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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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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每期课程多至十数种，每周上课钟点多至三四十小时。教员力疲于讲，学生力疲于听，于是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就退一步谈知识，也只是一味灌输死板材料，把脑筋看成垃圾箱，尽量地装，尽量地挤塞，全不管它能否消化启发。从前人说读书能变化气质，于今人书读得越多，气质越硬完不化，这种教育只能产出一些以些许知识技能博衣饭碗的人，决不能培养领导社会的真才。

——朱光潜《谈修养》

我们固然要立志，同时也要度德量力。卢梭在他的教育名著《爱弥儿》里有一段很透辟的话，大意是说人生幸福起于愿望与能力的平衡。一个人应该从幼时就学会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起愿望，想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也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这番话出诸浪漫色彩很深的卢梭尤其值得我们玩味。卢梭自己有时想入非非，因此吃过不少的苦头，这番话实在是经验之谈。许多烦闷，许多失败，都起于想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或是不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

——朱光潜《谈修养》

学问是一件艰苦的事，许多人不能忍耐它所必经的艰苦。努力之外，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认清方向与门径。入手如果走错了路，一走上庸俗恶劣的路，后来如果想把它丢开，比收覆水还更困难，习惯的力量比什么都较沉重，世上有许多人像在努力做学问，只是陷入“野狐禅”，高自期许而是荒谬绝伦，这个毛病只有良师益友可以挽救。学校教育，在我想，只有两个重要的功用：第一是启发兴趣，其次就是指点门径。现在一般学校不在这两方面努力，只尽量灌输死板的知识。这种教育对于学问不仅无裨益而且是障碍。

——朱光潜《谈修养》

在战争中人们对于屠杀尤其狂热，杀死几百万生灵如同踏死一堆蚂蚁一样平常，报纸上轻描淡写地记一笔，造成这屠杀记录着且热烈地庆祝一场。就在和平时期，报纸上杀人、起火、翻船、离婚之类不幸的消息也给许多观众以极大的快慰。一位西方作家说过：“揭开文明人的表皮，在里皮里你会发现野蛮人。”成语中有“麻木不仁”的字样，意义极好，麻木与不仁是连带的。许多人对于社会所露的险象都太麻木，我想这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麻木，由于他们不仁。麻木不仁，于是一切都受支配于盲目的自私。这毛病如何救济，大是问题。说来易做来难。一般人把一切性格上的难问题都推到教育，教育是否有这样万能，我很怀疑。在我想，大灾大乱也许可以催促一部分人的猛省，先哲伦理思想的彻底认识以及佛耶二教的基本精神的吸收，也许可造成一种力量。无论如何，在建国事业中的心理建设项下，培养恻隐之心必定是一个重要的节目。

——朱光潜《谈修养》

极浅显而正当的道理常易被人忽略。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一个社会的状况大半是由教育和政治形成的。倘若一个民族的性格不健全，或是一个社会的状况不稳定，那唯一的结论就是教育和政治有毛病。这本是老生常谈，但是在现时中国，从事教育者未必肯承认国民风纪到了现有状态时他们的罪过，从事政治者未必肯承认社会秩序到了现有的状态时他们的罪过。大家都觉得事情弄得很糟，可是都把一切罪过推诿到旁人，不肯自省自疚。没有彻底的觉悟，自然也没有彻底的悔改。这是极危险的现象。讳疾忌医，病就会无从挽救。我们需要一番严厉地自我检讨，然后才能有一番勇猛的振作。

——朱光潜《谈修养》

青年们常欢喜把社会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其实在台上的人们也还是受过同样的教育，经过同样的青年阶段，他们也曾同样地埋怨过前一辈子人。由此类推，到我们这一辈子青年们上台时，很可能地仍为下一辈子青年们不满。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变成屈服于事实而抛弃理想的堕落者。章宗祥领导过留日青年，打过媚敌辱国的蔡钧，而这位章宗祥后来做了外交部长，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汪精卫投过炸弹，坐过牢，做过几十年的革命工作，而这位汪精卫现在做了敌人的傀儡，汉奸的领袖。许多青年们虽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但投身社会之后，投降于恶势力的实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很可伤心的现象。社会变来变去，而组成社会的人变相没有变质，社会就不会彻底地变好。

——朱光潜《谈修养》

（除了前面所言）这里所谓“同情心”包含异性的爱在内。男女中间除着人类同情心的普遍需要之外，又加上性爱的成分，所以情谊一日投合，便特别坚强。这是一个极自然的现象，不容教育家们闭着眼睛否认或推翻。我们所应该留意的是施以适当教育，因势利导，纳于正轨，不使其泛滥横流。……而对于男女同学所有的问题未加精密研究，更未予以正确指导。结果男女中间不是毫无来往，便是偷偷摸摸地来往。毫无来往的似居多数，彼此摆在面前，徒增一种刺激。

——朱光潜《谈修养》

群育（指德育、智育、美育、群育、体育五项之群育）是吾国人向来缺乏的，现代学校教育对此亦毫无补救。一般学校都没有社会生活，教师与学生相视如路人，同学彼此也相视如路人。世间大概没有比中国大学教授与学生更孤僻更寂寞的一群动物了。

——朱光潜《谈修养》

理想的另一意义是“一个问题的最完美的答案”，或是“可能范围以内的最圆满的解决困难的方法”。比如长生不来虽非人力所能达到，而强健确实人力所能达到的，就人的能力范围来说，强健是一个合理的理想。这两种意义的分别在一个蔑视事实条件，一个顾到试试条件，一个渺茫无稽，一个有方法步骤可循。严格地说，前一种是幻想痴想而不是理想，是理想都必顾到事实。在理想与事实起冲突时，错处不在事实而在理想。我们必须接受事实，理想与事实背驰时，我们应该改变理想。坚持一种不合理的理想而至死不渝只是匹夫之勇，只是”猪武“。……卢梭在他的教育名著《爱弥儿》里有一段很透辟的话，大意是说人生幸福起于愿望与能力的平衡。

——朱光潜《谈修养》

学校教育，在我想，只有两个重要的功用：第一是启兴趣，其次就是指点门径

——朱光潜《谈修养》

我们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每期课程多至十数种，每周上课钟点多至三四十小时。教员力疲于讲，学生力疲于听，于是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就退一步谈知识，也只是一味灌输死板材料，把脑筋堪称垃圾箱，尽量地装，尽量地挤塞，全不管它能否消化启发。从前人说读书能变化气质，于今人书读得越多，气质越硬顽不化，这种教育只能产出一些以些许知识技能博衣饭碗的人，决不能培养领导社会的真才。

——朱光潜《谈修养》

没有任何信念不能被判断为臆想，要么是教育灌输的，要么是理性推导而来的，即使它从我们降生起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最能牵绊住我们的，常是小东西，比如我们不愿示人的几件心事。我们的想象把小东西放大成了高山。而想象也可以让我们领会这个事实。

——帕斯卡尔《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据说，当代青年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因为直至成年为止一个人几乎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父亲、母亲、监护人可以随意地给他穿衣、供他食宿，可以随意地惩戒他和一一按汉斯塞普的观点一随意地毁灭他，只要他们不超越一种精细的法律条文界限，一种至多给孩子提供动物式保护的法律条文界限。孩子之属于父母犹如奴隶之属于主人，由于经济上的依赖性孩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和物件。这种“借助于孩子的资本主义”一汉斯起初在什么地方读到对这种资本主义的描述，但后来便自己形成了这种观点一就是他传授给他惊异的、今一直在家养尊处优的女弟子格达的最早的知识。说是基督教只减轻了妻子的桎梏，没减轻女儿的；女儿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因为她被人用强制手段脱离生活：经过这番准备后他便教她懂得孩子有权利按自己性格的法则去营造自己的教育。说是孩子是富有创造性的，因为孩子在发育成长，在自己塑造自己；孩子如君王，因为孩子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观念、情感和幻想；孩子不愿意与偶然的现成世界打交道，而是营造自己的理想世界；孩子有自己的性的特性，成年人犯下一种野蛮的罪恶，因为他们通过掠夺他的世界而抹杀他的创造精神，用照搬过来的死的知识材料扼杀他的创造精神并训练他的创造精神去适应某些他不知道的目标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将同时代人向莱恩斯多夫伯爵提出的愿望理出个头绪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些来信中有两类因其篇幅之大而显得突出。一类将时代弊端归咎于某一个细节并要求将其消除，而这样的细节无非是犹太人或罗马教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机械的思想方法或忽略技术发展，人种混杂或种族隔离，大庄园或大城市，唯理智化或不充分的民众教育。另一类则标明了一个预定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便可万事皆休，而第二类的这些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它们和第一类的值得毁坏的细节没有什么别的不同，只有表达方式和感情色彩上的不同，显然是，因为世界上就是有爱批评和爱肯定的人嘛。所以第二类来信大致是带着愉快的否定透露出但愿人们最终会与对艺术的可笑的狂热崇拜决裂，因为生活是一位比所有拙劣作家更伟大的诗人，这些信件要求汇编审讯报导和游记供普遍使用，而在同样情况下，第一类来信却带着愉快的肯定断言，登山者的登顶感觉高出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全部山头，所以宁可赞助阿尔卑斯山各俱乐部也别去奖掖这些山头。人们要求按这种双重渠道方式像悬赏征求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那样放慢时代速度，因为生活不是令人不能忍受便是美好而短暂，而人们则希望既通过花园住宅区、使妇女摆脱被奴役地位、舞蹈、体育或住宅布置艺术也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在这样一个时刻，最模糊不清的恐怕莫过于这个观念了：生活，人们过着的生活，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这生活与人们并不很有关系，并不有什么内在的关系。然而，每个人，只要他年轻，还是都知道这一点的。乌尔里希回忆起，十年或十五年前在这些街上的一个这样的日子在他看来曾经是个什么样子。如今一切再度如此美好，然而在这种强烈的渴求中却有着一种对被俘的痛苦预感；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我自以为应够得着的一切，够着了我；一种折磨人的推测：在这个世界上，不真实的、漫不经心的以及就个人而言不重要的言论比最有特色的和真实的言论发出更有力的回响。这种美－－人们曾想到－－很好，可是这是我的美吗？我认识的那种真难道就是我的真吗？这些目标，这些声音，这现实，所有诱惑人、招引人和指导人，由人们跟随着并冲进去的东西：这难道就是真正的现实，抑或显示出来的现实并不比不明显地搁在已呈现出来的现实上的多出一丝一毫？使人明显感到疑虑的，是生活的现成安排和形式，是这种同一类的东西，是这种由一代代人预先形成的东西，是这种不仅是口头的、而且也是情感和感觉的现成的语言。乌尔里希在一座教堂前站住。暖呀，倘若在那阴影里坐着一个年高望重的巨大女人，腆着个皱皱巴巴的大肚子，背靠着房屋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现在的学校一中等教育以下居多——待遇学生有些地方和旧式的制造厂待遇工人的方法差不多。即如每日的功课几乎全是用脑的，至于注意身手的发达到底是很少；纵然有，也不过是一星期有四五时的体操和手工一体操不能算为正式的劳动一还有些地方连手工也没有的。这样多用脑力的结果也是会变成机械的劳动，至终教学生感受痛苦的。普通的学生常不喜欢兵式体操，也是因为这样的操法含有机械性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想方法去增加学生在课内课外的灵智的劳动，和减少别的不关紧要的课程，教他们对于劳力所得的出品能够快快活活地享受。如果照着这样行，一定要比那有规则的体操和形式的手工还要强得多多哪。总之，我们对于等等劳动的见解，必要看看它做创造的和灵智的；而劳动的自身就是得着安乐的手段，在劳动进行时也可以得着愉快。凡没有创造和灵智的能力的劳动，须要排斥它。

——许地山《落花生》

我当时于是也笑笑，聊以解嘲：“第一流诗歌，照例只能称赞次一等的美丽。我文字长处，写乡村小儿女的恩怨，吃臭牛肉酸菜人物的粗鲁，还容易逼真见好；形容你这三年，可就笨拙不堪了。且让这点好印象保留在我的生命中，作为我一种教育，好不好？你得相信，它将比任何一本伟大的书还影响我深刻。我需要教育，为的是乡下人灵魂，到都市来冒充文雅，其实还是野蛮之至！”

——沈从文《长河》

1929年至1930年，加缪上高中二年级，准备中学会考的第一阶段课程。从1930年10月开始准备第二阶段考试。在这一学年，加缪遇到了他的第二个受业恩师让·格勒尼埃。让・格勒尼埃一生从事教育，喜爱文学，时常写些随笔，他教授的哲学课生动有趣，对学生富有启发作用，使加缪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是个伯乐式的教授，第一次走进加缪的教室，就发现了这个特别有前途的学生。

——阿尔贝·加缪《第一个人》

可以说往往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在那个层面上写下《恶之花》、《红与黑》、《情感教育》,却很快从那里坠落,我们可以觉察出来,因为我们只认书本,就是说只认天才,不受虚饰的形象所干扰,那个层面比写下《月曜日丛谈》、《嘉尔曼》《安蒂亚娜》的层面要高得多,在那里人们出于敬重，带着私心,凭着潇洒的性格或友情接受圣伯夫、梅里美、乔治·桑虚有其表的优越。①如此自然的二重性颇令人心里难过。看到波德莱尔灵魂出窍,对圣伯夫毕恭毕敬;看到那么多人角逐十字勋章,看到刚写完《命运集》的维尼②乞求报界登个广告(我记不太清楚了,但大抵不错),这真令人感到难堪。

——马赛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有些社会现象，即便其中涉及明确的因果系，你也没法操控它。但是另外一些社会现象是研究者可以操控的，至少把它的强度降低之后，研究者就可以操控它了。比如说，在实际生活中的刺激强度可能很大，我们无法控制这种现象，但实验当中我们只给实验对象一小点儿刺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控制这种现象了。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其中有一个难题：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的量变，其实是一种质变。强度降低的同时，事情的基本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都觉得实验当中的推理链条十分可靠，以至于很少会停下来反思实验过程中我们的行为，即我们对实验对象的操控。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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