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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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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迪亚从记事起就恐惧并厌恶特立尼达。还是个小学生时，他就在拉丁语启蒙课本的封底上写下誓言，要在五年内离开此地（实际上他花了六年）。他在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非虚构类书籍《重访加勒比》中记录了这一点，还描述了他第一次重游西印度群岛时，做了自己以前从未做过的事：研究他害怕和讨厌自己出生地的原因。这是对此地极度消极的看法，忽略了整张图画中好的一半。他的想法与其说是来自头脑，不如说是在神经系统深处花了很长时间孕育成熟，然后伴随着一股力量自然地流淌而出。他说，过去人们只知道特立尼达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国家，它既不具重要性，也不具存在感，它最先是西班牙、接着是法国、然后是英国用来赚钱的地方，由于使用奴隶劳作，赚钱非常容易，在奴隶改为契约劳工后，价钱也没贵多少。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是不需要效率的，所以这里不存在效率传统。奴隶主也无需聪明，所以，“在特立尼达，教育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而是金钱让你摆脱的东西。教育严格来说是针对穷人而设立的，正如特立尼达人喜欢说的那样，白人男孩‘掰着手指数着数’离开了学校，但这正好说明了他的特权……白人社区从来不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语言、品味或成就而成为上层阶级，仅仅因为其金钱和享乐令人羡慕”。当这个原始的殖民社会因岛屿不再有利可图、英国人撤出而开放时，维迪亚看到大量涌入填补真空的，是以商业广播（当时电视还没来到这里）和电影为载体的、闪闪发光、最物质至上的美国的影响，电影都是些非常暴力、脱离真实的类型。（“英国电影，”他这么写着，“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播放，我的法国主人叫上我一起去看《相见恨晚》，电影院里只有我们俩，他在阳台上，我在土坑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仅仅是基于对“美国现代性”的渴望才团结在了一起，在堕落的虚饰下，其内部其实相当分裂。分裂是在奴隶——非洲特立尼达人，与契约劳工后裔——印度人之间形成的，这两个群体都是历史的偶然，都没有任何渊源可言。...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更难过一些？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瑟克尔，还有一个是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出版商，比以往任...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祭坛三联画的画家心怀教化意图进行创作，但绘画这种媒介在教育功能方面却比不上歌词。从教化的角度说，油画是相对愚钝的工具，因为像百合花、金翅雀、石榴、鸽子、母亲、孩子等物件，无论在宗教里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自身本都有除此之外存在的理由，但其创作者却笃信宗教信息能赋予这些物件力量，这真是令人困惑的自相矛盾。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们一定在晚餐时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晚餐后，当我们在舒适的夏夜穿过草地，走向平底船港时，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我当时回答了什么？我唯一的记忆是自己擡头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心中充满了对极致的感悟，有一种眩晕般的兴高采烈，好像我的眼睛第一次看见早该看见的空间。我并没有再深究这个观点的含义，但也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将其接受为真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对宗教的观点。我年老后，因为约翰·厄普代克而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研究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曾说过或写过这样的话:“我厌恶无神论，主要是由于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相当无趣。当我们说字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人死了就一了百了，这种话包含任何哈佛所称道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或人性吗？”这话曾让我非常困惑。也许是的，相信宇宙自然超越了任何个体、任何种族成员的理解力，这种陈述从人类智慧的角度来看，确实相当无趣，但从感情和诗意的层面，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任何神话故事都具有创造力，令人激动，无比美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什么样的读者分别吸收了文字的哪一部分？我觉得在读者的意识深处，或随着他对文字内容的回应，所汲取的应该正好是自己需要、同时文字也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的部分吧。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兔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拿那对广为人知的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小屋》里的小猪和跳跳虎为例吧：小猪是个脾气急躁、胆小如鼠的小家伙，被逼急时也会表现得很勇敢，但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而跳跳虎则是个非常自大的家伙，有时甚至很讨人厌。这两个角色中有小朋友们想去发现和认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征。如果通过一个孩子来表现这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就会只属于这个孩子，因此会引发一种人面对另一个人所特有的挑剔心态。而用 “虚构的”动物来表达，就可以避开这种心态，直接深人到急需被孩子分类、理解的感情深处。孩子们熟悉的关于人而非动物的故事，比如邮递员帕特的故事，也会将主角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就好像他也是动物一样。对萨莉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讲好听的真实故事，而是在他们对真实故事有需求时，为他们准备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谈到生命的宽广及其中蕴含的多样性，一开始似乎令人印象深刻。但随后你会意识到，除了提醒你相反的事实，又有什么用处？个体生命如此渺小，就算面对没什么比人类的生命更宝贵这种标准，依然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认知真令人头晕目眩，因此我在这里思考、打字，写下我“这样”，我“那样”，又有什么意义？我和我亲爱的反对者一起，问相同的问题：存在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必须承认，我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期待。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因此，对于214个体生命应该满怀兴趣进行研究，而我，唯一真正了解的只有自已，就像简·里斯面对类似忧虑时常说的一样。真的要研究，就应该在研究者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之内尽可能诚实，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完全没有意义，而且，读起来也会很无聊，就像我们读过的这般那等名流们写的自传一样。死掉的东西并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但这内藏自我的破旧残损的皮囊，连同着自我对自我的意识才是，这一切，将与所有人一样走向虚无。这就是为什么死亡和旁观者毫无关系，因为除非某人在无意识中逝去，即便将死的人，依然充满了生机，自我依然鲜活地存在其中。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母亲床边想着：“可是她不可能正在死去，她还在...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不论每个个体和 “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一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也许应该这样问：什么样的读者分别吸收了文字的哪一部分？我觉得在读者的意识深处，或随着他对文字内容的回应，所汲取的应该正好是自己需要、同时文字也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的部分吧。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兔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拿那对广为人知的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小屋》里的小猪和跳跳虎为例吧：小猪是个脾气急躁、胆小如鼠的小家伙，被逼急时也会表现得很勇敢，但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而跳跳虎则是个非常自大的家伙，有时甚至很讨人厌。这两个角色中有小朋友们想去发现和认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征。如果通过一个孩子来表现这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就会只属于这个孩子，因此会引发一种人面对另一个人所特有的挑剔心态。而用“虚构的”动物来表达（我还没见过哪个孩子头脑简单到不知道动物不会说人类语言），就可以避开这种心态，直接深入到急需被孩子分类、理解的感情深处。孩子们熟悉的关于人而非动物的故事，比如邮递员帕特的故事，也会将主角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就好像他也是动物一样。对萨莉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讲好听的真实故事，而是在他们对真实故事有需求时，为他们准备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觉得在读者的意识深处，或随着他对文字内容的回应，所汲取的应该正好是自己需要、同时文字也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的部分吧。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免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我唯一的记忆是自己擡头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心中充满了对极致的感悟，有一种眩晕般的兴高采烈，好像我的眼睛第一次看见早该看见的空间。我并没有再深究这个观点的含义，但也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将其接受为真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对宗教的观点。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因此，对于个体生命应该满怀兴趣进行研究，而我，唯一真正了解的只有自己，就像简·里斯面对类似忧虑时常说的一样。真的要研究，就应该在研究者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之内尽可能诚实，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完全没有意义,而且,读起来也会很无聊，就像我们读过的这般那等名流们写的自传一样。死掉的东西并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但这内藏自我的破旧残损的皮囊，连同着自我对自我的意识才是，这一切，将与所有人一样走向虚无。这就是为什么死亡和旁观者毫无关系，因为除非某人在无意识中逝去，即便将死的人，依然充满了生机，自我依然鲜活地存在其中。……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和我亲爱的反对者一起，问相同的问题：存在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必须承认，我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期待。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毋庸质疑，人们喜欢“临终遗言”，因为这样似乎能降低震惊的程度。考虑到死亡的物理特性，我不得不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精彩之句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想象自己能说一句什么，就好比在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上签个字，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为自己不信上帝而感觉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合理引述“上帝会原谅我的，这是他的工作”这句话了，这话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当然，这话非常精彩，非常有理。就这样吧，我最后想说的话是，“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或许这样想很傻，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说这句话。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们一定在晚餐时讨论过信仰问题，因为晚餐后，当我们在舒适的夏夜穿过草地，走向平底船港时，我对他说尽管我不信上帝，但因为人们一直教育我信，因此我觉得应该信，就好像是一种原动力。邓肯反问：“为什么？也许宇宙的开端和结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也许人类的大脑太过原始，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在这个年纪回头看自己的一生，虽然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如白驹过隙，但从自身的角度，它却依然令人惊异地宽阔无比，能容下许多相互对立的不同侧面。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同时包含宁静和骚动，心碎和幸福，冷酷和温暖，夺取和际遇，甚至更加尖锐的矛盾，比如一边神经质地确信自己注定失败，一边觉得自己会成功甚至因此扬扬得意。不幸意味着命运的钟摆从较好的位置荡到了较差的位置，并停留不变，一个人快乐的安全感遇难终结；而大部分人的生命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并非一味朝着幸或不幸的极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终点距起点并不遥远，好像一开始就设置了基准，永远停在那里，不论你怎么绕，最后终将返回原地。.....我这种满足感源于快乐的童年，我们家里洋溢着一种温暖的信心，相信我们是最纯洁、最善良的人，这种类似信念在英国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很常见，我们以此自豪，因为我们自己是英国人。我们必须遵守相应的原则，除了关于如何说话、穿衣等傻乎乎的小要求之外，还有三条很深的原则：不能懦弱，不能撒谎，不能虚荣和自夸。第三条尤为重要，所有托儿所的门上都最好刻上这句谚语：你不是海滩上唯一的石子。...每个人都需要安慰，无可否认，走向晚景的路是条下坡路。如果开端还不错，或至少发生的不愉快比我预计的少些，而你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幸运，你自然想充分利用这一点，但是“在我背后/我总听见/时间带翼的马车急急追赶”，至少这就已经够令人清醒了，因为它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比自我更强大的东西。...存在有什么意义？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摧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坏境，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聚会夜晚我面对这样当面的背叛，全然不在乎我感受的行为曾有过的震惊。我那时对自我有一种卑微的视角，这完全是我从小在视虚荣为重罪的家庭受教育的结果，因此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唯有责备自己不值得别人体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能确信这种卑微感在那个时候，正一点点将我啃噬掉。……后来，在我四十四岁遇见巴里·雷科德之前，还发生过很多艳遇，有的很短暂，有的维持得稍长，总是很友善（有两次相当友善），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除了两次微不足道的邂逅），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兔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拿那对广为人知的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小屋》里的小猪和跳跳虎为例吧：小猪是个脾气急躁、胆小如鼠的小家伙，被逼急时也会表现得很勇敢，但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而跳跳虎则是个非常自大的家伙，有时甚至很讨人厌。这两个角色中有小朋友们想去发现和认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征。如果通过一个孩子来表现这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就会只属于这个孩子，因此会引发一种人面对另一个人所特有的挑剔心态。而用“虚构的”动物来表达（我还没见过哪个孩子头脑简单到不知道动物不会说人类语言），就可以避开这种心态，直接深入到急需被孩子分类、理解的感情深处。孩子们熟悉的关于人而非动物的故事，比如邮递员帕特的故事，也会将主角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就好像他也是动物一样。对萨莉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讲好听的真实故事，而是在他们对真实故事有需求时，为他们准备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已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作，尽符微平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在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阿西尔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小教育她必须学会靠自己谋生，因此，当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并未像当时传统女性一样首先考虑婚嫁问题，而是开始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做筹谋。当时女性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少，教学和护理是最常见的两项，但对阿西尔来说，面对这两项工作如同面对“一桶冷掉的粥”一般索然无味。随后，“二战”的爆发扰乱了一切秩序，也为阿西尔开辟了新的方向，她得到了在BBC新闻部工作的机会，也正是在那时，她结识了后来一生的工作伙伴——安德烈·多伊奇。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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