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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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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的来说，我这一生，一共有两件最主要的憾事：内心深处有一个冷酷的点，以及懒惰（缺乏行动力其实也不乏胆怯的因素，但我觉得懒惰比胆怯的比重大些）。这两件憾事真实存在，但并没有怎么太折磨我，我也没觉得该常常反思。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我不觉得挖掘过去的内疚对老年人有什么意义，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了。我活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只关心如何度过当下，希望大家原谅我。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养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入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成为人类能透彻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一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是在狗的陪伴下长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狗。这种动物被人类驯养的历史很久了，与人生活在一起似乎天经地义，如虎人丛林一般自然。它们已成为人类能透彻了解其情感的唯一动物种群。它们的情感与人类何其相似，只是看起来形式简单些罢了。当二只狗焦虑、愤怒、饥饿、迷惑、快乐或充满爱意时，它将这些情绪以最纯洁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只不过人类的这些情感早被日益增长的复杂人性扭曲变形了。狗和人类因此在简单却深刻的层面彼此相通，……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的信仰，即我们寄居在这个历史不长的星球上，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这件事极其稀松寻常，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同时又充满了无限神秘，因为存在着大量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我并非什么也不相信，而且这种信念不会驱使我去残杀任何人。就像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既充满刺激又充满乐趣，未必能给你安慰，但却可以接受，因为这就是真相。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伍尔夫立足于当下市民最为渴望的和平与合作的价值观，为读者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与此同时，同前几位女性一样，伍尔夫重设了历史边界—这一梅克伦堡广场女性的传统。伍尔夫因此再次面临那个同样曾困扰哈里森和鲍尔的难题：历史如何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排除了哪些声音。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自己在特里维廉书页目录中寻找“女性的位置”的场景，结果只在参考目录中找到一点零星的痕迹，大多关于被安排好的婚姻的习俗、对妻子施行肢体暴力行为以及莎士比亚书中虚构的女主角；她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读者是否会推测历史上女性从来便处于附属地位，还是她们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形象供奉在神殿上。书中各个章节的目录都围绕着战争、君主，对此，伍尔夫讥讽地发问，为什么很少有笔墨描述女性在那些“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件”之中的身影。伍尔夫和昔日的鲍尔、哈里森一样，清楚地明白必须有新的历史学家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写道：“我更青睐局外人。局内人笔下的英国毫无色彩……他们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铺设的大道一样。但是他们避开了森林，忽略了那些虚幻而不可捉摸的存在。”现在，正如艾琳·鲍尔在《中世纪人》中记录下中世纪女性的生活一样，伍尔夫决定填补这些空白，追寻那些被男性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未曾有人踏足的路径”，书写那些“从未出现在书本上”的生活。“持续报道聚光灯以外的存在。”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伍尔夫规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她将沿这一路径“跟随无名者从古代到现代，从树篱边到泰晤士河畔”，探寻未知的答案：诚然，印刷术发明后，诗人与读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没有距离，人们自此可以在家中独自欣赏艺术。但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随着阶级结构逐渐确立，人们就已经不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歌唱。她希望探索这种最早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遭到摒弃的根源。现在，诗人不再是无名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压力、赞助人喜好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框架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整个英国守在无线电收音机前，等待正式宣战的消息。与此同时，鲍尔专注于一项凝聚着国际心血的收尾部分：《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最新一辑。这部著作最初由鲍尔和克拉帕姆共同设想，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鲍尔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世界史树立现代的、比较的典范。参与编撰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国的亨利四世中学、巴黎索邦学院、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史》第一卷卷首介绍中，克拉帕姆坦言协调整个项目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有位芬兰学者曾“在1939年11月在‘芬兰的某个角落’写信称他非常希望能回归经济史研究，但是这件事和他的‘祖国的国家独立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无奈放弃他负责的部分，只因他成了桑坦德的一位难民，而笔记则全部遗落在了塞维利亚。此后我们也再没收到他的消息……关于鲁特科夫斯基教授，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不在波兰的波兹南大学；我们相信冈绍夫教授，一位储备军官，仍在比利时幸存；马克·布洛赫教授在服军役之后，也在美国安全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1938年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提出疑问，女性应如何应对战争。她提出，有史以来，女性在其所属国家所享受的权益一直少得可怜（如果能算有的话），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力，那么，激励着男性作战的爱国主义对女性而言也就没有意义。在鲍尔、哈里森以及伍尔夫眼里，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国界的划分，目的都在于为被剥夺权利者发声、推翻压迫者，无论压迫者是哪一种身份—专制独裁的父亲、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她写道：“身为女性，我没有祖国。身为女性，我不想要祖国。身为女性，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伍尔夫批判民族主义叙事为社会不平等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还在卡恩旅行奖全球环游期间，鲍尔就曾充满眷恋地对马格丽表达过，自己日后想要回到中国，在那里以“新闻工作和一些零工”为生；她称自己只有回到中国才能“真正快乐”。1929年10月，鲍尔终于如愿以偿。此时，她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建树丰硕的公共知识分子，受邀参加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场会议。会议在京都举行，主题是探讨日本的经济地位、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农村生活以及工业化带来的优势等相关问题。会议结束后，鲍尔与一同出席会议的阿诺德·汤因比一起来到了中国，走遍东北地区。两人一起爬长城，参观北京、上海和南京。汤因比当时正在创作《历史研究》，鲍尔则在研究元朝时期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圣诞节时，鲍尔在庄士敦（年长鲍尔十五岁）的樱桃沟的院落待了两周。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迷雾重重，几乎没有任何现实证据能证明两人的关系。信件、日记都没能提供蛛丝马迹向我们揭示这两周的细节。就在这两周之后，鲍尔和庄士敦宣布订婚。没有证据表明这年四十岁的鲍尔曾表达过任何对婚姻和生育的兴趣。订婚双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决定还是一种尝试？订婚如此仓促，是激情使然还是出于双方便捷考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只能进行推测。无论如何，亲密故交都远在千里之外，鲍尔只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汤因比。第二天一早，失魂落魄的汤因比向鲍尔坦白对她的爱恋，尽管汤因比此时已有妻子—吉尔伯特·默里的女儿罗莎琳德，并且此前从未表现出任何征兆。鲍尔自然是震惊无比，当即以几乎粗暴的态度拒绝了汤因比，之后又写了一封语气仍然十分恼怒的道歉信：“你带给我的冲击猛烈而没有征兆，我没有任何准备。而真正令我生气的，是我感到一种疯狂的、没有缘由的念头，想要阻止那些我实在不想听到的话从你口中说出。”鲍尔没有因为个人事务从学术工作中分心，和庄士敦的订婚生活也没有持续太久。1930年1月，鲍尔独自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旧金山，旅途中为作消遣，为一群中国孩子剪纸人，和一位风趣的英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艾琳·鲍尔在1928年推出第一个广播节目，主题是“历史岁月中的欧洲”。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艾琳定期向学校中十三岁以上的孩童播放广播内容。（她不愿面向更低龄的孩童制作广播内容，因为她希望能保证“听众真正从广播内容中吸收些许有益内容”。）艾琳和罗达一起推出世界历史系列，为了精心策划一份广播内容，她们会先花上数天时间往返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和梅克伦堡广场家中，然后在餐桌上工作到深夜。艾琳负责准备课件，罗达则负责那些戏剧性的穿插内容；两人再合力编写手册，手册内容包括为教师设立的练习和使用建议、黑板笔记、参考书目以及为《广播节目报》和《听众》提供的相关文章。鲍尔个人的课程涵盖国际历史，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罗马一直讲到当今时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国际联盟的建立和工作作为最后的内容。广播就是鲍尔表达自身和平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她通过广播弘扬的政治理念并未因为广播受众是年幼的孩童而有所淡化，她也从不在政治信念方面妥协。她曾写信给学校广播部的玛丽·萨默维尔，愤怒地指责对方在世界历史宣传册中插入一张标题为“玻利瓦尔和他的将军们讨论安第斯山脉战役”的图片：“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这番话令人回想起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写下的内容：她和周围志趣相投的人“期盼成为世界的公民”，任何其他思维都只能导致分裂和战争。拒绝以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主题的鲍尔反而提出开一门中国历史课程，强调“所有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共同贡献，以及东西方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日益增加的交流互动”。这些鲜明立场都是鲍尔致力构建全新历史叙事的例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鲍尔沿类似方向开展学术工作。她开始研究十五世纪...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跳过当下时刻。关于未来的一章。”她在笔记中写道。伍尔夫告诉埃塞尔·史密斯，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贪吃小虫掉进了一块巨大的斯蒂尔顿奶酪，尽情地享用着美味，快活得醺醺然”，这个描述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她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地面上散落着“散发着陈腐气味的剧作家的作品”。“等我写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轰炸大概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会读着莎士比亚，忘掉自己戴着防毒面具，我的思绪会飘到很远很远，彻底忘记。”这部本将深奥、思想激进、充满艺术感的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只残存两个章节的原稿和大量笔记。在构思这本书之初，伍尔夫预备回应拉特鲁布小姐通过那场历史表演剧对世人发出的请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母亲回望过去”，通过她仰慕的女性作家、女性历史学家的作品，回望那个艺术可以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时期，为当下的危机提供一些安慰和启迪。“该到了设计新情节的时候了。”《幕间》中的一位观众建议道。对于伍尔夫而言，对于哈里森和鲍尔而言，这个“新情节”应当是一个重启的全新世界，新世界将通过艺术联结在一起，以合作为基础，积极拥抱变化，愿意追随女性的脚步，更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街头漫步之时，“在路灯和黑暗的掩护下”，伍尔夫觉得自己如此自由，自由得几乎飘飘然，仿佛“一只巨大的眼睛”。她喜欢在伦敦的这种既处于群体之中又享有无限自由的感受，“在这里告别朋友眼中的那个自我，成为广阔人群无名漫步者中的一员。在房间度过独处时光之后，这份陪伴是如此令人熨帖”。从被星火点亮的窗户望出去，她想起那些与她一同呼吸着的浩瀚生命，那些隐藏在每扇门背后的个性迥异的人物、独特起伏的故事和舞台背后的历史。她写下文字呼吁小说、历史和传记的不同可能，同样也呼吁从阅读中获得多样的乐趣。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里仍空空荡荡。你必须为它配备家具，装点缀饰，找到与你同住屋檐下的室友。你将为它配备怎样的家具，用什么风格进行装饰？你将与谁分享房间，订下怎样的协议？我想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有资格提出这些问题，也是第一次可以自行决定答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评价一本书时，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如果它谈论的是战争，那么一定是重要的；相反，如果谈论的是客厅中女人的情感，那么一定是微不足道的。”男人总在小说、诗歌中赞美女人的神秘朦胧，歌颂她们的致命诱惑，却从没把女性写作当回事。伍尔夫细述长期以来女性写作无法受到认真对待的阻碍，呼吁读者扼杀“天使主妇”，然后不加掩饰地书写自己的生活，去描绘我们的母亲、祖母，刻画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友谊，最终“重写历史”。她那未能完成的遗作本预备提供另一种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向世人展现历史上被掩藏的“无名者”的声音。这一书写计划动笔于伦敦大轰炸期间，伍尔夫当时就住在梅克伦堡广场37号，可惜最终没能完成。书写期间，伍尔夫重读了简·哈里森和艾琳·鲍尔的作品。她们对历史的描写广博精深、充满想象力，正是伍尔夫所期待读到并想要写出的作品。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西方思想的谬误在于将时间视为一连串先后发生的事件；他更愿意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不断、没有尽头的过程，一系列“相互融合渗透，彼此间没有明确界限的”变化。他将这个概念称为“绵延 laduree”。哈里森立刻为这一概念所吸引，认为这一概念在俄语的未完成式中有所体现。她写道，“绵延”表明我们是比自身更为宽广的事物，我们同时包含着现在和过去，在某种方式上也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每时每刻越滚越大的雪球，我们自己的过去，还有自身范围以外的过去以及历史上的世世代代，都包含在这个雪球之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如你所知，在世界历史课件上强调战争，完全违背我的个人原则。”鲍尔拒绝将英国历史单独作为广播内容:“在我看来，向孩童们指出他身边生活环境之相对狭窄并介绍更广阔的世界是学校教授历史的核心目的。孩童们长大后不仅仅是英国公民，更是世界公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写道：“要想治愈纯粹由民族历史(以及更小范围的纯粹阶级抱团 )所产生的罪恶，唯一的办法是宣扬人类共同体的强烈团结意识；而宣扬这一点，最好就是从教授所有种族和阶级共同的历史开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熟读鲍尔的作品，当她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呼吁让“无名氏”回归到历史上她应有的地位时，极有可能受到鲍尔观念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颂扬著名的男性,”鲍尔写道，“因为假如历史学家遗漏了某位曾在历史一页留下光辉或浪漫的印记的伟大人物，那么他一定是位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我们在颂扬伟大人物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伟大人物之外，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那些现在长眠于不知名墓地中的普通而平凡的市民，他们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赋予她更为长远的视角，鲍尔希望研究等级制度，何以这样的等级制度会使得人们在出生以后养成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角。长久以来，中世纪研究由那些维护社会原有等级的专家和怀有民族优越感的学者所垄断，他们所致力的研究是使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体制变得合理并继续维持下去，他们所关注的核心是战争、王朝与国王，他们所挖掘的是那些能彰显民族品性的历史记录。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的求索兴趣不仅仅着眼于个体，和简·哈里森一样，她强烈希望改变大众对于历史就是“关于伟大男性的人物史”的观念，打破“谈论普通市民有失历史的尊严”的预设。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常以其独特、一针见血的风格在日记中简短地记录某些片段，刻画出个人及公众对战争的恐惧：“战争之剑无疑悬于每个人的头顶。某种可以察觉但无法言表的冲突。德军与波兰海军在但泽自由市交战。波兰人此刻的遭遇在我的房中回荡。一切都处于未知。然而我们必须习惯这一切。工作，工作，我告诉自己。”伍尔夫通过这年开展的工作对一直以来探索的观念做出回应:自我的本质，了解他人的不可能性，文化对市民的影响，父权体制的暴力，艺术(以及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于共同历史感而非爱国主义的团体观念。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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