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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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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议论实际上起着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

——王笛《茶馆》

在相当程度上茶馆即意味着“公共论坛”，茶馆聊天经常反映了“公论”。

——王笛《茶馆》

也即是说，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飞语传播的地方。这恐怕也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之一。

——王笛《茶馆》

我认为，当讨论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间题时，年代便十分关键，但讨论那些相对稳定、变化很小的文化现象时，时间不再特别重要

——王笛《茶馆》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大概以1937年为界，前后有明显不同。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而外来者却多对茶馆持欣赏态度。第二个阶段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

——王笛《茶馆》

在这个时期城市的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线并进：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特点，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削弱；二是在此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既显示了其坚韧性，亦展现了其灵活性，以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汤普逊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源于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匠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

——王笛《茶馆》

酒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泛的影响。他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存的形式显示出来。

——王笛《茶馆》

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斯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王笛《茶馆》

但本书的中心则是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王笛《茶馆》

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

——王笛《茶馆》

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初具规模，它们投资多，营业的空间大，雇用的工人多，接纳的客人众，因此利润不菲。大茶馆的老板与地方政府的官员、军队和商界的头面人物，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得到保护。但那些小茶铺缺乏这些资源，资本少，规模小，利润低，无法再投资，故难以扩展，多数也仅处于糊口的水平。

——王笛《茶馆》

商人和小贩在清末的各种记载中，描述了茶馆作为市场和交易场所的功能。韩素音在其传教士家庭的家史中写道：““来碗茶’的叫声不断地在茶馆里响起。”这种呼喊“便是洽谈生意、敬老、请求帮助、买卖土地或其他商品的开端，生意正式交易都是在茶馆或饭馆里进行的，因为家里不适合办理这类事务”。在成都的街头，地理学家G.哈巴德（ George Hubbard）看到“商人忙着赶路，到店铺或茶馆里去见他们潜在的买主或卖主。到处能看到小，用特别的声调、哨子、小锣、响板招揽顾客”。

——王笛《茶馆》

1935年，地方政府以“革除社会有害民众之事”，制定规章，只允许每个公园开一家茶馆；茶馆密集地方，酌情取缔；茶馆只能在早晚营业共6个小时。这些新规章反映了政府激进的、日益增长的对茶馆及茶馆文化的关注和采取的限制政策。不过没有资料证实这些新规定得到了认真的实施，否则大量从业者将失去生计。茶馆的营业时间也并未大幅度缩短，一般仍然有十五六个小时。

——王笛《茶馆》

没有充分考虑到用一个现代词去分析前现代社会现象可能出现的混淆。

——王笛《茶馆》

在成都，改良和控制茶馆的过程，是城市现代化和寻求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近代中国许多其他城市的共同经历。

——王笛《茶馆》

本章显示了茶馆作为小公共空间，是一个各种冲突发生的地方，从纠纷、争吵、偷盗，到打架、暴力乃至杀人。这些冲突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从顾客之间的矛盾，邻里关系的紧张，到为生计的争夺，小商业间的竞争等，冲突经常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揭示了社会群体、阶级、行业之间为使用公共场所谋生以及使用这些空间的权利所发生的争夺。

——王笛《茶馆》

茶馆讲理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另外，即使调解不成功，暴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生，人们一般在这样的公众场合还是要尽量保持理性，即使发生斗殴事件，有众人的劝解，也可以在一定限度上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王笛《茶馆》

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常将茶馆作为解决争端和纠纷之地，称“吃讲茶”或“茶馆讲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广泛的实践。这个传统产生于中华帝国时期，那时国家权力很少深入到地方社区和邻里。“吃讲茶”成为一个普遍的工具，给地方精英一个极好的机会在地方社区建立它们的影响和主导权。

——王笛《茶馆》

会馆的建立是为了保护那些来自同一地区移民的共同利益，而行会则为同业服务。然而，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楚，经常相互重叠。 P252 在民国时期，同业组织与同乡组织有日益分离的倾向，这个分离的部分原因是国家推行同业公会的结果，与过去的会馆相较，同业公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 P266 公会在地方事务中与政府合作，但是如果其整个行业的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它将进行反抗。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是赢家，但公会有时也有所斩获。 P268 如果说在价格和捐税问题上，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充满着矛盾与斗争；那么在限制茶馆数量问题上，两者则更多的是合作。 P274 公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

——王笛《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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