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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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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静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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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我离开回北京的时候,对我说,你应该有个家,结婚生子。她担心我独自在异乡,困顿脆弱。我笑笑,没有话说。我们要对一个人产生与之相对一生的愿望,多么的难。自私的男人太多,温暖的男人太少。我们无法在与人的关系里获得长久的安全,一向如此。而至于娱乐的激情,不谈也罢。那是青春期的乐趣,不是成年人的方式。在那一刻,才知道自己的心,已经有多么疲累。只想安静。
——安妮宝贝《一次旅行》
历史上一直有少数男性学者试图操纵语法性和人类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反映他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看法。19世纪初,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叫・斯(Karl Lepsius),普鲁士的语言学家,他同意这种精准的诠释。莱普修斯甚至声称,只有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历史上能领导世界的强国”才会区分名词的性。在他看来,有语法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对人类的两种生理性别有更全面、更成熟完善的理解。没有语法性的语言?它们在“衰落”。 就语法性理论而言,格林和菜普修斯都是蠢蛋,英语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仍然不理解爱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转移注意力。p035…… 对我来说,这世界仍然存在着一种让我可以找到这个词所是和所在的途径。我心中充满了这种饥渴和需要。正是这种饥渴和需要,才使我想到:也许,我母亲所说的那些话是真实的。她常说,爱是这么一种东西,当一个女人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感受到孩子是那么孤单、无助、缺少保护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情感。至少当孩子还处于无助、无法自我保护时,他不会给你带来伤害,不会让你失望。要是你就是那个能够使我找到这个由四个字母拼成的荒谬的词的意义的人,那会怎样呢?你这个正在窃取我,吮吸我的血,呼吸我的呼吸的小贼!p037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仍然不理解爱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转移注意力。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爱——教士、宣传海报、文人学士、政客,是他们创造了“爱”这个东西。他们常把爱情当作平息人们生活悲剧的灵丹妙药,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背叛和扼杀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恨“爱”这个字眼,因为我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语言中都能轻易找到它。比如:我—爱—行走,我—爱—吸烟,我—爱—自由,我—爱—我亲爱的,我—爱—我的孩子。我试图在我的生活中绝不使用这个字眼。我甚至不想问自己,是否那种正困扰着我心灵和思想的东西就是被他们称为爱情的东西。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否爱你。我不是通过爱来看待你,我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待你。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当一个女人宣称她是合法怀孕时,每个人都会对她关怀备至,主动帮她拿手中的包袱,请求她不要太劳累自己,要安静休息。“多么美好啊”,所到之处都是致喜、祝贺,“坐这儿”,“休息一下”。然而对我,他们却沉默不语、冷冷清清,要不就尽说些有关流产、堕胎的话。我把这称为阴谋,一个意在拆散我们的阴谋。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当一个女人对别人说,她是合法受孕者时,每个人读会对她关怀备至,主动帮她拿手中的包袱,请求她不要太劳累自己,要安静休息。多么美好啊,所到之处都是致喜、祝贺、坐这儿、在这儿坐下休息。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这是一幅何其惨烈的景象!我的同行对此视而不见,看来对自己的同性颇不大度。我无意玩味这粗糙的挖苦,但既然他如此膜拜生命,他又怎么能眼看成亿成亿的精子死去而袖手旁观呢?这是拒绝施救还是犯罪呢?很显然,这是犯罪。他同样应当站进那个笼子。如果他不马上站过去,就表明他对我们大家撒了谎,表明他的道貌岸然的体面不攻自破,因为他不是主张问题不在于让更多的人出生,而在于尽量减轻已经生存的人的不幸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容忍我的同行关于我的所谓同谋关系的暗示。他至多可以指控我评判有误;可是,即令是一个生命陪审团也不能教我因为评判失误而承担罪责。何况这全然是另一码事。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后悔。怀孕并不是自然对人一时贪欢的惩罚。它是一桩奇迹,如同绿树与游鱼的自然展现一样。要是它来得不正常,就不能要求一个女人像瘫子似的在床上平躺上几个月。换言之,不能要求她放弃自己的生命活力、人性和自由。你们对更喜欢那类刺徼的男人做过这种要求吗?显然,我的同行只知道男人有权利,而不知道女人同样有这种权利:如何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同样明显的是,他认为男人是可以在花间飞来飞去的蜜蜂,而女人则仅仅是用于繁衍后代的生殖工具。我们这行中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妇科医生所喜欢的,都是些肥胖、安静、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母马。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来评价医生的。我们要评判的是一个妇女,她被指控,是因为她不是用器具而是用思想蓄意谋杀。我有具体的证据否决这项指控。那天做孕期常规诊断时,我发现她已摆脱了苦痛的折磨,十分轻松。而查出胎儿已死亡时,我看见她悲痛欲绝。我说的是胎儿,而不是孩子:科学要求我把两者加以区分。我们知道,胎儿只有在官外成活的那一瞬间才变成孩子,而那一瞬间要在第九个月才会出现。即使在例外情形下,也要七个月。就算我们承认它不是胎儿,已经是孩子,罪名依然不能成立。我亲爱的同行,这位妇女渴望的,并不是她的孩子...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仍然不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仍然不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当一个女人对别人说,她是合法受孕时,每个人都会对她关怀备至,主动帮她拿手中的包袱,请求她不要太劳累自己,要安静休息。多么美好啊,所到之处都是致喜、恭贺、坐这儿、在这儿坐下休息。然而对我,他们却沉默不语、冷冷清清,要不就尽说些有关流产、堕胎的话。我把这成为阴谋,一桩意在让我们分离的阴谋。我感到焦虑,弄不清究竟谁会胜利:我们还是他们?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一想起我曾爱过他,我便感到浑身都不是滋味。我仍然不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爱情 :教士、快乐的邮递员、文人学士、政客,还有他们当中那些做爱的人。他们常把爱情当作平息人们生活悲剧的灵丹妙药,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背叛和扼杀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显然,我的同行只知道男人有权利,而不知道女人同样有这种权利:如何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同样明显的是,他认为男人是可以在花间飞来飞去的蜜蜂,而女人则仅仅是用于繁洐后代的生殖工具。我们这行中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妇科医生所喜欢的,都是些肥胖、安静、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母马。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来评价医生的。我们要评判的是一个妇女,她被指控,是因为她不是用器具而是用思想蓄意谋杀。…………这位妇女渴望的,并不是她的孩子的死亡;她渴求的是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生即是她人的死,而他人生,我们就得死。我们还击那些向我们开枪的人,法律称之为正当防卫。如果这个女人无意识中出现过希望她孩子死去的念头,她也属于正当防卫。因此,她是无罪的。”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爱过他吗?我仍然不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否爱你。我不想通过爱来想你,我想用生命来想你。至于说到你的父亲,我愈是想我不曾爱过他,心里就愈是感到恐惧。也许,我赞美过他,期望过他,但不爱他。对那些曾经在他之前来到我生活中的人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爱过他吗?看来有一天,我和你将必须就被人们称为爱情的那件事情作一短短的交谈了。我仍然不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爱情:教士、快乐的邮递员、文人学士、政客,还有他们当中那些做爱的人。他们常把爱情当作平息人们生活悲剧的灵丹妙药,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背叛和扼杀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恨“爱”这个字眼,因为我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语言中都能轻易找到它。比如:我-爱-行走,我-爱-吸烟,我-爱-自由,我-爱-我亲爱的,我-爱-我的孩子。我试图在我的生活中绝不使用这个字。我甚至不想问自己,是否那种正困扰着我心灵和思想的东西就是被他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否爱你。我不想通过爱来想你,我想用生命来想你。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陆北才非常佩服仙蒂有本领把复杂的故事说得明白动听,似有无数的男男女女从她口腔里跳出来,哭笑悲怒,各有一台戏码,而当她住口,嘬一声,无数的人影立即散去,世界悄然安静,他必须眨一下眼睛,定一定神,始有办法面对空荡荡的现实人间。
——马家辉《龙头凤尾》
53页陆北才非常佩服仙蒂有本领把复杂的故事说得明白动听,似有无数的男男女女从她口腔里跳出来,哭笑悲怒,各有一台戏码,而当她住口,嘬一声,无数的人影立即散去,世界悄然安静,他必须眨一下眼睛,定一定神,始有办法面对空荡荡的现实人间。58页一轮沉默,天色暗淡下去,街上店铺逐渐亮灯,人间的一天结束了,鬼魅登场,晚上是他们的世界。毛妹在背后突然喊道:“喂,开工啦!鬼佬要来了!”四人陆续离开天台,晚风从海面吹来,把姐妹们留在地上的花生壳吹得哔哩哩地到处滚动,稍停,再滚动,像有无数对木屐再毫无方向地急行疾走。人都退去了,天台空荡荡,却似有了更多的人。
——马家辉《龙头凤尾》
人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繁殖力,来自劳动力的自然富余,仍带有我们在自然大家庭中处处可见的丰裕。所谓劳动的“幸福或喜悦”,是体验到的纯粹活着的乐趣,也是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共有的乐趣,并且是人唯一能在自然规定好的循环中,心满意足地转动的方式。苦干和休息,劳动和消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日夜交替、生死轮回有着同样的快乐和同样无目的的规律性。辛苦愁烦的回报在于自然的繁殖力,在于这个“辛苦愁烦”的人怀着平静的满足,相信他做了他该做的,相信他会通过他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未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古典时代对生命的看法不同,《旧约》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而无论死亡或劳动都不是恶。《旧约》的族长故事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是如何不关心死亡,他们如何既不需要个人尘世的不朽的保证,也不需要灵魂不朽的保证,以及死亡如何以熟悉的夜晚形象降临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安静而永远地休憩“在往昔美好的岁月和年华老去当中”。内在于劳动的快乐,基本上来说是活着的喜悦,这种喜悦不可能在工作中找到,也不应该把它误解为实现任务和获得成就后,短暂的如释重负之感和欢乐。劳动的幸福是辛劳和满足相继的过程,就像生产和消费作为维生手段紧密相继一样,以至于幸福只是这个过程本身的件随物,正如肌体健康运转伴随着愉快一样。尘世生命的赐福已经被我们概念化和通俗化为“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把这种劳动人的基本现实表达为一种“理想”。追求这种幸福的权利如同追求生命的权利一样不可否认,甚至与之同等。但是幸福与幸运并无共同之处。幸运是少见的、不持久的,人也无法去追求,而要依靠运气和机遇;尽管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人也追求好运( good fortune),但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却并不快乐,因为他们还想长久地保持和享有这份幸运,仿佛幸运也是用之不竭的“好东西”一样。在这个规定好的循环——痛苦地消耗和愉快地再生——之外,没有持久的幸福可言;任何打破这一循环使之失去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按照他的解释,他对“犹太问题”如此着迷,这源于自身的“理想主义”。这些犹太人跟他鄙视的那些同化主义者不一样,他厌烦的那些正统犹太人也不一样。他们跟他是一路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 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 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 ,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辩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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