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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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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真肯认定一家一派学西方的，平心而论，则只有今天的共产党，但他们也只肯学列宁、斯大林，并不肯学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毕心尽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学术思想。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这一点讲，即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分门别类，各务专长。一到中国，却混成一大洪流，便成为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一呼号。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皇古难考。兹述中国教育制度，姑从西周开始。自西周迄孔子为第一期。此期亦已占四五百年之久。书阙有间，仅能粗枝大叶，叙述一概要。其次要谈到孔子以下及于战国，其间约有三百年时期。此一时期，在教育上乃有一特殊情况，亦可谓乃是一有教而无学校之时期。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种官立教育，同时亦是一种贵族教育。从孔子以下，虽无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时乃是社会私家教育时代，亦可称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教育或平民教育。东汉以下，政治解体，急切不能再统一，在此一时期之教育制度，当分两项叙述，一日门第教育，又一日寺院教育。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而无学校养才。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唐末有书院教育，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门第没落，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

——钱穆《国史新论》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室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统一，认为那作梗的都是些封建势力，则门第和藩镇可谓各得其半。若我们要权衡两者间之病害轻重，则又似各有得失，颇难遽下定论。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治，自本自根之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歆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与人伦休养中产出血书，再有学术引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缀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失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声明，外此一无所有。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于它所要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局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再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再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再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

——钱穆《国史新论》

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之后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他们这一种意识形态，亦可由历史演变来说明。因中国古代封建，本是西周王室一手颁布下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之用意，本在加强中央统一之政治效能的。后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持续，这一制度之实际效能，充分表现了。不论西周氏族，乃及夏氏族、商氏族及其他氏族，全在此制度下，逐渐酝酿出一种同一文化、同一政府、同一制度的“大同”观念来。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然后在配合上国际贸易，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地位。······第二，是中国社会绝不能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第三，则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第四，于是又转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国智识分子一问题上来。

——钱穆《国史新论》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生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

——钱穆《国史新论》

因此，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国史新论》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钱穆《国史新论》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繫不輟團結不散者，則是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并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钱穆《国史新论》

西方社会以劳工为无产阶级，劳工则低居人下。中国门第社会以读书人为无产阶级，而高出人上。此则中西传统文化之一大异处。

——钱穆《国史新论》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限，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到。幸而这老树根深蒂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钱穆《国史新论》

若中国真要学西方，诚心求西化，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高僧们，应该是一好榜样。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才是。非守死节证其不好学，亦即证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国四十年西化无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罪过。高谈西化而负时望者，实际都在想做慧能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远、竺道生。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这依然是道咸一下狂放未尽。龚定庵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百年来，多在想开风气。他们自负是学习西方的启蒙运动，却把中国两千年学术文化，当作一野蛮、一童蒙看。他们不肯真心学佛，只借仗释迦来骂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老实退出社会一角落，像西方学人那样分头并进，多角放射。却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

——钱穆《国史新论》

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教育宗教一切文化事业，社会没有力量，全要仰赖中央，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到金胡南下，中央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和自卫，其所受祸害，较之晋代五胡乱华一段更深刻更惨澹

——钱穆《国史新论》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钱穆《国史新论》

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之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

——钱穆《国史新论》

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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