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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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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随即而来的工作,让他很快进入了一天天坐班的日子,身体上的不舒服逐渐被克服和忽视。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对时间的流逝麻木,他想找一件有刻度的事。他曾经在工位上放置一个红苹果,故意不吃它,想看看时间如何在一个苹果上起作用。他看着苹果皮起皱,果肉萎缩,直到水分蒸发干净,变得坚硬。三个月过去了,同事走过来提醒他:“你的苹果都烂了,怎么还放在桌上?”他没有说什么,把这个深红色的硬团扔进了脚边的垃圾篓。“我抵抗不了重复的命运。”他再没有刻意做过类似的事。
——张小满《大厂小民》
新老板似乎也不太清楚,新小组到底要从哪一件具体事情开始。但他对小组的定位非常清楚:一个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性的团队。我们工作的定位也与之前不同,带有互联网研究性质,更加关注长期效果。用大厂流行的说法,当时的我们处在“创业期”。两年后我才知道,创业期其实为像我这样的务实型员工提供了缝隙。只有在大厂上升期、预算充足时才会诞生创业期,让一群人去实验、摸索新东西。与此同时,新老板非管控式的管理风格,给了每个人时间和空间,去发掘潜力。
——张小满《大厂小民》
另一种影响力来自内部,它指的是同事或同行在社交平台上的点赞、点心或转发。若是被老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转发或点赞,就会形成更强大的内部影响力,这被大厂员工称为来自老板的“金手指”。金手指没有上限,高层的金手指最难获得。如果得到了,大家会知道这一年这位同事的绩效稳了。那些也许只是随手滑过某个图标的高层,应该很难想象,指尖上的一个小动作,决定的可能是一名普通员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职场进退。
——张小满《大厂小民》
老板的注意力越来越有限。在群里发什么,由谁来发,以及发的时机都有讲究,每一个发消息的人都希望得到主角的垂青。与此同时,大家也意识到主角没那么多时间光顾群聊。所以每次他的出现都会引起关注,总有人趁着他说话的间隙,赶紧把一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用一段简明扼要的话发进去。这样的效果也说不上好,它打破了本来的氛围,用不合时宜的方式制造了紧张感,吸引了目光。
——张小满《大厂小民》
他意识到,自己对待供应商的方式与上级对待他的方式类似,总在发号施令,在节奏加快时无法控制焦虑传递,甚至会指责对方。他说:“以前也会觉得心虚。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很多事其实大家都不懂。”有一次,他硬着头皮去给建议,在场的人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最后的效果也不错。他从这件事中得到经验:职场有时就是个草台班子,比的就是看谁有自信,敢于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必须要有人下指令,否则无人愿意负责,事情就停摆了。”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的大部分朋友从工作中结识,甚至连爱人也是。不再做记者后,生活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我拥有了无止境的空闲时间,且因为无法充分利用而感到羞愧和自责,充满焦虑。【虽然我有充足的时间走出家门,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在家里。】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久坐会让人身材变形。能够保持好身材的同事,都极度自律,少吃,牺牲午休时间去健身房锻炼。无论男女,【好身材在大厂会有一点象征意义。一个人拥有健身习惯,潜台词是这个人可以把自己安排妥当,是有自制力和多线作战能力的表现。】久坐也会导致便秘,健胃消食片和山楂片是日常必备。
——张小满《大厂小民》
政治哲学学者刘擎在《奇葩说》的一期节目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取用关系,餐馆、服务、电商平台。人不是取用关系,哈贝马斯把这分成两种,一个叫系统,一个叫生活世界,友谊、感情、爱情、伦理生活……现在是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这个需要我们警惕。”这段话能解释,我在被当作工具时,为什么会感受到暴力和冷酷。在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同事之间大部分时候实质上就是取用关系。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浸润在工作场所里,久了,利益让我们变成面目相似的人。人人学会利用系统规则,把他人当作更好的工具使用。更会取用别人的人是老板用起来更顺手的工具,系统里更高级的工具会生存得更久。
——张小满《大厂小民》
我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经常在心里问:这件事的价值在哪里?我无力摆脱被安排的工作。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没有可以向老板汇报的新成果。其他人已经在寻找机会。不止一个同事提醒我,要尽快找到自己的项目。江小渔也提醒我,要花一点时间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也许是刻意营造抑或群体心理暗示,在大厂,汇报,有超越这个词本身的更多含义。谁获得了汇报机会,至少能够说明他是那段时间被重视的人,而一直丧失机会的人会有危机感。因此,似乎每个人都在争取汇报、学习汇报,在每次汇报前都自带神秘的紧张感与汹涌的力量感。—— 在职场,很多人能通过机敏的方式向各层级leader展示自己的能力。适时在群聊中抛出一个新颖问题,引发讨论;在leader提出问题时,给出中肯建议,引起注意。他们总是不过分张扬又游刃有余,在恰当时机完成一次工作小汇报。
——张小满《大厂小民》
有时,为了方便做笔记,我会把方案用A4纸打出来。leader有节奏地翻阅,不说话,脸上看不出表情,我回忆起几次面对面修改方案时的对话,发现在大厂里,一个基层管理者能专注的时间很有限。在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被手机弹出的信息、电话打断,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回复别人的信息,时间被一片片分割和争夺。我经常处在被动等待中。等思绪拉回来,我又将之前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感受会让我觉得不平等,但只要有耐心,我们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些共识,但这种共识很脆弱,变动随时可能发生。
——张小满《大厂小民》
之前止住的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干涩的喉咙像卡了药粉一样苦涩。跟很多遭遇类似情况的打工人一样,我第一时间拐向了走廊旁边的卫生间。四个隔间都有人使用,那一刻,我很想用脚踢门,再也无心等待。
——张小满《大厂小民》
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但也形明显地感受到,她不在团体之内。她能准时下班,几乎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也很少和我们产生私人交流。后来,她生了二胎,工作便交接给另一个新来的外包女孩。 郑游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大大方方介绍自己是外包的人。他总是早早地到工位。闲聊时,丝毫不掩饰自己和我们不一样,同时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也热衷分享他在做的事。我每次在电梯间碰到郑游,他总会微笑着打招呼。我们在工作中偶有交集,他偶尔会利用空闲时间走到我们的工位区聊聊天。当我问及他为什么会主动问领导“如何拿高绩效”,他坦率地回答:“老板也是人,没有人是无欲无求的…
——张小满《大厂小民》
1930年,11月末,在中国生活了漫长的三十二年之后,庄士敦最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他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德镇买了间房子,梅克伦堡广场因此仍旧是鲍尔的私人领域。同月,鲍尔写信给吉尔德斯利夫,感谢她邀请自己前往纽约担任终身教授职位。鲍尔满怀遗憾地拒绝了这一邀约(“令我为难的是,我同样热爱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且我在伦敦交游广阔,许多朋友都在这里”)。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过于绝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且富有威信的邀约,鲍尔问对方是否可以容她日后再考虑这一机会,“比如再过几年,”她写道,“新工作总是能令我兴致盎然。也许相比现在,几年之后我能更容易做出这一转变。你提出的教职和慷慨的条件确实非常令我心动。”鲍尔不愿意彻底回绝这一邀约,或许表明了她对和庄士敦两人未来的矛盾心理—庄士敦一直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或许他不会一直待在伦敦。这年12月,两人向外界公布订婚消息。但到第二年夏天,订婚似乎已经取消。(庄士敦一直在伦敦待到1937年;1937年退休后,他回到苏格兰自己买下的小岛,在那里平静度日。)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1931年7月,鲍尔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席教授这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授予原因包括“她通过研究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作为教师的著名影响力,以及她作为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她的年薪也终于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一千英镑。继莉莲·诺尔斯之后,鲍尔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认真地承担起为下一代学者树立榜样的责任。原本就已经高强度的时间安排此后更趋紧张。这年12月,鲍尔受邀加入由国际知识协作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旨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组织的学校课本专家委员会。次年,鲍尔在大学妇女国际联盟—这一联盟与国际联盟关系紧密,承担着全世界女性学者旅行社的作用—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感谢与这一群体...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生于1850年的哈里森,在几十年间经历无数挫折、几次三番被学术殿堂拒之门外之后,终于成为第一个具有专业学者地位的女性。大学毕业后,她申请的学术岗位先被授给了男性同辈学者,后又授给了这位学者的男学生;一直到近五十岁回到纽纳姆学院,她才找到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环境,这里给予她认可,给予她充足的时间和薪酬去完成让她声名鹊起的作品。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对所有人而言,在广场度过的时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她们有着重大的影响。她们都认同长期以来迫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系虚幻而极不稳定:她们以写作和生活方式试图为女性打破界限,为女性重塑全新的叙述方式。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但无论如何,小说结尾,面对救她出狱的温西爵爷的求婚,哈丽雅特选择了拒绝。塞耶斯在下一部以哈丽雅特·文为主角的小说《失衡的时间》(Have His Carcase)(1932年)中交代道:“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情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可事实上,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充满活力的身体以及暴富来得药到病除。”这是塞耶斯的切身体会。哈丽雅特没有留在丹佛庄园过奢侈而悠闲的生活,而是选择与女性好友漫游欧洲,沿途收集小说素材,写些旅途点滴卖给报社。旅途归来后,她搬到梅克伦堡广场一间全新的高级单身公寓。对她而言,这个地址象征着她最珍视的独立与自立。这时,塞耶斯已经离开梅克伦堡广场整整十年,十年之后,广场对塞耶斯而言仍然代表着一种投入智识追求的生活。哈丽雅特在新房子继续创作侦探小说,由于之前案件巨大的曝光量,侦探小说能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足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塞耶斯决定,如果要让彼得·温西爵爷够格做哈丽雅特的丈夫,必须对他的性格做出“较大的调整”:他的心理世界得足够深沉,道德准则得足够坚定,“在前几部小说中,我总是根据侦探情节的需要来赋予他性格特征,这些不够慎重的性情设定必须都得做出调整”。所幸,塞耶斯在梅克伦堡广场完成的第一部作品《谁的尸体?》就给温西爵爷这一角色赋予了足够的深度。不同于一般侦探小说,温西爵爷对道德观念具有敏锐的意识,谨慎考虑破案爱好在现实世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这些特质使得他的性格可以合乎逻辑地进行转变,也让塞耶斯得以在探索新类型侦探小说上迈出重大一步。《剧毒》是温西爵爷破案系列中第一个脱离纯粹智力挑战的故事,在失去一切破案线索时,温西爵爷不再如之前那样遇难愈勇,而是无助、害怕,万一失败,他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想救的女人遭受绞刑痛苦死去”。到了《失衡的时间》,哈丽雅特在沙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再次被列入嫌疑。温西爵爷受命调查,两人携手破案,但过程并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约翰·库诺斯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能将现实经历转化为小说的人。自《谁的尸体?》以来,塞耶斯相继又出版了三部以温西爵爷为主角的小说以及一系列短篇故事。她选择了侦探小说这一种看上去最不可能的形式来表达她与库诺斯之间的这段感情。1930年出版的第五部小说《剧毒》以一场法庭审判开篇。“年事已高,看上去似乎已被死亡和时间遗忘,老迈得再不能发生任何改变”的主审法官正慢悠悠地与陪审团对话,记者在一旁记录。被告哈丽雅特·文是位侦探小说作家,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性,在严格的宗教准则中长大,在二十九岁前就已经能以合法方式自力更生,独立生活,不依附于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涉嫌毒杀前男友而受审。前男友菲利普·博伊斯也是作家,主要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无神论、自由恋爱之类“道德败坏、具煽动性的”文章(他的文章商业价值远不如哈丽雅特,令他气结)。法官冷冰冰道,博伊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上的婚姻”,逼迫哈丽雅特抛掉这种形式“和他一起亲密生活”。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听到哈丽雅特打包行李离开的声音,还听见她说“令人痛苦的欺骗”。但争论的真正焦点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不忠或残忍这类原因,而是因为博伊斯口口声声说着反对婚姻,另一边却又向哈丽雅特提出合法婚姻。而哈丽雅特之所以如此震怒,是因为博伊斯的虚伪,白白伤害她的感情。哈丽雅特从监狱中给彼得·温西爵爷打电话说道:“我以为他真的不相信婚姻,可到头来只是一场测验,测验我对他的感情是否能让我牺牲一切尊严。我当然不能。我不会将自己的婚姻打折奉上。”法庭审判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古董”法官明显判定哈丽雅特是一个“道德立场不稳定的人”。由于塞耶斯没有对库诺斯在书中的化身手下留情,哈丽雅特面临着严重指控:某天晚上,菲利普·博伊斯前往拜访哈丽雅特,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倒地不起,接连几天呕吐、腹泻,最终“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整场审判可以说是对哈丽雅特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无数粉丝写信来恳求塞耶斯写些侦探故事,这样他们能暂时不去想战争这件事。但塞耶斯执意不肯迎合,态度坚定地对一位书迷回信道:“我意识到人们已经过于沉迷于侦探小说式的人生态度——总认为世间所有问题都能有干脆利落的解决方式。我现在正在花时间告诉大家,真正的困难,比如罪恶、死亡和夜间的炸弹,是没办法像字谜一样“被解出来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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