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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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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与雅典同为希腊的伟大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比起雅典，斯巴达在原为更多的时候享有领导地位。然而，我们今天说到希腊，首先浮现的一定是雅典。当时人眼里，事功辉赫，后人眼里，文教绵长。事功即因即果，取效于当时，时光无情，当年的因果湮灭无迹，文教灵犀相通，越千年而愈形彰显。耶格尔说，“每个时代都有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赞扬的权利，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产生另一时代的工具。每个时代在历史的全幅图景中的最终地位，取决于它为自己时代的最高成就赋予精神和智力形式的能力”。诚哉斯言。

——陈嘉映《希腊别传》

雅典是古代民主制的典范，其民主化很彻底，同时，制度相对完备，大致顺畅地运行了数个世纪。当然，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无论在当时还在后世都遭到多种多样的批评。一个突出的缺陷是：所有政治事务都交由公民大会决定，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领袖人物不得不顺从群众的看法和情绪，然而，大多数公民并不谙熟政治事务，而且，群众在集会时住往比平时更多受到狂热情绪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雅典的历史中的确多次出现，有时给雅典造成巨大的损失。

——陈嘉映《希腊别传》

城邦是一种地方性建制，城邦人知道自己的根扎在何处。人还保留着植物性，生长在culture、泥土、耕种、培育之中。文明或civilization，则与城市或cy连在一起。文明集中在大都会里，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大都会吸纳了历史的全部内容。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

——陈嘉映《希腊别传》

当时人眼里，事功辉赫，后人眼里，文教绵长。事功即因即果，取效于当时，时光无情，当年的因果湮灭无迹，文教灵犀相通，越千年而愈形彰显。耶格尔说，“每个时代都有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赞扬的权利，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产生另一个时代的工具。每个时代在历史的全幅图景中的最终地位，取决于它为自己时代的最高成就赋予精神和智力形式的能力”。诚哉斯言。

——陈嘉映《希腊别传》

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不少论者曾点出，无论从社会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从人们的心态看，希腊化世界更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世界模样。

——陈嘉映《希腊别传》

关于生命有两种认知的途径：一种是体验式的，另一种是反思式的。前者得出的是一种简洁、直接的认知经验，常常是自然流露而不假造作的，让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获得一些心灵的慰藉和解放的力量。铃木大拙曾说过，禅的体验可以让我们直接回到生命的根本，将我们从各种约束之中解脱出来。而后者得出的往往是批判性的知识，通过调用各种概念去理解和论证生命的价值，虽然可以厘清一些经验，但也常常会让人远离现实的生活。所以，对于雅思贝尔斯、沃格林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对轴心时代的关注绝不仅仅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想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心灵到底体验到了什么”。借助这样的思考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真正了解古代哲人的生活智慧，并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

——成庆《人生解忧》

所以，对于雅思贝尔斯、沃格林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对轴心时代的关注绝不仅仅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想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心灵到底体验到了什么”。

——成庆《人生解忧》

20世纪有一位重要的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他曾提出一个与主流哲学传统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并非提供一整套所谓的知识，而是在灵魂层面的意义上去接近真理。因此沃格林强调要用“体验”去理解古代哲人的思想，而不是用一串串复杂的概念和看似严密的理论体系，因为后者与生命体验常常是脱节和疏离的，变成一种无法贴近生命的概念游戏。比如我们在自然中游玩时感受和风、聆听山野之间的松涛，即便不了解任何与物理学相关的知识，内心却是安宁和感动的。进一步说，我们在某些特殊时刻涌现出的对于良心、虔诚、道德和真理的渴求，似乎可以和哲人产生共鸣、心心相印，这种直接的心灵触动也与从文字概念所了解的意涵有很大的差距。

——成庆《人生解忧》

事实上，带有“神灵性格”的佛陀和带有“历史性格”的佛陀在形象上的确常常交错并存。一方面，佛教经典中的佛陀形象往往带有某种超凡色彩，比如“身黄金色”，就是全身金光四射，而“手足网缦”则是在手指、脚趾之间都有辐缦相连，这和凡人的形象显然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民间信仰容易把佛菩萨神格化；另一方面，佛陀毕竟是人类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个体，这也注定了他有人间性和世俗性的特点。

——成庆《人生解忧》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

——梁启超《李鸿章传》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左宗棠）营规以训练之。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请于美领事，赦其（华尔）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之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之意气，殆如昨梦。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之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1989）戊戌七

——梁启超《李鸿章传》

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孟子曰：“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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