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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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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母亲的匮乏感呢？但我有时候想，来深圳的人难道不也大抵如此吗？深圳就像一条“贪吃蛇”，吃走我们的满足感。哪怕问年轻人，你来深圳的理由是什么？答案仍可能是两个字：搞钱。我们和母亲一样，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抵抗着各自人生中的“匮乏”。母亲和我在深圳的生活累积得越久，我们的相处模式越随意。我们用方言夹杂着普通话的形式说话。我的丈夫是湖南人，当他不在场时，我和母亲会转成方言对话，那就像是一种从记忆里蹦出来的外语。我意识到母亲是我在深圳唯一需要用方言对谈的人（父亲会普通话），这种方言代表着一种很低微的出身，但也让我感到一种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结—一些词句只有我和母亲能懂。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微电影”。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的母亲有一种独特的回忆时间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公历，也不是按照农历。她的记忆以我、我弟弟、我父亲，以及她自己和身边亲人的重大生命选择和经历为坐标。她经常无法精确说出具体的年份，但她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我跟你爸结婚那年。你外婆去世那年。”。“你出世那年。”美父西曾然部，阳如“你弟弟出世那年。”处量“你考上高中那年。你外公不在那一年。”量量菌“你上大学那年。”细后自量直微限工人“你毕业那年。” 越是久远的记忆，母亲的细节描述越清楚、生动，年份却越模糊。直到我工作多年后，一个五一假期结束后的下午，我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聊起各自的母亲。我带着一些抱怨，跟她说起我跟母亲分离多年后，又同住到一个屋檐下的种种不适。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沟通，我提到一个细节，说，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她生命中发生的大事，她总不能给出具体的年份。并且，她常常把生命中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讲述，比如躲计划生育，跟父亲一起在矿山打工…除了母亲识字少这个理由，我无法理解这背后的真正原因。良香自夏，亲父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 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进入到一个她从未进入的由知识构造的世界。经由学习和阅读，我获得用文字解释生命经验的方法。即使如此，我的母亲仍常常为我现在已有的生活担忧，一旦我不再工作，似乎一切都摇摇欲坠。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当我们一家人离开乡村后，上面这些习俗也就渐渐消散了，但记忆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也在乡村度过了她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你根本不知道为钱犯愁是什么滋味。”《杀人广告》(Murder Must Advertise)(1933)中，凶手对温西说道。但温西的创作者显然能感同身受。回望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一年，除了小说《谁的尸体？》最终大获成功带来的喜悦之外，还有那些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带来的黯淡记忆：写作是否真能带来物质上的回报？塞耶斯在给父母的信件中，通常会事无巨细地向父母汇报日常生活、对写作的感受，很少提及那些幽暗的情绪。即便塞耶斯没有全然向父母吐露隐忧，我们仍能从信件中寻找到她在这段时间正经历沮丧情绪的痕迹：“最近发生的事都诸多曲折，令人疲惫，也令人欢喜。我的情绪起伏很大，这一刻还是欢欣鼓舞，下一刻或许就跌入了绝望深渊，连我自己都无法预料。我如此痴迷于彼得爵爷的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写作能完全占据我的思想，这样我才不会一门心思想着那种我渴望却求之不得的生活。”她后来回想起消沉是怎样给她因新获独立而振奋的心灵蒙上阴影，正如痛苦而清醒的认知是怎样煎熬她写作的决心，她明白万一写作这条路无法带来物质回报，那么她投入写小说的时间越多，她亲手给自己搭建的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是情感上，也是经济上—轰塌时就越声势浩大。和H. D. 一样，只有在度过困境之后，塞耶斯才有勇气承认她是如何咬紧牙关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坚持了下来。在梅克伦堡广场，为了抵御时时侵袭的忧郁情绪，塞耶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幻想雅致、考究的生活：她将所期望通过写作获得的财富尽数加诸笔下的人物。她在几年后写道：“彼得爵爷有巨额的收入（虽然我从来没有特地思索过收入来源）……我是特意安排给他的。这样的安排不需要我特别费力，而我那时经济相当拮据，给爵爷花钱能让我获得快乐。我不喜欢住在装修简陋的屋子，就给爵爷安排一间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豪华公寓。我屋子里的地毯廉价粗糙，还有个破洞，就给爵爷安排一块极尽华美的奥布松地毯。我没有钱付公交车费，就给爵爷安排一辆戴...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当时，女性有途径获取知识仍会引起社会不安，简·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古典学的存在因此是对现状的挑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期间，掌握希腊语是社会阶级的一种标志，在公立学校中，只有那些被期望将来获取有权力名望的职位的男孩才有学习希腊语的机会。正因如此，古典学成了不容女性和工薪阶级踏足的知识领域，这也标志着他们被权力体系驱逐。“我愿献出十年生命以掌握希腊语，”克拉丽莎·达洛维自言自语道，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首部小说《远航》中的人物，作为一位上层阶级的妻子，她一心只想接受教育。随着女性教育逐渐普遍化，对女性而言“掌握希腊语”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拥有可以记诵语法和单词的良好记忆力。学习一门古代语言不仅提出挑战、带来乐趣，更是郑重宣布：女性在智识方面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这扇关闭的大门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也能找到呼应：门房没收了钥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在伍尔夫面前缓缓闭上。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 请牢牢记住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生活物资和农产品被认为来源于一名女性神灵。想象一片土地，在那里，负责产品收集和分配的不是男人，而是妇女和女孩。突然间，那些人们记忆中的重要女性不再是虚无缥缈、形象模糊的超自然怪物，而是被视为处于社会中心的意识清醒的强者。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一个女性向来很少得到认可的社会中生活，因此很容易认为当女性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那些女性的代表肯定特别优秀、特别超凡脱俗，甚至可以说，就是女神。但是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最重要和最强大的秘密，生命的诞生，显而易见地由女性掌控着，然后再推测一下，结果便是有血有肉的女性每天都享受着巨大而实实在在的尊敬。请牢牢记住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生活物资和农产品被认为来源于一名女性神灵。想象一片土地，在那里，负责产品收集和分配的不是男人，而是妇女和女孩。突然间，那些人们记忆中的重要女性不再是虚无缥缈、形象模糊的超自然怪物，而是被视为处于社会中心的意识清醒的强者。因此，海伦在有生之年里完全可以轻松地在世间行走。她死后，关于这个耀眼生物的记忆和故事使她的灵魂得以不灭。现在，地在公众的想象中已经成为一名神祗，然而，她在男人心目中的形象却千变万化一公主、王后、妻子、情人、妓女、女英雄、星星和性爱女神。不管她的装束如何，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变，即她永远都是那个耀眼的海伦 —“Eleni'”。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身份问题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都将困扰着学者一然而，目前流行的看法认为，荷马是一个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生活在爱琴海东部岛屿（例如希俄斯）或小亚细亚海岸的人。在男性吟游诗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希腊神话中，人类的形成有四个阶段。第一批人类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孩子，盖亚同时赋予了神灵和人类生命。这批最先出生的人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因而被称为人类的黄金种族。接下来是白银种族，一个不知奥林匹斯山众神为何物的极端母姓社会，他们的生活悲惨可怜。这个麻烦的族群被青铜种族所代替，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一些相信神灵却非常好战的可怜人，第二阶段是那些相信神灵，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后来（满足了必要的条件之后）又在极乐世界永远生活的灵魂高贵的英雄们。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居住着黑铁种族，他们不公、残忍，而又频频发生动乱。海伦在青铜种族和白银种族之间起着纽带的作用。每个阶段的结束，都是既暴烈又突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观察到青铜时代许多树木都长得很缓慢，这说明这是一个宇宙活动过多的时期。一些科学家认为，公元前2807年左右一颗彗星撞击地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这颗彗星的冲击力据估计在10到10百万吨之间。关于岩人（rock-men）和巨大深渊、洪水和神圣毁灭的故事，可能是对公元前2350年左右发生的气候严重变化的可怕描述，当时，好几个青铜时代的文明都消失了。这些故事也可能是对公元前1800年爱琴海地区发生的一次严重沙尘暴事件的模糊记忆一频繁的火山活动所造成的尘埃云。关于彗星的影响，请参考Masse（1998），53；关于气候变化和沙尘暴事件，请参考Verschur（1998），51。荷马似乎记录了地震和宇宙运动（这里出场的是一颗陨石）出现在特洛伊的战场上。“一声响雷！宙斯放出一道可怕的闪电/炽热的白光射向狄俄墨得斯队伍的马蹄/随着一道耀眼的烟雾，闪电劈开了大地一/熔化的硫磺炸向天...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荷马是引入“野蛮”(barbarism)这一概念的人——“barbarophonoi”（意为“巴巴说话的人”），用以指那些人的语言对希腊人来说含糊不清、难以理解，听起来就像一直在念“巴—巴—巴—巴—巴”。然而荷马对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一视同仁，他从两者中都发现了英雄和堕落分子。《伊利亚特》并非一部记录东西方分裂的史诗，虽然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如此宣传它：荷马被绑架了。没有任何当时的迹象表明，青铜时代的人们从东西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地中海东部地区完全就是一个权力频繁更迭的舞台。我们手头掌握的确凿证据是，青铜时代晚期，东西方的人口流通是双向的。公元前1260年左右，赫梯国王给迈锡尼的统治者送了一块名为“塔瓦伽拉瓦书”(Tawagalawa letter)的泥板。在泥板中，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Hattusili III)抱怨说，至少有7000个他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子民已经在希腊定居下来，这些人来自阿希亚瓦地区(Ahhiyawan)的卢卡人居住区(Lukka Lands)。最新的分析结果已经证明，我们所说的“迈锡尼”领土，指的就是青铜时代晚期的“阿希亚瓦地区”。那些安纳托利亚移民可能是被希腊领主用来填补劳动力，以建造巨大的迈锡尼城堡。1000多年后，斯特拉波(Strabo)说是独眼巨人库克洛佩斯（来自吕底亚即青铜时代的卢卡人居住区）建造了梯林斯。迈锡尼城堡等工程项目的城墙由一块块巨大的石头砌成，这些石头的尺寸经常大得超出人们的想象。斯特拉波时期的民间记忆是否令人想起了吕底亚原住民哼哧哼哧地将巨石运往指定地点的画面，仿佛在做一项只能由巨人完成的工作？另外一块破碎的泥板似乎记录了希腊大陆人（阿希亚瓦的国王）与赫梯国王之间，关于“阿苏瓦一侧”领土［Assuwa，很可能是指利姆诺斯(Lemnos)、伊姆布罗斯(Imbros)和萨莫色雷斯(Samothrace)三个小岛］归属权的纷争，这些岛屿可...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酒精抹去了与一个肉体上令人厌恶的男人亲密接触的恐怖，暂时安抚了她们的自我厌恶、内疚、痛苦和对暴力的创伤性记忆。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大概就是因为李自成对部下的姓名有惊人的记忆力，并且常有些亲切感人的行为，所以他死之后，虽然郝摇旗同自成的余部有一段时间分裂了，甚至势同水火，但郝摇旗左右的人们还是对自成非常怀念。

——姚雪垠《李自成》

我过去的回忆中可以带到新生活里去的愉快的事情很少，因此关于您的记忆也就弥足珍贵，您在我的心里也弥足珍贵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他们会把快断气的你随便塞到地窖里最臭的角落，那里漆黑潮湿；你一个人躺着，到时候你会反复想些什么？你死了——人家便匆忙收拾你，是陌生人动手，还发着牢骚不耐烦——没有人会为你祈福，没有人会为你叹息，只想尽快把你这担子从肩上卸下。他们会买个大木槽，把你装起来搬出去，就像今天他们搬出那个可怜的女人那样，然后去酒馆祈祷安息。墓穴里是泥泞、垃圾和湿湿的雪。。。这也曾经是个人不是？唉，算了，你填土吧。’他们也不想为了你吵来吵去那么久，便尽快用湿湿的青蓝色黏土把你的墓穴填清，然后去酒馆⋯这里就是你在人世间记忆的终点；在其他人的坟墓前，会有小孩、父亲、丈夫等人去悼念，而你这里——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没有祈祷亡魂安息，没有一个人，全世界永远不会有任何人来你坟前。你的名字将从世上消失—这样，就好像你根本没出现过，也从没出生过！又是烂泥，又是泥淖的，当死尸们站起身的时候，你就只能夜夜在那里敲一敲棺材盖给自己听：‘放了我吧，各位好人，放我去世上过活吧！我活过——但没见过生活，我的生活成了抹布，是干草广场酒馆里的人们把它给当酒喝掉了，放了我吧，各位好人，让我再一次去世上过活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很快就恢复了记忆。我毫不费力地一下子就想起了一切，仿佛这记忆一直在守候着我，伺机随时再次扑入我心田。而且，即便在昏昏沉睡中，记忆里也仍然总是有一个怎么也无法忘怀的点，我的那些惺惺忪忪的幻想就围着这个点沉重地转悠。然而，奇怪的是：我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在我清醒的此刻，却感到已是十分久远的往事了，似乎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早已把所有这一切忘得精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不一走了之。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苦闷了。过去的一整天所留下的印象，不知怎么竟自动地、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乱糟糟掠过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早晨我提心吊胆地去上班时在大街上看到的一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P423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1713一1784）在其《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中谈到：“我们就是赋有感受性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自然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已…”（详见《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9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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