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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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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韦的缺席和家庭面临的极端困苦开始导致他们肢体上的冲突。凯特的姐姐们和她的女儿都注意到了他们关系的恶化。尽管艾玛称“总体而言，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两人之间的争吵”已经变得难以忽视。根据安妮和艾玛的说法，康韦立誓戒酒，两人的分歧因凯特“酗酒成性”而加剧。在这一点上，两口子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时间长了，安妮和她的姨妈们都相信，挨打是凯特咎由自取。这种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对家庭暴力的看法不谋而合，即经常把暴力行为的发生归咎于妇女本人。家庭中一定程度的暴力被认为具有惩戒作用。丈夫对扇耳光教训人毫无悔意，妻子则常常觉得自己是“自找的”。很多过错都可能招来丈夫的不悦，单子列出来能有一长串，包括使用粗话、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不服从命令、“以下犯上”，或者仅仅是挑战到了丈夫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在这些家暴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因素能比酒精更为重要。一个喝醉的男人和一个不同意妻子喝醉的戒酒的丈夫，都有可能殴打妻子。在审判中，妻子长期酗酒常常被配偶成功地用作辩护理由，以反击对自己施暴的指控。1877年，也就是凯特和康韦的关系因为类似的原因开始破裂的那一年，一本法律教科书《刑罚原则》将殴打妻子描述为一种“犯罪严重程度差异极大”的罪行。该作者总结说，虽然在一些重案中，施暴者可能会被判处监禁，但大多数身体虐待事件被认为过于“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这种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每个社区或家庭都对此视而不见。虽然邻居和朋友可能会避免在家庭纠纷中进行直接的身体干预，但他们所在的社区还是会通过观察女方的外表，或是提醒男方外面能听见家里的动静，来密切监视交战中的夫妇。周围人采取的行动大多是间接的，通常是在女方觉得有必要躲开丈夫的怒火时，为她提供避风头的地方。埃多斯家的姐姐们正是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应对凯特不断恶化的家庭状况。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当时，斯坦福大学学生布罗克·特纳被指控强奸和性侵...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就在那个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每周的赡养费突然中断了。据阿米莉亚·帕尔默说，这让安妮慌了神，为了解原因，安妮甚至去找了她“老公的兄弟还是嫂嫂”，她记得那人“住在白教堂的牛津街附近”。对方告诉安妮，约翰已经得了重病。这个消息让她大受震动，她下决心去见丈夫一面，于是在隆冬里徒步前往温莎。她在两天内走了40多公里，步行穿过西伦敦，越过布伦特福德，沿着巴斯路进入冰天雪地的乡村。太阳下山后，她在科恩布鲁克的临时收容所寻求庇护。一路上，安妮有足够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碰面而心烦意乱，为她的孩子们忧心忡忡，甚至一想到要回到温莎故地重游，她就会黯然神伤。每时每刻，晚到一步的担忧都折磨着她。在临时收容所过夜使她至少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她需要完成捡麻絮的工作来换取床位。出发后，安妮还要再走8公里才能到新温莎，她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离当时被称为斯皮特尔路的地方不远。在动身之前，安妮已经听说过约翰在六个月前因身体欠佳而卸职的消息。亲戚告诉她，约翰现在不住在弗朗西斯·特雷斯·巴里的庄园里了，而是在格罗夫路租了栋房子，他和孩子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不清楚约翰的确切住址，安妮在街角一家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小酒馆停下脚步，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酒馆老板清楚地记得这名访客，他形容对方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女人，看起来就像流浪的”。安妮告诉他，自己“从伦敦走过来”，因为“丈夫每周给她寄的10先令断了，听说是生病了”。接着她正色表示：“她来温莎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传闻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只是为了不再照常寄钱找的借口。”酒馆老板给她指了约翰家的方向：格罗夫路的里士满别墅区1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人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在圣诞节那天去世，据推测，安妮赶在那之前到了，尽管她待的时间不长，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当时，是附近救济院里一位熟人大婶萨丽·韦斯特尔在看护他。这次重逢一定苦涩极了。安...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虽然这三个佣人都从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干活儿，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但安妮身上的家务活儿是最重的。小家庭的佣人什么事都要干，从每天三次清洗餐具，到把煤桶拖上楼、铺床和给壁炉生火，有时她们也被称作“万金油女仆”。在卢尔家，管家福特夫人可能还兼任了厨师，这时安妮就需要从旁协助，不仅做饭时要打下手，还要服侍主人用餐。即便家中只有两位老先生，安妮要干的活儿也有一大堆，很少得空。她要么在打扫灰尘、清理壁炉，要么就在擦地板、掸地毯、准备洗澡水、擦亮靴子或是缝补衣服。伦敦有大量的商业洗衣店，如果卢尔先生没有选择把脏床单送去店里洗，那么洗涤、漂洗、拧干和熨烫床单的繁重工作也会落到安妮身上。女佣虽然从早忙到晚，拿到的报酬却低得很。根据比顿夫人在当年出版的《家政宝典》中的建议，安妮作为一个“万金油女佣”，年薪应该在9到14英镑之间，如果威廉·卢尔为她提供津贴，让她自己购买茶叶、砂糖、便宜啤酒等日用物资，那么这个数字将降至7英镑6先令至11英镑之间。雇主相信这个最低数额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要给这个年轻女子管吃管住。在卢尔家，空间似乎很充裕，安妮和福特夫人在杜克街2号的建筑师办公室楼上有自己的房间，埃莉诺则睡在3号的阁楼上。在此之前，安妮都和一家人挤在两三个房间里，在威廉·卢尔家的佣人房里她第一次能够独处，这种感觉对她来说一定显得稀奇又美妙。成为住家佣人后，安妮就很难见到自己的家人了。女佣的放假时间由主人酌情决定，大多数佣人每月放假不会超过一天，甚至只有半天。周日去教堂一小时左右也是允许的。但是，在这些限制下，安妮想要往返温莎就很困难了，1861年以前史密斯一家都住在那里。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开膛手杰克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谁说时间可以抚平锥心刺骨的失子之痛？如今她只是多了些自控力，仅此而已。

——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

她讲起鲁迪的老故事，时间在大约二十年前，十月末的某个下午，从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开始。那是镇外的坎普·坎普贝尔加油站前面。那时正是一年中木叶转黄的时节，乡野烟气缭绕，秋天的金色与灰色斑驳错落。故事从初遇继续，转入在苏格维尔的耶稣升天教堂举行的婚礼，再到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月。位于巴罗街转角的房子，它那砖头铺就的前门台阶和玻璃的窗户，圣诞节的狐皮，六月里款待二十八位亲友的炸鱼宴。那些贝丽尼斯为鲁迪在缝纫机上缝补外衣和衬衣并下厨做饭的日子，他们俩一直那么开开心心。还有在北方快乐逍遥的九个月，在下雪的辛辛那提。然后又回到苏格维尔。日子接踵而过，累积成一个又一个星期和月份，数年时间便一晃而过。而他们两人总是开开心心。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它拉回来，过去了。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无论悲伤还是遭遇不幸，她从来不曾哭泣。但这个季节里，许多事让她突然有想哭的冲动。有时一大早她就出去，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很长时间，看着太阳在天空升起。仿佛有一个困扰着她心头的问题，天空无法做出回答。傍晚倾泻街头的灯光，小巷传来的陌生声音，这些从不曾留意的事物竟开始让她难过。她凝望着那些灯火，聆听着那些声音，心头有些发紧，升腾起某种期待。但灯光会熄灭，声音也会消失，尽管她继续等待，但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她害怕这样，这会使她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什么孤单一人站在那里屏息凝神，或静心聆听，或抬头望天。她害怕，胸口莫名发紧。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从来没有睡得这么久，从来没有睡得这么累。陆文婷觉得好象是从高高的云端摔落下来，跌得浑身疼痛难禁，没有一点力气了。这突然的静卧，四肢休息了，心也静了下来，脑海里几平成了一片空白。多少年来，她奔波在生活的道路上，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一看走过的路上曾有多少坎可困苦；更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未来的路上还有多少荆棘艰难。如今，肩上的重担卸下了，种种的操劳免去了，似乎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过去的足迹，去探求未来的路。然而，脑子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没有希望，什么也没有。啊！多么可怕的空白！也许，这只是一个梦，一个痕寞的梦。过去，也曾有过这样的梦，也是这样孤独，这样悲凉…

——谌容《人到中年》

大概就是因为李自成对部下的姓名有惊人的记忆力，并且常有些亲切感人的行为，所以他死之后，虽然郝摇旗同自成的余部有一段时间分裂了，甚至势同水火，但郝摇旗左右的人们还是对自成非常怀念。

——姚雪垠《李自成》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姚雪垠先生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洋洋三百万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简；因为有所阙漏，所以需要补充。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部对《李自成》加以精简和补充的书。精简的话题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那时姚老的态度是，出节本得由他本人动手，“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节”，但他抽不出时间。1986年5月，中国作协在湖北黄冈举办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的宝文堂书店编辑吴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因为该书店曾出过由茅盾、周振甫、宋云彬等节编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引发姚老的兴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时间，于是请吴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来承担这一任务。我表示乐于做这件事，但我认为，节本应当是对全书的节写，因此只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齐后才能着手。这样事情就又搁下来。遗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脑软化症，未能完成全书，节写工作也就始终未能进行。直到前几年，姚老的儿子海天先生旧话重提，才将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在对原着加以精简的同时，将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补写出来，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个精补本。下面对精简与补充工作分别略加说明。我于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将口述录音的小说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时去图书馆帮他查阅相关史料。每周六下午，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几个小时。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自然也会涉及有关节本问题。1986年黄冈会后，虽然节写工作并未进行，但每逢与姚老见面，仍会就此交换意见，在通信中也谈过相关话题。我曾翻过宝文堂书店出版的节本《红楼梦》等书，发现茅公等采用的是整段整回删节的办法，大刀阔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这种办法，而是在保持章节完整的前提下，从语言、细节、情节入手，下比较细致的删节功夫；...

——姚雪垠《李自成》

近一两年来，他常常在心中琢磨着要得天下必须如何解民倒悬收买民心，为着这问题，他在不打仗的时间用功读书，要从书上多知道古人成败的道理，也喜欢找一些老年人闲论古今和民间疾苦。

——姚雪垠《李自成》

“人是一个奥秘。应该解开它，如果你毕生都在解开它，那你不要说损失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奥秘，因为我想做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如果儿子的心情有点儿不太好，而老人又看出来了，他就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解释道：“我随便来看看，彼坚卡，一忽儿就走。我走了很长时间的路，路过，进来休息会儿。”接着便无声地、顺从地取下自己的大衣和礼帽，又轻手轻脚地开开门，走了出去，使劲儿佯笑着，以便压住充斥于他心头的痛苦，不向儿子表露出来。但是，有时候，如果儿子好言好语地接待他父亲的话，老人就会欢天喜地。他的脸上，他的姿态，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流露出高兴。如果儿子同他说话，老人总是从椅子上微微站起，轻言轻语地、巴结地，几乎带着崇敬地一一作答，而且在回答时总是极力用经过精心挑选的，也就是最最可笑的言辞。但是他的口才不好：一说就乱，一说就胆怯，简直手足无措，不知道自己究竟躲哪儿是好，说完之后，还要喃喃自语地把刚才的回答重复好多遍，似乎希望借此改正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我生性那么孤僻，怕见生人，我喜欢住在我长期住惯的角落里。住惯了的地方似乎总好一些；尽管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痛苦中度过，可还是这儿好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可以说最令我受折磨、最痛苦的是他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僵硬的舌头一直在请求什么，请求了很长时间。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我的心疼极了！整整一个小时，他显得焦躁不安，老是希望完成什么事情，并且他那冰冷的手竭力做着手势，然后又用嘶哑、低沉的嗓音苦苦哀求。可是他的话只是一些不连贯的声音，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明白。我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他身边，给他喝水，但是他依然伤心地摇头。我最后终于明白了他要什么，他希望拉起窗帘，打开百叶窗。他大概想最后一次看看天，看看外面，看看太阳。我拉开窗帘，然而，这个太阳应升起的早晨却是凄凉而又阴沉，犹如可怜的快要离开人世者正在渐渐熄灭的生命。蒙蒙细雨高声打着玻璃窗，形成一股股又冷又脏的水流，四周一样阴暗。黎明的惨淡的光亮十分微弱地照进了房间，勉强与圣像前长明灯颤抖的火光争辉。快要离世的人悲凄地望了我一眼，摇摇头。不一会儿，他就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丽莎，你看不起我了吧？”我直直地瞪着她问，因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的想法而浑身颤抖。她感到羞窘，什么话也回答不出来。“喝茶！”我凶巴巴地说。我很生我自己的气，但是，不用说，她理所当然地成了出气筒。对她的可怕怨恨，猛然在我心中沸腾起来，我真恨不得杀了她。为了报复她，我暗暗发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一句话也不跟她说。“她就是这一切的祸端。”我心想。我们闷声不响，持续了五六分钟。茶放在桌子上，我们都没有碰：我是故意不愿先喝，以此使她更感到难堪，而她又不好意思自己先喝茶。她满怀忧伤、大惑不解地看了我好几次。我却执拗地沉默不语。主要的受难者，不消说，还是我自己，因为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种愚蠢的迁怒于人是多么可恶、多么卑鄙，但与此同时，我又怎么也无法控制住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近来在司法界已经开始滥用这种情况：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常常替自己的委托人辩护，说他们在作案时神志不清，这好像是一种病。‘他杀了人，可是却什么都记不得了。’将军，您能想到吗，医学界对这种说法也随声附和，真的加以证实，说确实有这种疾病，这种短时间的神经错乱，人会几乎完全神志不清，或者时而恍恍惚惚，时而清醒，严重程度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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