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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命运"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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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北才遭受这样的重击而不死，确实离奇，但人的命运也实在难说，像在赌桌上，什么样不可能拿到的好牌或烂牌都有可能拿到，你说是巧合吧，倒又怀疑暗有天意。连一辈子崇尚理性的胡适也说过：“麻雀牌里有鬼！”在命运面前，你哭，你笑，你哀求，随便你，命运自有它的走向，可能听取你的意见，也可能置若罔闻，到最后，你唯有低头认受。

——马家辉《龙头凤尾》

命运本是遥不可及，看不到，嗅不着，然而赌博让抽象的命运切切实实地落到你手，可见可碰可敲可摔，命运如此贴近，所以是如此地亲。你不必等待，伸手即可触摸命运，轻易地，直接地，跟命运打个照面，所以你明白，你并不孤单。跟你对赌的并非桌前的其他人，而是命运，只是命运。

——马家辉《龙头凤尾》

在我的想象里，“鬼粉丝”有名有姓，是功夫高手，自小在习武的路途上吃尽苦头，也尝过不少甜头，但他如同世上所有人，承受着渺不可解的茫茫天意，有着意料未及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跟《龙头凤尾》和《鸳鸯六七四》的关键人物有过交集，在时代的滚滚洪流里，有过如此或如彼的恩仇纠缠，而那样的时代，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爱过也恨过的，世界。我本来就不是个谦虚的人，对于自己的创作，更常有无法自控的张扬。我不道歉，你也没必要原谅。读书就好，就系咁啰。

——马家辉《双天至尊》

老话常说“性命”两字，人的际遇起落，确实关乎命运也牵于性格，如脚踏车的两个轮子，前轮缺不了后轮，后轮也离不开前轮。

——马家辉《双天至尊》

一开始我挺心平气和，想着这就是自己的工作嘛。但有时候跟着“嗑瓜子天团”和“吃零食儿童队”屁股后面扫得满头大汗，一扭头发现背后又是一地狼藉时，就难免生气。更让人生气的是游客们的态度：明明都走到垃圾桶前了，就是不把垃圾扔进去，甚至还有对着垃圾桶大小便的…我一边打扫一边劝阻，大部分人会马上认错，态度诚恳得让人怀疑其是否真不认识垃圾桶（认完错以后扭头继续乱扔）。也有人一脸冷漠，视我如空气，甚至鄙夷不屑，带着几分“我不扔垃圾你们清洁工岂不是要失业了”的表情扬长而去。除了扔垃圾，还有人扔钱。我早就听说很多景点的水池、水缸都难逃被游客当许愿池扔硬币的命运，但武当金顶上并没有水池，我本以为这类事情会少些。然而我还是低估了游客们的祈福热情。大家会把钱扔到房顶上、护栏里和各种圆形的磬、桶里面，或见缝插针地塞进建筑物里。甚至一些“早有预谋”者用硬币摆造型。有次我看到金殿四周每隔几米就被放了一摞一元硬币，不知什么人在此布阵。

——李闯《辞职上山》

据冷子兴说，一般人因此当然把宝玉这个“怪物”当做一个坏胚子——日后定然是酒色之徒无疑了，独雨村正言厉色地说：不，不！你们错了，此人另有来历，非俗常之论所能知也。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宝玉最不喜欢雨村，可雨村是他的第一个“知音”。不但如此，雨村除了教过黛玉，也是甄宝玉的“业师”呢！我所谓的“启蒙”，就是指可卿给凤姐上了一课，让她开始注意荣华瞬息，富贵无常，跟着即有大变来临。那么，她对宝玉，又是启了他的什么蒙呢？很明显，她就是现实中的警幻仙子。是以海棠者，湘云也；桃花者，袭人也；杏花者，探春也；牡丹者，宝钗也；老梅者，李纨也；荼靡者，麝月也。[赵姨娘]知道：宝玉是个“废物”，不能自保之人；保他的，老太太不在言下了，还要先数两个人：凤姐是他实际利益(物质)的保护人，黛玉是他感情利益(精神)的保护人。没了凤姐，宝玉便不能“自理生活”；没了黛玉，宝玉便要神经狂乱，变为疯傻。所以老太太、凤姐、宝玉、黛玉这四个是全书中绝对不可分割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周汝昌《红楼小讲》

作者又认为，在“灵性”的诸般功能体用中，以“情”最为根本，最为珍贵。是以书中于开卷不久就特笔表明：“大旨谈情，” 但因“情”是抽象的，无法成为故事，于是便又以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情节来抒写这个特别可贵的“情”。但是，“情”这个字眼常常令一般人发生错觉或误解，一提起情，就划限在男女之间的所谓“爱情”上，于是作者便又顺水推舟，就以女子作为书中的主体人物而来体现真正的情到底是何等境界意味，它与被俗常歪曲而又看不起的“情”，其间区别又是怎么样的。这儿，又包括了曹雪芹的一段独有的见解：他特别器重赏爱女儿的真才情——“聪明灵秀之气”，超过男子远甚，而在他的时代，女子的处境与命运却是带有普遍性的不幸与悲惨，这就又使作者产生了一种大悲悯的情怀：特别珍惜怜爱女性。这就是他在第五回中提出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沉痛语言与宣言。这是人类的最博大的真情，也是中国文化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境界。 “千红”、“万艳”是泛称其众多，而实际是以一百零八个女子这个象征数字代表了千千万万。书的异名又叫做《金陵十二钗》，十二也是代表多的意思，九层的十二钗，便成为一百零八位女子（传统评价人物，也是分为“九品”）。书中所写一百零八位女儿，正对《水浒传》的一百零八位英杰。是以作者表明：书中人物是“小才微善”的“异样女子”。这一措词又谦虚又表彰。十二是书中的一个基数，处处点明不畏其重出复见，如十二个小道士，十二个女戏子，十二枝宫花，十二支《红楼梦曲》……连“冷香丸”的配药处方也是九个十二组成的！写了这么多女儿，绝大部分都是姑娘、侍妾、大丫环、小丫头——当时屈抑为奴婢“贱”位的女子。然后，采用了一个巨大的总象征手法：“花落水流红”、“落红成阵”、“花谢花飞花满天”—— “沁芳”之溪，水逝花流，群芳俱尽！

——周汝昌《红楼小讲》

赵姨娘深知：欲为自己亲生子谋求“正式地位”，继承“冠带家私”，必须锄掉了宝玉这棵灵芝草。而要除宝玉，又必须先除两个：一个是凤姐儿，一个是林姑娘。假如你一时弄不清这是何道理，那证明你“看棋”还不如赵姨娘看得透，她知道：宝玉是个“废物”，不能自保之人；保他的，老太太不在言下了，还要先数两个人：凤姐是他实际利益（物质）的保护人，黛玉是他感情利益（精神）的保护人。没了凤姐，宝玉便不能“自理生活”；没了黛玉，宝玉便要神经狂乱，变为疯傻。所以老太太、凤姐、宝玉、黛玉，这四个是全书中绝对不可分割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周汝昌《红楼小讲》

我一边看，一边不断去思考心理医生提出的问题。我曾一度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基因不好，才导致树儿患上了孤独症，明面上还和树儿爸互相“甩锅”。我为了杜绝“疯血”代代传的悲剧，曾人工终止妊娠三次，最后克服各种心理和生理的障碍，多重考虑之下，生下了树儿。没想到，命运跟我开了这样的玩笑。苦难本身会在日常生活的交谈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令人猝不及防。我周围的苦难已太多，负面消息总是如洪水般袭来，包括我自己的。我看见了别人的痛苦，这些痛苦都离我不远，而我自己也经历着类似的痛苦。然而，痛苦之下，我也得出了清晰的结论：虽然树儿得了孤独症，是来自星星的孩子，虽然我经历了情绪的剧变，有许许多多负面的东西涌入，但我一直爱她，这点毫无疑问。我放弃了追求“正常”的执念，慢慢接受树儿患孤独症这一生活中的非正常因素。抛弃对孤独症的偏见后，我的生活也趋于平和了。我不再带着自责去幻想：要是不是她，或者她是个普通的小姑娘该多好。我内心那些复杂纠结的情感渐渐消退了，被贴上孤独症标签之前和之后，她始终如一是我亲爱的女儿。

——朱矛矛《树儿》

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对永恒的关注胜过所有对不朽的渴望。罗马帝国的倾覆清楚地表明了没有什么人手的作品能够不朽，随之兴起的基督福音将永生赋予个体生命，并上升为西方人的排他性宗教。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任何对尘世不朽的追求都変得无意义和不必要了。它们如此成功地把积极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变成了沉思的婢女，以至于使世俗领域在现代的兴起，和同时发生的对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的颠倒，都无法挽救不朽之渴望被湮没的命运，而那种渴望，最初曾经是积极生活的源泉和核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人的君主统治（古代人断言其为家庭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中转化为一种无人统治（no- man rule）——如我们今天所知，社会秩序的顶点不是作为一个绝对统治者的皇室家族。但是这个“无人”，这个在经济中扮演着社会整体利益和在沙龙中标榜为文明社会意见的“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它的人格而不再统治人。如同我们从我们最富有社会性的政府形式——官僚制（民族国家政府的最后阶段，正如“一人统治”是仁慈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最初阶段一样）——中所了解的，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现代平等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的平等，特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或者就此而言，甚至成了反犹主义的无辜执行者；反犹主义可能是必要开辟一条“这个民族走过的血染之路”，以使这个民族完成其使命。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最终解决”不适用于东部占领区，理由很简单，东部犹太人的命运很早之前就已定了下来。屠杀波兰犹太人，这一决定并不是希特勒于1941年5月或6月（最终解决令的日期）作出的，而是在1939年9月（就已下定决心的）。……早在1937年11月，希特勒指出，他并不是要征服异族，他想要的是在东部为德国移民准备一块“无人之地”。……针对东部犹太人的措施，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且还是一个广泛性人口政策的主要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德国人赢得了战争，波兰人将遭受跟犹太人相同的命运，也就是集体屠杀。这不仅仅是个猜想：德国的波兰人已经被迫佩戴胸章，只是以字母“P”取代了犹太大卫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先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人消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塞尔瓦蒂斯博士再也坐不住了。他问了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厄运总是降临在犹太人头上？”“您不认为是非理性动机奠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而且超出了人类理解的极限吗？”难道不存在某些“不受人类的影响…推动历史向前的历史精神”吗？难道不是豪斯纳先生引用黑格尔并同意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吗？难道他没有表明“领导者的做法并不总是能达成他们期待的目标和终点？其意图在于摧毁犹太民族，但并未如愿，反倒推动一个新兴国家形成”埃及副外长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埃及国民大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不负有责任，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牺牲品；后者“迫使前者犯罪，从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一一建立以色列国”。按照主控官所阐发的历史哲学，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只是用“历史”这个词取代了通常保留给锡安长老会的位置。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941年那些荷兰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很容易发现问题的答案。那些荷兰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老犹太区袭击了德国安全警察支队。作为报复，四百三十名犹太人被逮捕、被刑求致死。他们首先被运到布痕瓦尔德，后来到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几个月下来，他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慕奥斯维辛甚至里加和明斯克的同胞。有许多事情比单纯的死亡更可怕。党卫军负责让这一点铭刻在受害者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而家乡，在她看来是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基础。她认为这个过程并没有随第三帝国的覆灭而结束。“流散人口”这个社会阶层的形成，作为一个群体现象，是极权统治的一个后果，这在她看来恰好对战后时期起了决定作用。“无国家”，是一种现代命运，它面临着重蹈种族屠杀覆辙的危险。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驱逐，在她看来正是一个凶兆，这个循环始于双方的势不两立，可能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她还从“无国家”这一点中看出人们对迄今为止的历史的否定，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社会全新开端的标志。她以同样的方式在复国主义者面前为流散人口作出充满激情的辩护。那些复国主义立场背后的意图，是将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排除在历史之外。 [20] 复国主义认为反犹主义是历史的延续，要以此为依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政体。对此她义愤填膺地予以驳斥。她预见到，这样一来就只有交换立场；她尤其坚信，宗教赋予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不再具有约束力。她担心对移民的安置问题，后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同在那里长期生活的、先于以色列建国的犹太人共同建立的联盟，将会逼迫他们的阿拉伯邻居陷入一个剑拔弩张的态势，正如纳粹极权专政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她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将染上法西斯的特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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