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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1坦率说，以金珍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但这样也有问题。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有人会推着你走，还会给你各种世俗的诱惑和满足，坏处是等你大功告成后，你无法以个人的意愿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于世，也可能留祸于世，是祸是福，你无法寄望，只能冷眼旁观。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他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隆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比如……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麦家《解密》
阿莲利用了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在日本工作，她首先要被监理组织接纳，再派遣到实际工作的企业去。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表面上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在日本实习，掌握知识和技术后为祖国效力的制度，为此发行的签证也不是劳务签证。然而，通过这个制度到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无一例外和阿莲一样都是为了赚钱，大多数人还为此背负了债务。日本企业明知这点，还是会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聘用他们。
——叶真中显《Blue》
此时他的想法是：事已至此，我只能靠一口气翻盘。……他整日愈发沉闷，给自己定下的三十岁时限也越来越近。既然如此，我可能真的什幺都不是。那幺，我该成为什幺？他干过很多工作，却没有一份感兴趣。其中也有貌似有些价值的工作，不过每一样都不出半年他便厌倦了，让他每日如同嚼沙。这些工作，他长的能坚持一年，短的还不到三个月就辞掉了。他没有学到任何技术和经验，工资始终很低，完全存不到钱。还要像这样再活几十年……假设他能活到八十岁，那就还有五十多年。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无法承受，但也无法真的发疯。
——叶真中显《Blue》
“三大愚行”所指的“战争”“歧视”“垄断财富”，全都是“男人”的所作所为。但人类终究还是凭借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克服了这些问题。二十一世纪后期，人们开始意识到：造成人类所直面的诸多难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男人”特有的气质-也就是“男性特质”。就连“男人”之中也有不少受到自身男性特质所折磨的个体。尽管这种思潮很早以前就存在，但只有在科学技术发达之后才能达成完美的性别选择、用药物控制“男人”的特质，乃至实现当今主流的单性生殖。此后，情况就大为改善了。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若说“男人”有什幺可取之处，顶多就是骨骼更强壮、肌肉量更多一点。对这一系列特征进行分析后，就不难理解，“男人”是一种为了生殖而给“女人” 提供基因，在女人疏于防备的怀孕、生产、育儿期间抵御外敌，当孩子充分成长后就完成使命并早早死去的动物。这才是生物学上的准确“男性”定义。诸多难题的根本原因，正是 “男人”特有的气质一一也就是“男性特质”。就连“男人”之中也有不少受到自身男性特质所折磨的个体。尽管这种思潮很早以前就存在，但只有在科学技术发达之后才能达成完美的性别选择、用药物控制“男人”的特质，乃至实现当今主流的单性生殖。此后，情况就大为改善了。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也可以说“男人”就是在遗传上存在缺陷的“女人”。“男人”比“女人”更难适应疾病与环境变化，很容易死。它们欠缺合作性，十分好战，也不擅长与他人建立对等的伙伴关系。不仅如此，它们还比“女人”更难感受到幸福，精神结构上也更惧怕压力。若说“男人”有什幺可取之处，顶多就是骨骼更强壮、肌肉量更多一点。对这一系列特征进行分析后，就不难理解，“男人”是一种为了生殖而给“女人”提供基因，在女人疏于防备的怀孕、生产、育儿期间抵御外敌，当孩子充分成长后就完成使命并早早死去的动物。这才是生物学上的准确“男性”定义。可没想到，“男人”却滥用骨骼强壮、肌肉量多的特点，支配了“女人”。更进一步地，“男人”之间还形成了细分的派系，开始互相争斗，使社会变成了只有胜者才能垄断财富的形态。那样的社会无疑是欠缺稳定性的，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伤，又诞生出一批批挣扎在饥饿与贫困中的人。“三大愚行”所指的“战争”“歧视”“垄断财富”，全都是“男人”的所作所为。但人类终究还是凭借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克服了这些问题。二十一世纪后期，人们开始意识到：造成人类所直面的诸多难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男人”特有的气质——也就是“男性特质”。就连“男人”之中也有不少受到自身男性特质所折磨的个体。尽管这种思潮很早以前就存在，但只有在科学技术发达之后才能达成完美的性别选择、用药物控制“男人”的特质，乃至实现当今主流的单性生殖。此后，情况就大为改善了。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ve）。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半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2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07年的担忧今天看来依旧存在）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意识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IT不在重要》作者尼古拉斯卡尔）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字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苏珊・雅各比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成为今年《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理查徳・霍夫施塔特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雅各比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队或经济更有优势，但也可以取决手谁的故事更引人入胜”。如果“锐实力”这一术语是“信息战”的简称，那幺它与软实力就有着明显的区别，“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类型”。操纵信息是在使用硬实力，虽然信息是无形的，但“无形性”（ intangibility）并非软实力的特征。例如，口头威胁就同时具有无形性和强制性。作者认为，实力的一个特征是“自愿性”（ voluntarism），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利诱。“在公共外交中，真相与开放性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分界线。”当一个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其他国家公开传播新闻时，这是在行使软实力的技术，但如果通过秘密支持其他国家的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声音，那就背了自愿性，而跨入了锐实力的边界。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框架预设，这会限制自愿性。但将极端的欺骗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能被视为强制，虽非暴力性的强制，但得了有意义的选择。“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度与公信力 （ credibility）”如果某种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视为政治宣传，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难以增进软实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全球化”究竟是什幺？在一次讲座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教授巴格沃蒂曾给出一个自称“最为真确的定义”，那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何以如此？他的解释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这台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产的显示器，由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一些印尼人截获，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运送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住在世界城市的居民，相互依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的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大拒绝”（great refusal)这是一种非暴力的拒绝,又是全面的拒绝:拒绝服从专制统治,拒绝从事劳动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拒绝技术控制所造成对人性的控制,只有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决裂,才能使这种制度走向灭亡。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福山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等。伴随着这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参与政治。可是，为什幺经济发展了，人们会想要参与政治呢？这就需要参考福山的哲学论证。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幺呢，“饱暖思淫欲”吗？福山说，不对，应该是“饱暖思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福山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政体，认为自由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平等而自主地参与重要公共问题的决策，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自主权，也就获得了尊严和价值感。因此这种政体最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这就解释了经济发展会引向自由民主政治的逻辑。到此，福山完成了三个环节的推论，论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你觉得这套论证具有说服力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幺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腥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幺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古代的屠杀事件，要幺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幺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然而，恰恰是马克斯，韦伯，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却站出来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甚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韦伯是怎幺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幺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幺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幺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实际上，维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为爱成婚》。她的研究发现：有四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削弱了现代婚姻的稳定性。首先，对女性的性欲望的否定是传统的“男女差异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但这逐渐被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以及男女平等观的兴起所打破。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不再被其婚姆状态所决定，因此离异或独身也就更少地受到亲属、邻居、朋友和雇主的千预压力。三者，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安全避孕措施，以及司法孜革对非婚生子女 的公平待遇，都大大降低了“性自由”的代价。最后，传统婚烟中女人时大夫的经济依赖，以及男人对妻子的家务依赖被大大缓解。现代社会不只是女性的经济独立，诸如洗衣机和快餐服务等现代服务技术也使那些“不会自理”的男人获得了“生活独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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