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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牟利，可再仔细一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开采船槽岭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造官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一一矿指开矿，税指椎税，也就是商业税。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官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单说开矿吧，它的收入主要来自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太窄，自作主张，又想开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可是公公们人手不够，顾不过来，怎么办呢？简单，直接针对民间已有的各类矿场征税就得了这种税如附骨之，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船槽岭烧灰的灰税，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于是事情尬了。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可是不...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钢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幹旋，甚至连衙门里的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一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杨教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这里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这句话非常，一下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圆。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オ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厚。一切都运转正常，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 “ 各宜体谅 ” 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 —— 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 “ 禁绝烧灰 ” 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从府一级的视角，最为看重的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前者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 “ 秋闱不振 ”“ 县学盛衰 ” ，正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聊到爱情、梦想的话题时，德比那种纯真和浪漫的想法总让我产生动摇，这让我很烦躁。因为他是个有技术、具备就业能力的人，所以才能如此从容地高谈阔论。

——崔恩荣《即使不努力》

翠送我的史努比漫画书仍然保存在我房间的书架上。漫画书是黑白色，只有糊涂塌客被涂成了黄色。飞行技术很差的小黄鸟，糊涂塌客。每当翻开书页，看到那只黄色的鸟，我都会感受到翠一页一页地翻书，把小鸟涂成黄色的温暖心意。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

刚刚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在微博上那么轻快，那么聪敏，水晶一般迷人地，相信技术，相信未来。也许健壮的人勇往直前，可以免于陷入泥泞的经验。真羡慕啊一匹白马，沐浴在新鲜里带来所有的希望。只是想象。

——刘天昭《变得厉害》

不能再观察自己的观察了。显微镜也已经到极限。研究空洞，捕捉灰尘，这是一种病态。总是想要给空乏的时刻打上意识的追光，是开垦的乐趣、是技术的惯性、是逃避追寻意义、是逃避社会属性的生活、是内心隐隐不平为了对人那功利的观察心进行反动？为否认一切价值偏好？如此刻意反动已经是价值偏好。不论起始动机，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只剩下失控的滑行。这就算是病态吧，越过弹性范围就算是病态吧。得出这种结论又有什么用一一那熟悉的浑浊淤堵的感觉又上来了。好像怎么绕都是回到同一个地方，内旋式的反省不是无底洞，不过侧壁到处是无法探素的钉死的门窗，思考能力的局限，既令人沮丧，也让人安心，仿佛有一个命运可以服从。

——刘天昭《无中生有》

形式这个词可能也用得不太对，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比较准确，就是比如说音乐旋律对情绪的调动比较强烈，色彩形状空间其实也有暗示作用，然后戏剧性对情绪的操控我觉得是最强烈最直接的，当然戏剧那个比较复杂它是通过内容接通了经验的所以最直接，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也还是有一个比如说铺墊啊，制造紧张啊，然后释放啊，当然最主要是对内容的挑选啊，有好多这种故意的安排可以加强或者弱化内容对情绪的冲击。我就是想说这种，跟人的经验和理性都没有关系的，能直接作用到人的生理上的，能直接刺激激素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可能这个是不是就应该叫艺术啊我不懂啊，但是反正这个我觉得它挺危险的，就是一种操控人的情绪的技术。这样说一说好像就想得清楚了一点，在那种地方就不必使用形式这个词了，说成是艺术好了。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一，我可能经常说的形式其实是指一种秩序，是与混沌无序对立的，就是说，我绕来绕去终于说到这个地方了，我觉得人对自己的人生有戏剧性的期待可能不仅是虚荣心，更不是追求刺激，而是对意义的追寻什么的。生活混沌一片又有单向不可逆的时间性，而回忆的格式我觉得是有一种静态永恒性质的，叙事可以说就是用形式感压缩这个时间性，这样回忆才成为可能，可以被很文艺的说成抵抗流逝之类的。对称的，幻想也一样。

——刘天昭《无中生有》

她的拿手好菜是蘑菇酸奶油炖牛肉。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她做了八年家庭主妇，抚养大了三个孩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的儿子马修说。但是伊冯娜·布里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火箭科学家，周三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享年88岁… 这则讣告让所有人感到疑惑不解。伊冯娜·布里尔几十年来启动了一项又一项向月球和火星发射航天器的任务。2011年，奥巴马总统授予她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但是该死的，那则讣告竟然觉得炖牛肉更重要，而且说她当了八年全职妈妈养育孩子一这不是真的，那时她仍然在兼职工作。然而在《纽约时报》眼中，她对宇宙探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算什么，那些传统女性气质的外显标志更能定义她是谁，而且一就像讣告第二段开头的“但是”暗示的那样一这二者是完全矛盾的存在。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你可能注意到了，也可能没有：以上事件中的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一军人、贵族、商人和劳工、印刷工人、词典编纂者、制造业从业者和技术人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女性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并不容易，在定义世界这件事情上她们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事实证明，从细节到整体，女性确实对语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独特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继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因为老白男统治我们的文化太久了，而语言又是创造文化和进行交流的媒介，所以是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发起挑战了：我们如何与为何以现有的方式使用语言？以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到了16世纪，得益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英国人开始与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和语言打交道，这个过程也影响了英语的发展。还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此期间，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再次高涨，封建制度开始衰落，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尤其是对语言而言最重要的印刷机的发明，都推动了英语的演变。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20 世纪 20 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 称之为 “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 “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类比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类比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这种情绪不仅反映在英语中，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一从意大利语到泰语一中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谓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一些学者认为，具有语法性的语言对说话者的态度会产生更明显的影响。198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希伯来语等有语法性的语言长大的孩子，比说英语或芬兰语长大的孩子更早开始形成自己的性别认同。对这些发现的一种解释是，像希伯来语这样的语言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更早地让讲这种语言的人陷入性别刻板印象。但罗曼对此并不担优，因为一个问题越是显眼，就越常被讨论。罗曼说：“在使用有语法性的语言的地方，比如法语和意大利语地区，说话人的注意力经常被吸引到性别问题上，而英语区就不是这样。”只要对问题有更多关注，解决方案或许就近在咫尺了。尤其是在法国，语言是女性主义者最有力的抵抗工具之一。法国女性经常用阴性词代替阳性词，比如用阴性的“la personne”（人）代替阳性的“le sujet”（主体）来描述故事或对话里的人物。“虽然从理论上来说，‘le ...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在语言、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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