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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技术"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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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然的，我国或许国力不如魏国，但在技术上绝对是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陈恭不无得意地想，诸葛丞相在技术方面的投入是魏、蜀、吴三国中比例最高的，“方技强军”的战略让蜀军在技术上远远超过其他两国。

——马伯庸《风起陇西》

生活在这样一个烦乱的世界，处处让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被这些深深的影响着，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甚。很多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雨水多了，山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雨水减少了，又会有千百人挨饿。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中国人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他们性格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学者们是抵制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即使外国人的机械技术再伟大，也无法理解中国所谓的“道德”。这些学者虽然是现代人，却有着宋朝人的思想。他们既嫉妒外国人的发展，又对外国人的科技表现不屑一顾。他们怀着这样纠结的心情，书写了大量排斥外国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迅速地铺满了中国大地。虽然中国曾被这样的方式侵略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像那样的侵略，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中国不会任人宰割，中华民族不会被任何民族所同化。政府与国民的想法都一样的自私，百姓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没义务去关心所谓的“公共财产”，只要守好自己的财产就够了。民众们始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想法。一些商人把马车停在路的中间装卸货物，还有些农夫将砍倒的树直接横在道路上。他们完全不管其他行人，只顾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生活在这样一个烦乱的世界，处处让人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被这些深深的影响着，甚至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甚。很多生活条件低下的地区，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雨水多了，山洪会让他们无家可归；雨水减少了，又会有千百人挨饿。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中国人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他们性格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学者们是抵制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即使外国人的机械技术再伟大，也无法理解中国所谓的“道德”。这些学者虽然是现代人，却有着宋朝人的思想。他们既嫉妒外国人的发展，又对外国人的科技表现不屑一顾。他们怀着这样纠结的心情，书写了大量排斥外国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迅速地铺满了中国大地。虽然中国曾被这样的方式侵略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像那样的侵略，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中国不会任人宰割，中华民族不会被任何民族所同化。政府与国民的想法都一样的自私，百姓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没义务去关心所谓的“公共财产”，只要守好自己的财产就够了。民众们始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想法。一些商人把马车停在路的中间装卸货物，还有些农夫将砍倒的树直接横在道路上。他们完全不管其他行人，只顾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因为医学不只教会我们救人的技术，也赋予了我们一种救人的天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术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利他本能，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过是这种本能的症状罢了。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你看，你遇到病人，会有一种冲动去拯救他。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救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但你就是有冲动，为什么？”峨利生把手按在胸口上，“因为医学不只教会我们救人的技术，也赋予了我们一种救人的天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术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利他本能，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过是这种本能的症状罢了。你还记得王培元教授爱背的那段‘苍生大医’吗？”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因为医学不只教会我们救人的技术，也赋予了我们一种救人的天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术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利他本能，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过是这种本能的症状罢了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一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站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进京上访！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这一句“各宜体凉”，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一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这种税如附骨之疽，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船槽岭烧灰的灰税，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可是不免税，烧灰根本无从禁止，非激起民变不可。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税。所谓包税，是这么运作的：比如有一个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100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准了。张三拿着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矿上，让灰户王五、付六两家开烧，统共收上120两银子，100两给公公，20两自己留下。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对粗放型政府来说，这么做特别省事，但副作用也特别大，因为包税人不是...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中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至于户帖，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人。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这一句“各宜体谅”，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官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还真是个麻烦事。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税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督。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可就官民两不便了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同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園。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一一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国家卷土重来，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帖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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