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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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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 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 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 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戴波《有为》
大致来说,无论评价者站在什么立场,对汉武帝一朝的高举经学旗帜、民族精神高涨基本都持肯定意见,而对其奢侈无度、不恤百姓一面则基本深恶痛绝。唯独对其毕一生而追求的“武功”,历来褒贬最是不一。赞扬者认为攻伐四夷是一件扬国威、促统一的盛事,为了长远国家安全,哪怕短期内付出极大牺牲也未尝不可;反对者则认为有些仗完全可以不打,或至少应有节制地打,正是因为攻伐过于无度,才导致财力、民力空前衰竭以及各种民间乱象频发。总之,代价有些大。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帝王们对这位前辈皇帝的看法。汉武帝的“武功”几乎成了一种风向标,当帝王们自己也从攻伐中获利或正欲兴边事,则大赞刘彻拓土之功;当帝王们自己想要偃武息戈,则大批刘彻穷兵黩武。 以上这些提醒我们,历史评价总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它与时代、立场、身份和需要紧密相关。 拿汉朝和匈奴那场漠北大决战来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征战两千余里,封狼居胥而还;李广迷路失期,愤而自尽;汉军诛杀和俘虏匈奴八九万人,自己也损失数万;十四万匹马出塞,归来不满三万。此战之后,单于远遁,大漠南方不见匈奴踪影。仅这一小段史料,每个人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悲悯苍生的,看到了蝼蚁白骨;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你?文成说:“生都是寻乐的副产品。”文成这话,说得文约 的,夏天义一时还没听清,等醒了,气得拿眼晴瞪文成,但文 的也还有点道理,他就忍了忍,又讲当年他们这一辈人如何修 地,所有的男劳动力,没有谁的肩上不被杠子磨出一块死肉的, 如何在坡塬上建大赛田,仅一个冬天,俊奇他娘在坡塬上检 草鞋,就捡了三千二百双,又如何在水库上吃着稻糠子炒面石 头,连水都喝不上。文成又说:“水不是用河装着吗?”夏天义说 你咋啦?你啦??!”文成不敢插话了。夏天义又讲够河 地,伤了多少人,建大赛田又累病了多少人,而他的大哥,也就是 子们的大爷死在了水库工地上。孩子们已经知道那一段历史,但 他们也听说了二爷当村于部的时候,县上原准备征用清风街的地 要把县煤矿上的煤运来建炼焦炭的基地,而二爷以清风街耕地面 积少为由带头抵制,结果炼焦厂移到了八十里外的赵川镇。他们 说:“人家赵川镇已经是座城了!”夏天义说:“是城又怎么着,那里 到处都是,人去了要尿三年黑水的!”他们说:“上海当年被外国 人占了,现在又怎么样?"夏天义说:“你们这些猪狗王八蛋,帝国主 义侵略有理有功啦?谁给你们灌输的这种思想?!”夏天义发了火, 不讲话了,他要用劳动来改造他们。他让赵宏声把那副对联用红 油漆写在了七里沟的崖壁上,然后用红油漆将沟里的大小石头都标上一到二十的数字,让孩子们去把这些有数字的石头往坝上抬而他就在坝址上验收,必须每人一天抬够三百分。夏天义说,这种计量法就是当年他们修河滩地修水库时采用过的,那时吃的啥,喝的啥,一天要抬够六百分的! 孩子们当然要偷懒了,他们暗中用布头蘸着还未干的红油改数字,往往将写有2的石头改成8或12。夏天义并未觉察,奖赏着他们,就钻进草棚里要给他...
——贾平凹《秦腔》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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