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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秋天"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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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德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巩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938年3月，合并（奥地利并入帝国）之后，他被派往维也纳组织移民。这件事在德国尚不为人知。直到1938年秋天，德国国内的传闻依然是，犹太人之所以离开是出于他们自发的强烈意愿，而并非受迫。德国犹太人之所以笃信这一传闻，主要因为，纳粹于1920年拟定的纲领同魏玛宪法的命运相似，从未被正式废除；“二十五点”也从来没有被希特勒宣布为“不可变更”。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当时规定的反犹条款根本是小巫见大巫：犹太人没有完整的公民身份，不能担任公务员职务，被清除出媒体行业，所有在1914年8月2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取得德国公民权的犹太人，将被剥夺公民权，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驱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权应当立即被剥夺；不过，对大约一万五千人的整体驱逐却是五年之后才开始的，当时人们还以为驱逐已经彻底结束。每天都有犹太人被运送到波兰边境的兹邦申，并迅速被关进集中营。）纳粹官员从来就没有把党纲当回事，他们为参与到一场运动中来而感到自豪。运动不同于一个政党：运动不受纲领制约。即便在纳粹夺权之前，“二十五点”也不过是对政党制度的妥协，以及对那些关心他们所加入的政党有着何等党章的老派选民的安抚。艾希曼，如我们所见，并不受制于这类可悲的习惯；当他在耶路撒冷法庭之上说他不知道希特勒的纲领时，很可能说的是实话：“党纲不重要，你知道你加入了什么。”而犹太人则循规蹈矩到将“二十五点”熟记于心并坚信不疑。只要有违背法定党纲的事发生，他们就会归结为是未受正规训练的成员或团体暂时的“革命性越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一一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一一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徳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现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两万分之一。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她讲起鲁迪的老故事，时间在大约二十年前，十月末的某个下午，从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开始。那是镇外的坎普·坎普贝尔加油站前面。那时正是一年中木叶转黄的时节，乡野烟气缭绕，秋天的金色与灰色斑驳错落。故事从初遇继续，转入在苏格维尔的耶稣升天教堂举行的婚礼，再到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月。位于巴罗街转角的房子，它那砖头铺就的前门台阶和玻璃的窗户，圣诞节的狐皮，六月里款待二十八位亲友的炸鱼宴。那些贝丽尼斯为鲁迪在缝纫机上缝补外衣和衬衣并下厨做饭的日子，他们俩一直那么开开心心。还有在北方快乐逍遥的九个月，在下雪的辛辛那提。然后又回到苏格维尔。日子接踵而过，累积成一个又一个星期和月份，数年时间便一晃而过。而他们两人总是开开心心。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一封信我没有写完，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天我心情沉重，实在写不下去。我有时喜欢一个人呆着，独自品味忧伤与痛苦，不与人分享。现在，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在我的回忆中常常会有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一连数小时对周围事物漠然无感知，以至于完全忘却眼前的一切。现在我生活中的种种感受，无论是喜悦，还是忧伤、沉重，无不勾起我对过往岁月中相似情形的回忆，我常常会因此想起我的童年，我金色的童年！然而，每次回忆之后我的心情就格外沉重。我不知怎的身体变得很虚弱，种种幻想更使我筋疲力尽，而我的身体状况本来就越来越糟。今天早晨天气不错，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是这儿秋天中少有的好天气。它使我精神振奋，我心情愉悦地迎接这一天的开始。是啊，我们这儿已经是秋天了！在乡下生活的时候，我是多么喜欢秋天啊！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许多东西。相比于清晨，我更喜欢秋日的黄昏。我记得，在距离我们家几步远的山脚下有一个湖泊，这个湖——现在我仿佛又见到它了——湖面宽阔，湖水明净、清澈，像水晶一样透明！有时候，假如晚上没有风，那湖水就是宁静的，湖边树上的叶子也都静穆不动，湖面波平如镜。空气多么清新，又多么凉爽啊！小露珠滴落在草丛中，湖边的木屋里亮起了灯光，一群群牲口正被人们赶往各自的家中。就在这个时候，我会悄悄地从家中溜出来，来看我的湖，常常看着看着就出了神。渔夫们在湖边燃起一捆干树枝，火光映红了水面，照得很远很远。天空清冷、湛蓝，天边映出一道道火红的光带，这光带越来越暗淡。终于，月亮出来了。此时，空气中的回声很响，无论是受到惊吓的鸟儿在振翅飞起，还是芦苇被微风吹动，亦或是鱼儿在戏水——所有的声响都能听见。蓝色的水面上升腾起白色的水雾，薄薄的、透明的。远处渐渐暗下来，一切都仿佛隐没在暮色中；而近处，小船、河岸、岛屿，一个个都轮廓分明，仿佛是雕刻出来的物像。一只被丢弃或是被遗忘在湖边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秦历也叫颛顼历，其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十月作为一年岁首，这也是本书屡屡强调的要点。一般认为汉承秦制，也直接继承了秦朝历法。（颛项历）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戴波《有为》

这是古人“天人合一”观念在司法体系中的投射。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说：“天之道，春天之所以温暖，是为了让万物生长；夏天之所以炎热，是为了让万物得到滋养；秋天之所以清冷，是为了让万物萧条；冬天之所以苦寒，是为了让万物自藏以待来年… 而圣人行政就应该符合天的观念，所以‘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程度较轻的奖赏）、赏、罚、刑，这四种王政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 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署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董仲舒《春秋繁露》）此观念并非董仲舒独创，而是有更古老的传统。从这一观念出发，自然就有了在秋、冬两季，特别是在冬季实施肉刑的做法，所谓的“秋后处斩”便是体现。春天做什么呢？春天经常会实施大赦，以符合上天生养万物的大德。理解了这种做法，再回头看胡三省对处死窦婴事件的注释，意思就是，田蚧担心拖到春天，刘彻会大赦，窦婴就有了活命的机会，所以抢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对他执行死刑。

——戴波《有为》

在本书五十四年的叙事里，我们需要熟悉汉初君臣百姓墨守的某个生活习惯，即国家使用的历法每年是以十月为岁首的。汉朝从短命的秦朝那里继承了很多遗产，包括这种历法。这意味着，假如汉初人有我们现在使用的那种月历，翻开封面之后，第一页上写的就是十月，十月初一就是汉人新年的第一天，然后他们依次过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七月、八月，最后一个月是九月（或许再加一个闰九月），在秋天结束的时候告别过去的一年。所以汉初中央的年终统计，总是要求各个郡县在九月之前派人上报，称为上计。这种历法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迥然大异。如果不知道这个常识，看待秦末汉初的一些史事时，就很容易算错时长。

——戴波《有为》

“老天。”小白翻了个白眼，说，“哎，我今天挣了很多，陪我去商场里退货吧。” “退货？” “客人给我买了个包，很贵的，我用不上，折价退掉。”小白拍了拍身边的一个拎袋，说，“你别想歪了啊，我就是偶尔做做导游。” “不想歪。”我说，“你在我心目中是最美好的。” “谢谢你。” 我手里的蛋筒被她拿走了，一口吞进嘴里。我看到商厦前面有一个长相奇傻的男人，既黑且矮，咯吱窝里夹着金利来小包。他被Ctrl+C、Ctrl+V，无限复制，成千上万个他在这条街面上走来走去，我想小白大概就是陪着这样的男人在街上晃荡。有点像噩梦。那年月有很多像这样的男人带走很多像小白这样的女孩。退完了包，小白说我们一起回学校吧。那是二OOO年的秋天，天气已经冷了下来。在公共汽车上小白靠在我肩上，有一扇关不上的车窗吹进来无数冷风。我们相互取暖，我替她挡风，她抱着我的腰。唯一的一次，我们像一对情侣那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到学校门口即刻分开，恍如从未有过哪怕片刻的哀伤。

——路内《云中人》

“九二年的秋天发生了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记忆中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好像一部默片，有一些鬼影子一样的人出现在银幕上。时间其实是很公平的，经过时间，你所爱的人，所恨的人，都会变成鬼影子，在记忆中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

——路内《少年巴比伦》

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条小街上，两侧高高的围墙，里面种着梧桐树，有一些枯叶掉落在街上。她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这就有点像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她说，这些树叶在夏天的枝头被风刮出沙子里。白蓝沙声，秋天掉落在地上，被踩出嘎吱声，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犯这个病们独特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她说：‘踩过的枯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

——路内《少年巴比伦》

她说她爸爸是语文老师，七六年那会儿，她爸爸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也不说话，到了秋天，头发全都白了。她被寄养在亲戚家，偶尔看到爸爸，觉得他像一棵发疯的树。她说：“后来熬了十年，熬不过去，走了。”她说完这些，又说，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无理由地去死。她说她比我更像个亡命之徒，只是别人不知道。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党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后来她说，换个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让她覆盖我，这时她仰起身体，紧闭双眼，笔直地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指也像树枝一样紧绷着。我看到天花板上霉点，在她头上，作为一种背景被深深地印人了我的脑子里。

——路内《少年巴比伦》

下午，我坐在一辆卡车后面，十来个青工地锣打鼓，车子一直开到了医院门口。那时候退休都这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这就是说，在锣鼓声中，你一生的雄绩伟业都结東了，即使是老牛逼，曾经打过车间主任，调戏过姿色阿姨，也只能接受这种事实，从此做一个天天打麻将的糟老头，一直到死为止。那天我没有敲锣，工会千部让我捧着一个镜框，里面是老牛逼光荣退休的证书，像是一张奖状。我捧着它走进医院，仿佛是捧着老牛逼的遗像。别人都很喜庆，唯独我神色哀恸，假如我的内心也是一个世界，老牛逼就是这么死在了我的世界中。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是他六十周岁的生日。九二年的秋天发生了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记忆中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好像一部默片，有一些鬼影子一样的人出现在银幕上。时间其实是很公平的，经过时间，你所爱的人，所恨的人，都会变成鬼影子，在记忆中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

——路内《少年巴比伦》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路内《少年巴比伦》

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条小街上，两侧高高的围墙，里面种着梧桐树，有一些枯叶掉落在街上。她用皮踩着落叶，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她说，这些树叶在夏天的枝头被风刮出沙沙声，秋天掉落在地上，被踩出嘎吱声，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特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她说：“踩过的树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

——路内《少年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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