儿虽然也得让路,在他们中间也得像泥鳅一样左躲右闪,但是遇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甚至比我辈地位稍高点的人,他就横冲直撞;向他们直冲过去,仿佛他面前是一片空地,无论如何不肯让路。我瞧着他那副德行,真是恶向胆边生,但是……每次遇到他又只好愤愤然给他让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甚至在街上我也不能同他平等。“为什么你一定要先给他让路呢?”有时半夜两点醒来,我就像发作疯狂的歇斯底里似的,不依不饶地问自己。“为什么偏要你让路,而不是他让路呢?要知道,没有这样的法律,哪儿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被几个远亲硬送到这学校里去上学的,我信赖他们为生,而且关于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至今一无所知——当时,我孤苦伶仃,已被他们数落得呆头呆脑,成天闷闷不乐,一言不发,怪异地环视着周围的一切。同学们用恶意而又毫不留情的嘲笑迎接我,就因为我不想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但是我受不了他们的嘲笑;我不能那么掉价地跟他们和睦相处,就像他们彼此都很合得来一样。我立刻开始恨他们,躲避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持着一种既胆小怕事又似乎自尊心受到了损害那种无比的孤傲。他们的粗野使我愤怒。他们无耻地嘲笑我的脸,嘲笑我的粗笨的外貌;可是他们那样儿都叫人恶心。还在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心情抑郁地对他们感到奇怪;当时我就惊讶: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猥琐,他们做的事,他们玩的游戏和他们说的话是那么无耻。他们连最普通最起码的事都不懂,对许多这么有意义,这么惊人的事都不感兴趣,因而我不由得认为他们比我低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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