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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安静 的句子

关于"安静"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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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繁殖力,来自劳动力的自然富余,仍带有我们在自然大家庭中处处可见的丰裕。所谓劳动的“幸福或喜悦”,是体验到的纯粹活着的乐趣,也是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共有的乐趣,并且是人唯一能在自然规定好的循环中,心满意足地转动的方式。苦干和休息,劳动和消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日夜交替、生死轮回有着同样的快乐和同样无目的的规律性。辛苦愁烦的回报在于自然的繁殖力,在于这个“辛苦愁烦”的人怀着平静的满足,相信他做了他该做的,相信他会通过他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未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古典时代对生命的看法不同,《旧约》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而无论死亡或劳动都不是恶。《旧约》的族长故事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是如何不关心死亡,他们如何既不需要个人尘世的不朽的保证,也不需要灵魂不朽的保证,以及死亡如何以熟悉的夜晚形象降临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安静而永远地休憩“在往昔美好的岁月和年华老去当中”。内在于劳动的快乐,基本上来说是活着的喜悦,这种喜悦不可能在工作中找到,也不应该把它误解为实现任务和获得成就后,短暂的如释重负之感和欢乐。劳动的幸福是辛劳和满足相继的过程,就像生产和消费作为维生手段紧密相继一样,以至于幸福只是这个过程本身的件随物,正如肌体健康运转伴随着愉快一样。尘世生命的赐福已经被我们概念化和通俗化为“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把这种劳动人的基本现实表达为一种“理想”。追求这种幸福的权利如同追求生命的权利一样不可否认,甚至与之同等。但是幸福与幸运并无共同之处。幸运是少见的、不持久的,人也无法去追求,而要依靠运气和机遇;尽管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人也追求好运( good fortune),但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却并不快乐,因为他们还想长久地保持和享有这份幸运,仿佛幸运也是用之不竭的“好东西”一样。在这个规定好的循环——痛苦地消耗和愉快地再生——之外,没有持久的幸福可言;任何打破这一循环使之失去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按照他的解释,他对“犹太问题”如此着迷,这源于自身的“理想主义”。这些犹太人跟他鄙视的那些同化主义者不一样,他厌烦的那些正统犹太人也不一样。他们跟他是一路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 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 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 ,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辩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的第一本书《长书当诉》里的故事是我脑海里无疑是间积累起来的一些线索,积累的目的,我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其实是疗伤。二十年前我有过一次心碎的精力,那以后我慢慢地学会接受,以帮助自己舒适安静地生活,因此我想,我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过去活得非常失败这一事实。而现在,当这本书变成有关那次经历的、尽可能详尽的记录,我痊愈了。这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体验,实际上写作本身也很不同寻常,因为尽管我每天都极度渴望从办公室赶回家继续写作,我却根本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下一个段落会是什么样子。我通常会快速阅读头一天写的两三页,然后理科就很自然地继续写下去了,而且尽管这样的写法绝对缺乏科学的方法论,但等我写完后一看,这本书却呈现出精心布局的状态,当时这让我吃了一惊,我想很大一部分构思工作一定是在我的睡眠里完成的。最后的结果也非同寻常,因为那书一旦完成,我心里一直存在的失败感也随之消失,转变成一种美好的感觉,我觉得当时我比生命里任何一个阶段都快乐开心。我确信写作是我最喜欢的事,饼希望自己能写更多。写作的感觉并不是“令人愉悦”的,而应该是“沉浸其中”。这两个故事也都让我“克服”了一些痛苦,帮助我回复,以至于我把故事一写完,就把它们放下了。...除非一个人尽力描述真相,否则描写人的精力毫无意义,但我这种信念确实与从小的核心修养——别太拿自己当回事相左。除非一件事情在心里痒痒着要出来,否则我无法写作。我能很容易在纸上写信、写介绍、写书评,但如果仅仅从理性上我想要讲个故事,或研究个主题,而不是因为源于内在的冲动,写出的东西就非常迟钝。如果执意要这样做,我也可以填满纸张,但一部分一部分写下去,我会觉得非常无聊,直至疯狂。什么时候会写,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或许因为我从来没想清楚过原因,或许与某种东西忽然集中了节奏有关,或是忽然沉入一个充满节奏的层面。如果没有这一点,句子就是死的;但有了它,当东西几种节...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死前不久的一个下午,他说要带我出海。他家正好位于布菜克尼角的内陆,沿着海岸有很多狭长平行的沙丘,时不时哪里就汪起一塘海水,这些水在落潮时形成蜿蜒曲折穿过泥泞通向大海的小流,一涨潮就变成宽阔安全的大河。来来往往的小船穿梭其间,就算大船,只要仔细留心水道深浅的标注,也能容易地航行。我们出海那天几乎没有风,天水一色,天空既像珠贝,又像白鸽的前胸,混合着柔软的蓝色与粉红,异常精致,我此生从未见过。一队小舢板安静地停着,等着开始比赛,我们坐在摩托艇上,负责帮忙把其中一条没有外舷引擎的小船拖进去就行。在小船上闲待着的人们,没有一个人看上去不耐烦或无聊,在这么美丽的天气里待着什么也不干,谁会有意见?我们经过这些船只,驶向海岬的尽头,马上就要进人大海,这时我忽然感觉到船底轻轻荡漾,猫爪般(小猫咪的爪子,更恰当些)轻柔的一阵微风吹过来,轻轻掠过水面,水面上,每一朵小涟漪的边缘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芒,曾有人告诉过我,奥尔德堡'的渔夫们把这种情形叫作“叮当”、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也再没有见过比那天下午更美的“叮当”。这时安德鲁升起了帆,非常平缓地驶了出去。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其实我们平日不常见面,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从未失去从小建立起来的那份亲密感,很多时候不用说话,就能理解彼此。那天下午,那个特别的地方会有那样特别的景致,他知道我一定喜欢,我也笃定地知道他会被打动。他是这样一个男人,在适合他的女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觉得满足。他那圆满和充满张力的生活,更像属于一个艺术家的,而他本是个农民,后来做了军官,最后在北海边教人们航海、养牡蛎。当死亡向他走来,身体需要经历的战役并没有让他恐惧(实际上他最后一点也不痛苦,但不得不向还没有享受的生活说再见,却让他深感悲哀。这种悲哀,对我来说,是经历了很好或至少惬意生活的证明,值得让人心存感激,当然,前...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母亲死后写的诗:礼物 母亲死时,花了整整两天,第一天很残酷, 她九十五岁的身体,因为不断修复,已经垮了。 我看着她在拥挤的病房,紧急抢救中心的屏风后面, 下巴耷拉,舌头伸出,什么也看不见。 没意识了?不对,想吐时,她还能喘息着说“脸盆。” 她知道自己在忍受。 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的头挪来挪去,眼皮上翻。 她死死盯着一个地方。 从这个将死的女人,最深的地方,散发出一种最深的快乐的光芒,仿佛她看到了什么。 我兄弟也在,后来他说: “她的笑容真美。” 那是我从未怀疑的爱的光芒, 我只不过,看见了我一向相信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安静的睡眠, 时不时嘟嘟哝哝。 “她好些了!” “她感觉好些了,”好心的护士小姐说, “但她的情况依然不好。” 我懂这些警告,所谓奇迹,只是吗啡而已。 我的感觉?就像一对连体双胞胎, 一个期望她永远不死; 另一个却害怕生命的复苏, 害怕持续可怕的痛苦,不断预见 她每天增长的无助,以及我的罪恶感, 只因我无法放弃自己的生命与之相伴。 正为自己的矛盾想法感觉惭愧之时,它却未能持续,因为我的脑袋上面,一个仲裁者正在说话: “闭嘴吧!你们谁也不会赢, 请准备好应付即将来临的一切。” 她废墟般的身体,松弛下来,她这样地活着, 让人害怕。 在生存即将停止的边缘, 她在那里,一个人,疲倦,普通, 向我交代她的狗,以及在哪里能找到她的遗嘱。 我的侄女抗议说“可你很快要回家的”。她可不同意, “别傻了,”她说,“我随时会离去。” 然后,是长长的睡眠,她微微拾起头: “我告诉过你吗?上礼拜杰克还开车送我去苗圃买过桉树苗?” 我也喜欢花园,喜欢在乡间开车, 我们如...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伍尔夫在其发表于 1924年的著名随笔《小说中的人物》中提出新时代的降临从女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可见端倪。在维多利亚家庭,仆人只会安静地待在他们特定的角落:但在现代家庭,仆人与主人之间的界线不再那样明确而不可逾越,仆人有时会神态自然地走进客厅,向主人家借阅一份报纸,或是寻求帽子的搭配建议。伍尔夫认可阶级之间的鸿沟正在消辑,但她个人不喜欢被人观察的感觉。她时常幻想过一种“游牧生活”,没有外在物质的束缚,不需要维持家中装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伍尔夫和伦纳德在罗德麦尔村为实现这一愿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伍尔夫利用书籍版税精心打造她可以安心投入写作的生活环境。《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后,六个月内卖出了两万两千册。伍尔夫立马用稿费在修士之屋边上盖了间新屋子,这间屋子独立于主建筑,只能从花园进人。然后用剩下的稿费重修了卫生间,装了自来水总管,买了电暖炉和煤油炉,其中煤油炉可以节省人力,被伍尔夫视为将人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发明。她欢欣鼓舞地写道:“此时此刻,我最希望能在玻璃容器中做出一顿完美的晚餐,没有难闻的气味,没有不必要的浪费,没有一团乱糟糟的景象:拧开旋钮,有一个温度计。我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更加独立,人生不就是为自由而努力吗?我带上印章,可以在这里完全依靠自己生活。”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我热情高涨,以致连喉头都快要痉挛起来了,于是······我突然停了下来,心慌意乱地稍稍抬起身子,战战兢兢地低下脑袋,惴惴不安地开始侧耳倾听。我如此六神无主,大有原因。我早已预感到,我彻底搅翻了她的灵魂,撕碎了她的心灵,而且我越是真切地感到这一点,我就越想尽可能更迅速、更有力地达到目的。一场游戏,一场游戏吸引了我。不过,这不仅仅是游戏······我知道,我说得气势汹汹、矫揉造作,甚至书卷气十足,总而言之,除了“像是从书上搬来的”以外,别的什么我都不会。然而这并未使我发窘,我早就知道并且预感到,她会理解我,而且这种书卷气本身对此还大有助益。可是,现在在完全奏效以后,我却突然胆战心惊了。不,我还从来不曾、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绝望!她趴伏在床上,双手抱住枕头,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她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她那整个年轻的身体痉挛般地不停颤抖。憋在心底的悲伤重压着她,撕扯着她,突然喷发出来,变成了号啕大哭,变成了声声喊叫。于是她更使劲地把脸深埋进枕头里:她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好心肠的人知道她的痛苦和眼泪。她咬着枕头,把自己的一只手都咬出了血(这是我后来看到的),或者用手指死死地抓住自己那散乱的发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地硬是强忍着。我本想开口劝她几句,请她安静下来,可又觉得我无能无力,于是我自己突然浑身一阵痉挛,几乎是心惊肉跳地摸索着跳下床,试图尽快离开这里。屋子里黑黢黢的:无论我怎样努力,可就是没法尽快穿戴好。忽然,我摸到了一盒火柴和插着一整支尚未点过的蜡烛的烛台。烛光刚照亮屋子,丽莎便突然跳了起来,坐在床上,有几分扭曲的脸上挂着半疯狂的微笑,近乎麻木地望着我。我坐到她身旁,并且握住她的双手。她倏然清醒,扑到我身上,想要抱住我,但又不敢,于是便在我面前静静地低下了头。“丽莎,我的朋友,我真不该······请你原谅我吧。”我开口说道,可她把我的双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过了一刻钟,我非常不耐烦地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还不时跑到屏风旁,从缝隙里张望丽莎在做什么。她坐在地板上,头靠在床上,想必在哭。但是她仍旧不走,这就激怒了我。这一回她已经全知道了。我彻底侮辱了她,但是…就不必说了吧。她明白,我的欲火冲动不过是报复,是对她新的侮辱,方才我只是近乎无对象的恨,现在又加上了一种对她本人的、充满忌妒的恨。话又说回来,我不敢肯定她是否清楚地明白了这一切;不过她完全明白我是个小人,主要是我没有能力爱她。 我知道有人会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像我这样既坏又傻:说不定还会加上一句,不可能不爱她,起码不可能不珍惜她的这片痴情。为什么不可能呢?首先,我已经不能够再爱了,因为,我再说一遍,我的所谓爱就意味着虐待和精神上的优势。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还能有与此不同的爱,甚至有时候我想,所谓爱就是被爱的人自觉自愿地把虐待他的权利拱手赠于爱他的人。我在自己地下室的幻想中想象的所谓爱,也无非是一种搏斗,由恨开始,以精神上的征服结束,至于以后拿被征服的对象怎么办,我就无法想象了。再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呢,我已经道德败坏到这样的地步,我已经不习惯见到“活的生活”了,方才我还想责备她和羞辱她,说她来找我是为了听我说“可怜的话”;而我自己居然没有想到,她此来根本不是为了听我说“可怜的话”,而是为了爱我,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爱就是全部复活,爱就是全部再生,不再堕落(不管是怎样的堕落),全部新生,除此以外,话又说回来,当我在屋里跑来跑去,在屏风后窥视她的时候,我并不十分恨她。我只是因为她在这里感到难受,感到受不了。我希望她销声匿迹。我想要“安静”,我想要一个人待在地下室。由于不习惯,“活的生活”使我感到一种压力,甚至呼吸都感到困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挽救你!”我继续道,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她面前,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挽救你什么!何况,说不定,我比你更坏。当我向你发表那篇宏论的时候,你干吗不唾我,啐我,说:‘你来找我们干什么?难道来找我们说教吗?’我当时需要的是权力,权力,需要逢场作戏,需要痛哭流涕,需要你的屈辱和你的歇斯底里——我当时需要的正是这些!要知道,当时我自己也受不了,因为我是个窝囊废,吓破了胆,鬼知道我为什么傻呵呵地给了你住址。因此后来,我还没走到家,我就为给你这住址的事把你骂了个狗血喷头。因为当时我对你撒了谎,所以我恨你。因为我只是说说玩玩,脑子里随便幻想幻想,实际上我要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要的是你们彻底完蛋,我要的就是这个!我需要安静。为了让大家不来打扰我,我可以出卖全世界,一钱不值地把它卖掉。让全世界彻底完蛋呢,还是让我喝不上茶?我要说,宁可让全世界完蛋,但是必须让我永远能够喝上茶。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呢?嗯?可我知道我是个恶棍,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我是个懒虫。这三天来我一直在发抖,就怕你来。你知道这三天来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当时我在你面前表演得像个了不起的英雄,可现在你会突然看到我穿着这件破睡衣,看到我是个叫花子,是个下三烂。我方才跟你说,我并不以自己的贫穷为耻,那么你现在应当知道,我以贫穷为耻,引以为奇耻大辱,我最怕的就是穷,远胜过偷东西,做贼,因为我这人十分虚荣,就像有人扒了我的皮,一碰到空气就疼。难道你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永远不会原凉你吗,因为你碰到我穿着这件睡衣,碰到我像只恶狗似的扑向阿波罗。一个曾是匡救世人的英雄豪杰,居然像只浑身长疮的癞皮狗,扑向自己的用人,而那用人还嘲笑他!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因为不久前你曾经看到我居然像个被羞辱的娘们似的,在你面前泣不成声,流泪不止!还有,我现在向你承认的事,我也水远不能原谅你!是的——你,你一个人应当对所有这一切负责,因为恰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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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