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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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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要点在于：策略抽样中，研究者本身有很大的选择权。你可以拿这种权力干好事：认真严，对自己的命题从严把关。你同样可以拿这种权力干坏事：马虎草率，力求让自己的命题蒙混过关。概率抽样的好处在于，你不用了解总体内部在哪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策略抽样不一样，你必须先去了解总体内部在哪些方面有重要的差异性。只要你能对此有所猜测和了解，就能做出严谨的研究来。当然前提是，你确实想把研究做严谨。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第二种外在动机是科学。好多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不相信社会科学的价值，但是多数美国老百姓却是真心相信社会科学很重要。要是你能说清楚这项研究的潜在重要性，究结果会得到好多人的关注，而且每个被访者的参与都很重要，这样才能保证抽样的科学性，人们可能会出于促进科学的动机，而愿意参与你的研究。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

余英时认为东汉末出现了士大夫的“群体自觉”，他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已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收入《士与中国文化》）简单地说，正是在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而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当士大夫阶层以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事政治活动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一阶层与皇权在某种意义上的离异倾向。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虽然并不否认皇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但同时也并不将自身视为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认为自己才真正是能够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人。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研究者普遍重视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认为这一现象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强调社会伦理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抑制，历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但人尽管必须结为群体谋求共同的生存，因而必须遵守一定的群体生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一种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性的存在；“除了我，就不是我”，我们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对峙关系。因而，对个体意识的压抑乃至抹杀，势必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创造性才智的萎缩。从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的动乱，皇权地位的降低，国家意识的淡薄，士族社会身份的提高，都为士族文人的个体自觉提供了条件。从另一角度上说，这也是旧有文化传统内藏的不合理乃至荒谬性所引发的人性的反动。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基础虽然是“纂辑旧文”，但是对原始资料并非无准则地收录和随意地汇辑，而是经过一定的选择、修饰，重新整理编排而成的，所以它能够成为一部具有显著特色和独特文化价值的著作。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谓王日：“支道林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載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语王日：“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道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支道林与东晋中叶的名流交往非常密切。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统计，现存文献记载所见与支有交往的上层文士凡三十五人，自会稽王司马昱以下，王羲之、谢安、超、殷浩、孙绰、许恂等等，一代名流，几无所遗。上面选列的《世说》原文，一条记录了清谈名家殷浩（殷中军）读佛经后的服膺之情，一条记述了支道林对王羲之（字逸少）讲解道遥游》的故事。王羲之属华门贵而世称才俊，所以起初并不把支道林放在眼中。而正当他将要登车出门之际，支道林留下他为之“小语”《道遥游》，竟让他“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去。这些看似琐小的故事，都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发生重大历史变化所生的波澜。另外，文中称支道林“作数干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一描写也可以注意。佛教经典逻辑细密，文辞繁富而奇妙，支道林言谈的出众，显然与他经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有关。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着一种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颂扬社会主流意识所赞赏的东西的现象，我称之为“意识形态亢奋症”。这在有些人纯然是一种精神症状，起因是受社会奖励的刺激。但在有些人，却还是有利益目标的。这就是对老百姓做愚化教育，使之忘却自我，顺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但这种愚化教育本身又带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当道德超乎常情常理时，它本身已经是不可信、不可行，因而是虚假的了，结果只能是社会真实道德水准的下降。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可以说，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无法加以详细的描述。大概地说，土族是由地方性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一般认为，曹不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最高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力；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其他情况下，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着一种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颂扬社会主流意识中所赞赏的东西的现象，我称之为“意识形态亢奋症”。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公众性场合，人们总是有点小小的紧张不安，或内心的矛盾，由此会引起抓耳挠腮拍脑袋之类的小动作，非但不甚雅观，且容易透露出某些未必想透露出的信息。所以有点文化讲究身份的人，身边需要有点器具，把那种无意义不雅观的动作转化为看起来是有意义而且又漂亮的动作，显得洒脱自在。麈尾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布莱克这样对我们说：“文化教养划出的道路是直的，但是，曲折的、没有益处的道路才是天才走的道路。”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序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有十年没写过中篇了。十年前在日本访问时，泡那里的温泉，突然想起青藏高原上的温泉，写了一篇《遥远的温泉》。后来就再也没有写过了。今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第篇，《三只虫草》。第二篇，《蘑菇圈。第三篇，《河上柏影》。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阿来《蘑菇圈》

这么回应鸟鸣的时候，阿巴有想要落泪的感觉。心头一热，就有泪水盈满了眼眶。他想此时泪珠里一定也映照出一个世界。天空，山野，还有他频频回望的幽深的峡谷。一滴泪水落下去，这个世界就消失。又一颗泪水溢出眼眶，这个世界又出现。他想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培训班上那个佛教喇嘛背诵的《金刚经》里的话：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阿来《云中记》

阿巴掌着灯对外甥说：仁钦，你不要怪我。是你们让我当回祭师的。当我穿上祖辈人穿过的法衣，敲了他们敲过的鼓，摇了他们摇过的铃，不管政府有没有让我当这个非物质文化，我就是云中村的祭师了。政府把活人管得很好，但死人埋在土里就没人管了。祭师就是管这个的。我从上小学开始，受的都是无神论教育，说没有神，没有鬼。可是现今政府却让我当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阿巴伸出手，我不要你帮我把这个名字说全，政府让我当了，我就要好好履职。仁钦听阿巴说出“履职”这个干部常用的词，禁不住笑了：好吧，祭师也要履职。阿巴不高兴了：你说，不是履职那又是什么？我不对，我检讨。就是履职。

——阿来《云中记》

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后来，地质隐患调查队上山来，余博士给他讲瓦约乡这一块的地质运动，更证明了他给仁钦说的那些道理是正确的。仁钦止住哭泣，问阿巴：舅舅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和我别吗？你舅舅这辈子，稀里糊涂的，随波逐流就过来了。要不是政府让我当了非物质文化，这辈子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地震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你是能干成大事的人，是能帮助别人的人。说到这里，阿巴眼里放射出骄傲的神采，他说：好外甥，你看我们到底是祭师家族，现在，我管云中村的死人，你管瓦约乡的活人。我看这样的安排很好。很合我的心意。这次下了山，我就不许你再上山来了。

——阿来《云中记》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更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一人。

——阿来《天火》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们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唯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阿来《随风飘散》

他颇感得意，又说：“我会的可多了，没有一点口音的粤语，没有一点口音的斯城话，全部都是自学成才，我在语言方面有点天赋，可以学到十分像。其实学语言不难，难的是下定决心，切断过去，变成另一个人。只有学会了一个地方的语言，晓得一个地方上下三路的玩笑，才算是得到了一件名为‘当地人，的隐身衣。而这样的隐身衣，我现在有了好几件，但是你要问我还会不会说老家的方言，我是一句也不会了，完全想不起来，也不会去想。在任何一座城市的任意一股人群中，我都可以完美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不会因为某个不地道的尾音暴露自己。不怕跟你讲实话，我特别讨厌自己的出身，讨厌穷乡僻壤没有名字的家乡，特别讨厌没钱没见识的父母，讨厌早早嫁人的姐姐，讨厌无能的哥哥，他们对我来说是负担，所以我把他们都抛下了，从根本上把自己和他们切断，决心再造一个自己，用在大城市里接触过的好东西把自己重新填充一遍。我知道哪些是真正的好东西，哪些是五光十色的垃圾。我也知道其他人盯着你看的时候，到底在寻找什么，所以顺从他们就可以了，做个光鲜的人还不容易吗？！我可以做得比任何一个城市人都更像城市人，像北京人、广州人、深圳人，说话腔调，穿衣规则，饮食习惯，人生经历，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外加一

——东来《凤凰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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