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直有少数男性学者试图操纵语法性和人类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反映他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看法。19世纪初，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叫・斯（Karl Lepsius），普鲁士的语言学家，他同意这种精准的诠释。莱普修斯甚至声称，只有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历史上能领导世界的强国”才会区分名词的性。在他看来，有语法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对人类的两种生理性别有更全面、更成熟完善的理解。没有语法性的语言？它们在“衰落”。 就语法性理论而言，格林和菜普修斯都是蠢蛋，英语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