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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睹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以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实情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云: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梁启超《李鸿章传》
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歠流,而无问齿决,此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胜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儿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梁启超《李鸿章传》
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梁启超《李鸿章传》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梁启超《李鸿章传》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历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观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 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臣斵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 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 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1。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2。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故吾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俟者,势使然也。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俟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
——梁启超《李鸿章传》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致人而不致于人。……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断无可办之理。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全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 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 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人井,蝼蚁因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嗟乎:李鸿
——梁启超《李鸿章传》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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