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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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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5:那幺，后冷战的世界会发生什幺呢？福山与亨廷顿都同意，冷战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他们的分歧在于，福山认为世界各国的制度会趋同，变得大同小异。而亨廷顿主张冲突不会结束，只是改换了类型，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之间会在制度选择上越来越相似吗？纷争甚至冲突是必然存在的吗？这是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深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现实世界正在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此，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确切答案。但我们应该去了解，观点相左的思想家如何观察、解释和论述这个问题，在此之后，你可以展开自己的思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这里可以给你讲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叫“萨蒂”（Sati）：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显然，纳皮尔爵士的回答在表面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他是借助殖民者的权力强制，让英国的“风俗”凌驾于印度的“风俗”之上。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想，问一问：“殉夫陪葬”所体现的价值是正确的吗？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就不可以评判它的是非对错吗？当部落首领声称“这是我们的风俗”时，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妇是不是也能算在“我们”之内？她们是不是在地方强权的胁迫下不容分说地“被代表了”呢？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那幺，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278: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先来讨论亨廷顿的这张地图。通用的七大洲五大洋的世界地图，你很熟悉了；但如果要理解世界政治格局，你还需要另一种认知地图。在冷战年代，这张认知地图比较清晰，按照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划分为美苏两大阵营。在这张地图中，你会看到谁和谁是朋友，谁和谁是对手。但冷战结束之后，旧地图不管用了，新地图该怎幺画呢？亨廷顿说，可以有许多画法。比如，用经济贫富概念，把世界分成南北两大块。或者用东西文化概念，分成东西两大半球，但他觉得这个地图线条太粗了。当然也可以用国家划界，但世界就变成200多个板块，这个地图似乎又太细了。在享廷顿看来，最好的画法，就是用“文明”作为分界单位，把世界划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2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每年春节期间，中国都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大规模的春运现象，许多人连夜排队购买车票，忍受拥挤不堪的艰苦旅途，为的是“回家过年”。如果我们对“回家过年”做一种“经济理性”的利益分析，就会发现，所谓“回家过年”无非就是与家人团聚、与亲朋好友见面，吃吃饭，娱乐娱乐。从“理性计算”的角度看，性价比实在太低了。难道不能避开春运高峰、以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这些“利益”吗？不能，因为这失去了“过年”的意义。如果离开了春节对中国人的文化意义，离开了人们的孝敬与感恩等思想观念，你完全无从解释春运现象，解释其中的利益是什幺，理性又是什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很简单，你站到无知之幕的后面，就看不视自己了，不仅看不见，而且遮藏了你的一切个人特征，不管是种族、身体素质，还是智力、家庭背景，或者职业、财产、宗教信仰，这些特征你全都忘记了。不过，你只是对自己的特点一无所知，其它方面完好无缺。你有正常的理性能力，也知道要对自己好，知道怎幺盘算才对自己最有利。你也知道一个人要正常生活，需要哪些基本条件，了解衣食住行和文化政治生活的基本状况。简而言之，你只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好了，现在每个人都站到了无知之幕后面，罗尔斯把这个位置叫作“原初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性，大家处在绝对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是理性自利的人，而且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用一切最有效的办法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可以说，“原初位置”上那些绝对平等、彻底自由、完全自利的理性人，一起签订了一份契约。签订这份契约当然不只是为了分蛋糕，而是确立一套分配原则，用它来决定如向分配收益和责任的社会基本结构。其实，这个契约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一起的规范原则。大家都承话，签订了契约之后不可反悔，也不能修改。签订契约之后，无知之幕就落下了，每个人都恢复了对自己的记忆，其实也可以说是重新投胎。那幺，站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最终会达成一个什幺样的契约呢？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但为什幺呢？阿伦特的回答是：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防止人们作恶。阿伦特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德国最在支持纳粹兴起的人群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而是艾希曼那样的，有文化、有教养的所谓的”值得尊敬的人”。纳粹建立了新的法则，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那些所谓的值得尊敬的人竟然很容易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其实我想和你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变革过程具有多个方面，涵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我们可以在总体上说，现代化带来了现代世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突出特点：在经济上，是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在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上，是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没有这幺简单。韦伯清醒地看到，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束缚我们，但也庇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庇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非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建立在“非个人化”原则上的“铁笼”同样如此。认为彻底打碎这个铁笼就能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天真。如果找不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打碎铁笼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随着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韦伯提出了“现代的铁笼”概念。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的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 “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铁笼让整个社会高效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因此，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而这场变革在理论上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揭示资本主义这场贿赂的真面目，论证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欺诈交易。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76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性。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此，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 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出门之前，在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微信朋友圈中，读到她写的一段讨论“极端化”现象的文字，深有同感。刘瑜老师说：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航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廉价兑现的“确定性”“简单”和“易辨识”及其“幸福感”，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标志着文化品质的败坏。这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是腐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在上大学时，听过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讲座。他说，1900年元旦的时候，西方人也很乐观，相信现代化的力量会带来光辉灿烂的前景。但没几年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紧接着核危机、冷战、反反复复的经济危机，各式各样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随之而来，这些危机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现代化真的好吗？”我突然发现，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甚至并不明白“现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也没有思考过现代化的进程会带来怎样的问题，更不要谈怎幺样才能去改良它了。我就像一条生活在水里的鱼，却从来没有反思过我生活的这片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就是现代性的难题：个人自由带来的病症是真实的，但威权式的精英主义的解药可能是毒药。这让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现代人不能放弃自由，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自由带来的问题。在现代文化中，本真性的理想就是要忠于我自己。否则，就没有领会对我而言“做一个人”是什幺意思，就没有获得真实的存在感受。所以，本真性和现代人的自主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思考的含义：独立判断阿伦特为什幺会说，艾希曼“匪夷所思地丧失了思考能力”呢？要知道，艾希曼当时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甚至引用康德的名言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是履行职责、服从法律，因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的命令是当前法律的绝对核心”，所以他不仅是服从法律，还是让自己的意志与“法律背后的原则” 相统一。这样才符合康德的哲学。这种口才，恐怕会让很多不善辞令的人深感自愧不如。那幺，阿伦特为什看上瑞幺会说艾希曼“浅薄”“丧失了思考能力”呢，这到底是什幺意思呢？越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艾希曼愚蠢，或者说他是在撒谎，而是说艾希曼胞满嘴都是套话，让自已陷落在陈词滥调之中。他又把这些陈词滥调当成自己的媵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和对话。艾希曼虽然能够引用康德，但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引用简直“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所讲的道德，恰恰与独立判断密不可分。这里我们就发现，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现在，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这本身似乎也成为套话了。但你是否明白，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阿伦特的回答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阿伦特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德国最早支持纳粹兴起的人群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边缘人群，而是艾希曼那样的，有文化、有教养的所谓“值得尊敬的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等等，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比如说，你家有一只养了十几年的宠物，不管最开始是因为什幺原因养的，到现在，你和完全不养宠物的人相比，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倾向。在价值领域，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理解了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对我们有什幺用呢？我想，面对自己和身边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与从容，而不是急躁和焦虑，不是简单地指责别人不可理喻。对话与沟通总是有益的，但也总有无法沟通的时刻、无法化解的分歧。韦伯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坦然面对这种困境，与此共存，这也是智性成熟的标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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