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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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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8: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1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或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等教育纪事报》还组织了专题讨论。2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精英阶层通过金融资本的代际转移，以及对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资，导致了“统治阶级的再生产”。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考派精奖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人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白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若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c)，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者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着《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插图]（法文版，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幺资本主义也将因无处安身而瓦解。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70%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插图]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该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是思想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其意义所在。哲学的目的是实现从物质世界到理念世界的升华。物质世界是感官认知的、可逝的世界，柏拉图将其比作地下的洞穴，而理念世界则是不变的本体（存在）世界。尽管每个人实现这种升华的道路不同，但都需要外界的帮助，所以它势必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努力。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其次，网络时代带来传播方式的一个结构性变化：从“一对多”（one to many）的中心辐射方式，转向“多对多”（many to many）的去中心化的发布方式。对教育而言，集中化的知识权威依赖中心辐射的传播方式，也正在遭遇“多对多”传播模式的挑战。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格形成期正好发生在“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时代。我们的精神成长深深地纠缠于对“重大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当时伴随着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热烈讨论，同样有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我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人生的路为什幺越走越窄？”的问题，对“文革”时期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生观提出质疑。，《中国青年》杂志共收到6万封读者来信，发表了30多篇文章，讨论持续了8个月之久。自此之后，中国大陆的公共领域中再也没有发生过影响如此深远的人生观大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知不觉地，人生意义问题变成了个人的“私事”。值得指出的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用学术语言来说，这是一种“整全性”的思考，也期待一种整全性的答案。这种整全性倾向不只是由于人格成长对于“认同一致性”的需要，更为深刻的原因或许在于，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1949年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述，都提供了一套“政治/人生”一体化的整全性论述。在我们接受的正统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史、历史观、社会政治观，同时也是人生观。因此，当旧有的整全性论述发生危机的时候，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再被人轻易接受，但其整全性的论述结构仍然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对任何试图取而代之的后继方案都施加了一种压力：如果一个替代性论述没有提供对于政治和人生的整全性答案，似乎终归难以令人满足。对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不满，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晚近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取向，似乎将人生价值问题变成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自由主义的现代人似乎陷于无所依归而茫然失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西方的保守主义...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学区房价格的飙升是一个显着趋势，其他许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特别突出。这当然跟我们的教育观念有关系，中国许多家长有一种要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观念，这当然是很成问题的观念。我反复讲过，教育首先不应当只是输赢问题，教育的目标是使一个人健全和幸福，而不是在非常狭隘的功利意义上论输赢。但就算以输赢而论，“赢在起跑线上”的策略似乎相当不成功。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幺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没完成，明天少玩一会儿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社会也是如此。在波普尔看来，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但为什幺还有人会去信奉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工程，甚至付诸实践呢？因为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幺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可是，为什幺经济发展了，人们会想要参与政治呢？这就需要参考福山的哲学论证。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幺呢，“饱暖思淫欲”吗？福山说，不对，应该是“饱暖思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福山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政体，认为自由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平等而自主地参与重要公共问题的决策，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自主权，也就获得了尊严和价值感。因此这种政体最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这就解释了经济发展会引向自由民主政治的逻辑。到此，福山完成了三个环节的推论，论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你觉得这套论证具有说服力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社会也是如此。在波普尔看来，想要覆盖一切、规划一切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成功。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什幺叫普遍化？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论文化有什幺特殊传统，只要搞现代化，最后都趋近普遍的共同模式。现代化的重家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制度上大同小异。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失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面发属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整体主义的规划工程有什幺问题呢？那就是低估了可错性。比如，你想为一场考试做一个复习计划，那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个局部的、短期的计划，出了错也很容易变通调整。今天进度幺完成，明天少玩一会手机，就补上了。但如果你要制定一个整体的人生计划表，从毕业工作到事业发展，从恋爱结婚到孩子教育，把一辈子的大事小事全都安排好，这种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的规划肯定就行不通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终极关怀不只是哲学家的关怀，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内心体验。比如，辛苦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心里琢磨我这幺辛苦工作到底是为了什幺？”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为了成家立业，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房子、有车子，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后让子女能享受更好的教育……确立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不难。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时刻，都会有一个当下的具体目标，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个具体目标的意义，就需要一个更大的目标来回答。如果一直追问下去，最终就会遇到终极关怀的间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幺？人生究有什幺意义？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背后的根本答案。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所谓“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所以，我们需要信仰来支撑生活的根本意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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