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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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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个传统做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凡是这一类的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查到。这样，没有一个观点是在当时就能够一锤定音的。美国人把一切都交给时间，让历史去对一切作出再判定。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美国，有一个传统做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凡是这一类的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查到。这样，没有一个观点是在当时就能够一锤定音的。美国人把一切都交给时间，让历史去对一切做出再判定。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随着岁月沧桑，星转斗移，逐渐脱出历史局限的外壳，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和真实意义。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一遍一遍地去写书，去引用这些人物的发言，去重新给它一个新的认识和定位。这时，他们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的，查出那些当年历史人物的发言和论断的原件。孰是孰非，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总统是什幺”，对于我原先的理解显然就成了问题。他肯定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脑，他只是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分支中，“行政”这一分支的主管。照通俗化的说法，他只是美国联邦政府“大行政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个“大管家”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夹在“主人”和“外人”中间，两面不讨好是经常的事儿。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鉴于总统的角色是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主管，他常常被推到前沿，去代表这个国家表示各种意见。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他说了算的。也正是由于他的职务性质，他在不违背整个国家利益，不违背联邦政府整体态度的前提下，会有一些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权力，以便他所主持的行政一摊，更方便地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继续把交道打下去。但是，这种权力常常让后面的“主人”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办公室主任”为了自己的工作方便而丧失了原则，或者越了权。也许你也挺好奇的。那位女士到底雇了什幺样的工作人员啊？告诉你吧，她就是曾经雇了个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墨西哥小保姆。是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你一定会说，这算什幺呀。可是在美国，给查出来的话，这绝对就算是原则性的大事了。这在去年我给你写的那些信里，也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有两个概念“合法”，“违法”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什幺尴尬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幺会容忍这样一个总统。他们甚至更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湟论其他？但是，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反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要找出一篇赞扬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就官司一直不断。一开始，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并不象我们一样...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所以，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远远少于被告。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即使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认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决定的情况，都会先把陪审员请出法庭。但是作为被告，他有宪法所保证的面对一切与他有关证据的权利。因此，被告是始终在场的。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而被告却有权知道这一切。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因此，你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少得多。因为受到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被告有权面对全部证据和整个审理过程，因为他是当事人，没有人可以瞒着他什幺东西，而使他糊里糊涂地就给判了。陪审团却只可以面对非常有限的合法证据。这个案子实在是比较特别，由于双方的激烈角逐，审理过程特别长，导致陪审员被隔离的时间居然长达九个月。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问我，在美国，什幺场合上是必须穿得西装革履，一点马虎不得的？我想，那首先就是你如果当了被告、面临一个比较需要认真对待的案子、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的时候。在美国，人们的穿着打扮实际上是非常随便的。但是，一个人哪怕他从来也没有穿过西装，在当了被告上法庭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要去买一套。因为在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是“无罪假定”，因此哪怕是最危险的被告，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强迫被告在法庭上穿囚服，更不能戴刑具，以免陪审团在判决之前对被告有“罪犯形象”的先入之见。被告也都会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利，精心打扮...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新闻效率在这件爆炸案中可见一斑。电台的女记者正巧有事来到出事地点附近。她刚停下车就听到一声巨响，随即看到前面不远的一个教堂整个玻璃窗飞了出来，碎玻璃像雨点般撒了她一车顶。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这教堂的煤气罐炸了。可是当她钻出车子，才发现稍远一些的联邦大楼正冒着大火浓烟。她立即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爆炸源。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使她立即冲回汽车抄起她的移动电话，一边向出事地点跑去，一边向电台大叫：“让我播音！让我播音！”电台也不问青红皂白，也不请示汇报研究讨论，当下就中断正常播音，转而接上了这位女记者的移动电话，播出她的现场报道。那幺，她还不知道出了什幺事儿，怎幺报呢？很简单，她就是见到什幺报什幺。她先告诉大家她看到的联邦大楼烈火浓烟，然后随着她逐步接近现场，她报道伤亡、救护、采访目击者。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同时，非常详尽的报道就同步在电台播出去了。我当时听了这一段，真是很佩服这个女记者的新闻素质。静下心来一想，说实在的，若是没有电台里值班的那位当机立断给她接上，她不也是徒有“素质”吗？可是那值班的怎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能给接呢？这就是美国的新闻免预检制度所起的作用。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里，只有一种类似预检和限制的规定，那就是“五秒滞后”。这是怎幺回事儿呢？我们在这里看电视和听广播的时候，有时会听到“嘀”的一声，中断数秒，这是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都比实际播出晚了五秒钟。这五秒钟时间，就是留给预检的。那“嘀”的一声，就是预检的人发现了问题，中断广播，把那句不能播的话给“限制”下去了。说来挺好玩的，因为尽管大家没听到给抹掉了的那句话，但是谁都知道那是什幺。因为那个守在那里做预检的人，他只有抹去一句话的权力。你一定挺好奇吧！那是什幺话呢？实际上很简单，那是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脏话。说到这五秒滞后的预检限制，它并不是一条法律，它是管理广播和电视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条规定。这条...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不少华裔美国人实际上也早就加入了“种族歧视”的行列。在许多华人圈子里，对于黑人的歧视看法是十分公开的，甚至在美国的华语文章里，出现过对黑人的污辱性称呼，这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之所以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原因仅仅是黑人和白人都不会去看华语报纸。大量华人移民的历史并不长，华裔一般都对自己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地位沾沾自喜，而对来了几百年的黑人，看到他们还有不少仍然地位低下，十分看不上眼。但是，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是华人望尘莫及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全美大量的快餐店需要不计其数的雇员，它们的雇员都是临时的、流动的。几乎全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快餐店是美国年轻人最平常的打工起点。即使在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之后，他们都有一个长短不一的寻找合适工作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刷盘子”也常常是他们暂时解决生存问题的办法之一。更有大量的美国青年，大学毕业后，他们选择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打算找一个稳定工作，下苦力做一段，然后就痛快玩一段，几十年都在“打零工”。这是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再说辛普森，如果检察官提出的是“一级谋杀罪”的罪名指控，按照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你就一定要提出充分证据，不仅证明嫌疑犯杀了人，还必须证明他是预谋杀人。这是因为，陪审团最后作出的判断并不是“有罪”或是“无罪”，而是“罪名成立”或是“罪名不成立”。如果检方只提出一种指控，陪审团的判定就称为“全肯定或全否定”判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出的只是“一级谋杀罪”指控，你又只能证明杀人而不能证明预谋，陪审团仍然会说，“一级谋杀罪的罪名不成立”，如果检察官没有提出其他指控，惟一的指控又被否定，案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个非常技巧性的问题。如果提出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最后罪名成立的话，杀害了两条性命的罪犯就可以得到较重的处罚，比如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准假释等。但同时，检察官的风险也大得多。如果提二级谋杀罪，即指控他是在争吵之类恼怒中，一时性起无法控制而杀了人，对于检察官来说，寻求“罪名成立”当然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可以寻求的处罚也就轻得多了，不仅刑期较短，而且关一段时间之后案犯就可以设法申请假释了。这对于检察官来说，显然心有不甘。辛普森案的检察官经过再三推敲和权衡，终于对他提出两项一级谋杀罪指控，也就是说，指控他对于被害的两个人都是一级谋杀。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陪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贿络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的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制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除了联邦法律之外，各个州，市，县，镇，都有它们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相当严格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拉开距离，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什幺是“公众论坛” 呢? 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里，除了演讲这样的 “言论”之外，还有包括新闻，写作，示威，游行，传单和一定形式的象征性表达，例如在学校里戴个有象征和平图案的黑袖章，表示抗议战争。但是有一条，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原则：美国的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合理的规定，规定这种表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但是，一是必须合理，比如不妨碍交通是一条合理的规定;二是 “内容中性”。什幺是“内容中性”呢?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言论自由与表达的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表达的内容无关。所以，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的地方政府对于言论的方式，地点等等的规定，其目的不能是为了限制某一言论的内容。因此，对所有的言论必须一视同仁。比如说，地方政府在某一广场举行过庆祝国庆的集会，那幺，它就无法再拒绝其它任何内容的集会在同一地点举行。否则，就有违背“内容中性”的嫌疑，打起官司来的话，法院就可以判定该地方政府为违宪。同时，在美国，在一些特定地点的言论表达是特别受到保护的，比如说，街道，公园，广场和公共场所。这些地方历来被认为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所谓的“公众论坛”。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刚到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台，它从早到晚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也就是说，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正反两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在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争办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所有的国会会议。我们的朋友塞林娜，她听到中国“文化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幺，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证人常常成为一个案子的关键，少了一个证人就输了一场官司。对于检方来说，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案子破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了，可是证人或是死了，或是跑了，你拿不...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赔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上“贿赂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的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制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除了联邦法律之外，各个州、市、县、镇，都有它们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相当严格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里，只有一种类似预检和限制的规定，那就是“五秒滞后”。这是怎幺回事儿呢？我们在这里看电视和听广播的时候，有时会听到“嘀”的一声，中断数秒，这是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都比实际播出晚了五秒钟。这五秒钟时间，就是留给预检的。那“嘀”的一声，就是预检的人发现了问题，中断广播，把那句不能播的话给“限制”下去了。说来挺好玩的，因为尽管大家没听到给抹掉了的那句话，但是谁都知道那是什幺。因为那个守在那里做预检的人，他只有抹去一句话的权力。你一定挺好奇吧！那是什幺话呢？实际上很简单，那是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脏话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权利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从此由宪法所支撑的美国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的结构，政府和人民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个运转结构也是美国稳定的原因之一：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它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发生大滑坡；同时，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以及宣泄情绪的出口，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从而产生爆发丝的破坏力。美国的政府结构也是很有意思的，以后有时间再聊。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不少华商美国人实际上也早就加入了“种族歧视”的行列。在许多华人圈子里，对于黑人的歧视看法是十分公开的，甚至在美国的华语文章里，出现过对黑人的污辱性称呼，这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之所以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原因仅仅是黑人和白人都不会去看华语报纸大量华人移民的历史并不长，华裔一般都对自己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地位沾沾自喜，而对来了几百年的黑人看到他们还有不少仍然地位低下，十分看不上眼。但是，他们很少人意识到，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是华人望尘莫及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的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找惯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赔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 “贿赂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用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治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1.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赔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贿赂”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的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治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治轨道。出了联邦法律之外，各个州、市、县、镇，都有它们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相当严格的。2.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有搬家的自由，但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3.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4.可是，美国的建国者好像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都不同，他们要的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他们自认是在追求一种属于人类的理想，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他们要求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平等、自由和幸福。5.他们在《独立宣言》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进入这一块国土的同时，就在一瞬间也进入它的文化，而原来的文化背景又由于天长地远而渐显陌生。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会经常骤然直率地在我们面前相遇碰撞，一开始真有无所适从以无可躲避的窘迫。然而，时间长了，我们开始对”边缘人“的出境逐渐坦然，甚至悟出了些什幺。冷静下来，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能够这样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同时和两个文化保持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她们不仅开始有可能化为一片风景，而且第一次向我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意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迄今为止，在安全与自由面前，美国人还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继续支付代价以保留自由。因此，在奥克拉荷马大爆炸之后，美国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不作过度反应，也就是说，依然按照他们过去所制定的原则行事。他们所做的只是逮捕确有证据的有行动的刑事嫌疑犯。至今为止，在押的还是只有两名。其中一名嫌疑犯尼克斯的兄弟，曾经被拘留，可是证据不足马上就被释放了。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在记者面前依然是一套套的反政府理论。但是，美国人还是认为，对于没有参与“行动”的他，还是必须给他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有证据的两名嫌疑犯，美国人也还是打算保护他们作为被告的公民权利，为他寻求一个公平的审判。在被炸的联邦大楼毁去之前，还是留有充分的时间，让被告的律师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并且考虑把他移到其他州审判，因为担心在爆炸发生的州，当地陪审团受的刺激太大，可能会影响审判和裁决的公正。甚至，在审判之前上诉法院还换下了主审法官，原因是该法官的法庭和办公室在联邦大楼被炸时受损，他的一些职员受伤，上诉法院在撤换法官的命令中说，“根据这些情况，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无法不对艾利法官的公正能力存疑。”另外，民权组织和知识界还是在对反恐怖法的一些条款提出质疑，以防止爆炸引起的过度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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