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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船只被困在奥利斯的原因是一名希腊士兵（有人说是阿伽门农自己）在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圣所杀死了一头鹿。更糟糕的是，这名傲慢的猎手还吹嘘说他的猎杀技术比神还要高妙。女神被激怒了。只有用最完美的物种的鲜血献祭，才能平息阿尔忒弥斯的怒气。于是阿伽门农便派狡诈而又油嘴滑舌的奥德修斯去说服自己年轻的女儿赴死。“跟她说阿喀琉斯在等她，”这名绝望的国王说，“跟她说她将嫁给所有英雄中最伟大的那一个。”伊菲革涅亚和母亲吕泰涅斯特拉一起从迈锡尼启程。然而她来到之后才发现，并没有人给自己穿上婚纱，相反，父亲把她带到了祭坛的石板前。她将在这里成为牺牲，表面上是为了取悦女神，实际上是为了希腊的荣誉，为了保证希腊人能够为了美的象征而战。这真是一个绝望的时刻。伊菲革涅亚哭喊着看向父亲，但她还是被抬了起来，“像一只山羊一样，脸朝下，放在祭坛上”。她的“嘴被蒙上，马嚼子被人粗暴地拉扯着，本该给整个家族带来诅咒的一声叫喊被抑制住了”。她认识所有攻击她的人，但她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用眼睛射出悲伤之箭”，射击那些把她送上祭坛的人，“［她的眼睛］生动如画，仿佛要一个个叫出他们的名字”。而所有这些，正如一名守夜人刻薄地指出，都是海伦的错。伊菲革涅亚为“防卫，/为一个女人的复仇之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伊菲革涅亚死得如此恐怖残忍，这使阿伽门农的妻子，海伦同母异父的姐妹吕泰涅斯特拉在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回来之后就把他杀了。父亲遇害的惨状，反过来又刺激了俄瑞斯忒斯，使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吕泰涅斯特拉和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俄瑞斯忒斯因不孝和仇恨而受到复仇女神(the Furies)的惩罚，并被逼疯。海伦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场连环悲剧的始作俑者。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都带着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走上战场。一些人从自己所受的古典教育中汲取灵感和安慰。其他人则认识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鲁莽而欠考虑、凶多吉少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中亘古不变的东西。他们反复地阅读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审视战争的矛盾和混乱时那些谴责和怒斥的段落，荷马认识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仇恨和忠诚、动机和策略均非常脆弱，就跟糖结晶做成的杯子一样。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安妮·查普曼死后不久，住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高档住宅区南伊顿广场的殖民地部高级公务员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先生很受触动，提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对白教堂的连环谋杀案颇感忧虑。烦扰他的并不是“多塞特街、弗劳尔迪恩街的堕落居民”死亡的事实。爱德华·费尔菲尔德更担心的是，在这场骚乱之后，像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女人会离开斯皮塔佛德地狱般的小屋并进入他所在的街区，将她们的“歪风邪气带进迄今未受污染的街道”。“这四名白教堂的弃儿被杀所引起的恐慌和兴奋暗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她们有生存的权利……”这位政府代表继续说道：如果她们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她们就有进一步的权利，可以租用避身之处以躲避英国夜晚的严寒。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总的来说，她们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这是件好事。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清理东区的堕落居民”。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评论感到不寒而栗，但爱德华·费尔菲尔德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算不上共识，也至少是在1888年时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费尔菲尔德是个单身汉，经常流连于俱乐部，在那里他以“略带轻浮、略带放浪的个性”而闻名。当他不在俱乐部里的时候，家中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伺候他吃饭的女仆会照顾他，他还会定期举办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费尔菲尔德和大多数有文化的公众一样，从报纸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晓的有关东区“堕落居民”的一切。他从读到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她们令人厌恶的、贫穷的、沉湎于酒精的生活。他对贫民窟妇女的理解无论还有什么欠缺之处，都会被“常识”所填补：她们都是些绝望的、肮脏的、满嘴脏话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报》的其他读者不曾意识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这样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远比见诸报端的要多。爱德华·费尔菲尔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经“把她的歪风邪气带进”了他所在的地区，因为安妮·查普曼在那里度过了她...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终其一生，波莉恐惧并憎恨着济贫院。沃克家和尼科尔斯家的人都很勤劳，他们知道自己靠双手过上了体面的日子，并为此自豪。在皮博迪公寓的生活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甚至更可能对那些走进联福路或王子路大院的人嗤之以鼻，谁叫他们好吃懒做、道德败坏呢。然而，在那个时代，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高昂法庭费用的人才能选择离婚，而希望与丈夫“正式”分开的工人阶级妻子首先要证明她的绝望和贫困。要证明这点，唯一的方法是进济贫院。对许多妻子来说，这段苦难被描述为“她们一生中最屈辱的经历”，并作为“永久的污点”伴随着她们。1880年，当波莉背弃丈夫、走出家门时，她肯定明白会有什么后果。这是极其果敢的一步。虽然在工人阶级中，夫妻分手并不罕见，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周围“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头了。是谁的过错并不重要；反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失败了。一名好妻子“必须品行高洁、坚贞不屈、蕙质兰心、冰雪聪明”，这不光是为了“精进自己，更是为了奉献自己”。她对丈夫的责任是“紧随其旁”。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她的孩子。离开家庭使她变得格格不入、伤风败俗，沦为有悖妇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传统的妇女劳动，如家政服务、洗衣工作、缝纫或在家里装配东西的计件工作，赚得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除非找到另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她将很难养活自己。其实，法律多少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离异妇女的处境，但极不情愿给出解决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区官员和法律都不想鼓励妇女离开她们的婚姻，也不希望她们能轻松离婚。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我想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你的意思，”她说，“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定了。我们生来就各有各命，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被限定了。我生为贝丽尼斯，你生为弗兰淇，约翰·亨利生来是约翰·亨利。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挣脱了好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中。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己限定。这是不是你想要说的？” “我不知道，”弗·洁丝敏说，“但我不想被限定。” “我也不想，”贝丽尼斯说，“谁都不想。而我被限定得比你还厉害呢。” 弗·洁丝敏理解她为何这样说，是约翰·亨利奶声奶气地发问:“为什么？” “因为我是黑人，”贝丽尼斯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每个人都这样或那样地被限定，但他们又格外地钳制着一切有色人种。他们将我们区分出来，逼进死角。我们首先被生而为人，受到跟所有人一样的限定，如我刚刚对你说的，然后我们生为有色人种又受到另外的限定。有时候，像哈尼这样的男孩会觉得窒息，想要去破坏些什么，或者将自己打个粉碎。有时候这些让我们无法承受。” “我理解，”弗·洁丝敏说，“但愿哈尼有办法。” “他只感到绝望。” “是的，”弗·洁丝敏说，“有时候我也想砸坏点什么。我希望自己能把整个镇子捣个稀巴烂。” “我听你提起过，”贝丽尼斯说，“但这没有用。关键在于我们都被限定了。我们用这样那样的办法，想松动，想让自己自由。比如，我和鲁迪。当我和鲁迪在一起，我就不觉得自己那么不自由。可是后来鲁迪死了。我们到处尝试，使尽浑身解数，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挣脱。”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对此弗·贾思敏能够理解，但约翰·亨利还是稚气地问：“为什么？”“因为我是黑人，”贝蕾妮丝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每个人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桎梏，但他们又额外强加一层桎梏，彻底钳制着一切有色人种。他们将我们赶到一块，逼进死胡同。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先作为人类而受到桎梏，然后作为有色人种又额外受到另一层桎梏。有时，就连霍尼这样的男孩都觉得喘不开气来，想打破什么，或突破自己。有时我们真的感到无法承受。”“我知道，”弗·贾思敏说，“希望霍尼能做得到。”“他只是绝望得很。”“是啊，”弗·贾思敏说，“我有时也想打破什么。我真想把整个镇子捣烂。”“我听你说过这话，”贝蕾妮丝说，“但又有何用呢。问题就在于我们被定格在那了。我们想改变，想获得自由，尝试这样那样的办法。比如我和鲁迪，我们在一起时，我不会觉得局促，可后来他死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但就是无法摆脱这种桎梏。”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次急报：清兵包塔山，袭占了塔山海边的笔架山，将堆积在笔架山上的全军粮夺去，而且派兵驻守。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使洪承畴几乎陷于绝望。但是他努力保持镇静，立即部署兵力，防备清兵从东、西、南三面围攻松山，同时召集张若麒和八位总兵官来他帐中开紧急会议。张若麒借口海边吃紧不来。诸将因笔架山军粮被夺，多主张杀开一条血路，回宁远就粮。洪承畴派人飞马征监军意见，旋即得到张若麒的回书，大意说
——姚雪垠《李自成》
做一个高尚的人吧，在患难中要坚强；您要记住，贫穷不是罪过。而且，何必要绝望呢；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到我这里来吧，您在我们这儿会快活的：我们可以一起读书，一起怀旧。费奥多拉可以讲她怎么云游四方到处朝圣的事。为了我，我的亲爱的，别毁了你自己，也别毁了我。要知道，我只是为您而活着的，为了您我才留下来跟您在一起。可您现在却这样！要做个高尚的人，在不幸中要坚强；记住，贫穷不是罪过。再说，干吗要绝望呢：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上帝会保佑您的—— 一切都会好转的，不过您现在得自我克制。给您捎去二十戈比，给自己买点烟叶或者您想买的一切吧，不过看在上帝分上，别花在您那坏嗜好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一定要来。也许，您会跟过去一样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您不要不好意思：这是一种虚假的羞耻心。只要您能真诚悔改就行。要寄希望于上帝。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瓦·多 8月14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但正是在这种冰冷的、恶心的半绝望半希望里；在因痛苦而有意识地将自己活活埋葬于地下室四十年的行为里，在这坚定地杜撰出的又多多少少引人怀疑的、毫无出路的境地里；在刻在骨子里的却未能实现的愿望的毒药里；在这刚刚下了永世不变的决定却在下一分钟又幡然后悔的犹豫不决的狂热病里蕴含着我之前说过的那种奇怪的愉悦的精华。这种愉悦极为敏感，甚至不受意识的控制，头脑简单的人，甚至是神经坚强的人都对这愉悦毫无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就在绝望之中却往往有刻骨铭心的享受，特别是当你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毫无出路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挨了一记耳光——于是你立刻痛苦地意识到，你已被碾压成了某种软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热情高涨，以致连喉头都快要痉挛起来了，于是······我突然停了下来，心慌意乱地稍稍抬起身子，战战兢兢地低下脑袋，惴惴不安地开始侧耳倾听。我如此六神无主，大有原因。我早已预感到，我彻底搅翻了她的灵魂，撕碎了她的心灵，而且我越是真切地感到这一点，我就越想尽可能更迅速、更有力地达到目的。一场游戏，一场游戏吸引了我。不过，这不仅仅是游戏······我知道，我说得气势汹汹、矫揉造作，甚至书卷气十足，总而言之，除了“像是从书上搬来的”以外，别的什么我都不会。然而这并未使我发窘，我早就知道并且预感到，她会理解我，而且这种书卷气本身对此还大有助益。可是，现在在完全奏效以后，我却突然胆战心惊了。不，我还从来不曾、从来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绝望！她趴伏在床上，双手抱住枕头，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她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她那整个年轻的身体痉挛般地不停颤抖。憋在心底的悲伤重压着她，撕扯着她，突然喷发出来，变成了号啕大哭，变成了声声喊叫。于是她更使劲地把脸深埋进枕头里：她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好心肠的人知道她的痛苦和眼泪。她咬着枕头，把自己的一只手都咬出了血（这是我后来看到的），或者用手指死死地抓住自己那散乱的发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地硬是强忍着。我本想开口劝她几句，请她安静下来，可又觉得我无能无力，于是我自己突然浑身一阵痉挛，几乎是心惊肉跳地摸索着跳下床，试图尽快离开这里。屋子里黑黢黢的：无论我怎样努力，可就是没法尽快穿戴好。忽然，我摸到了一盒火柴和插着一整支尚未点过的蜡烛的烛台。烛光刚照亮屋子，丽莎便突然跳了起来，坐在床上，有几分扭曲的脸上挂着半疯狂的微笑，近乎麻木地望着我。我坐到她身旁，并且握住她的双手。她倏然清醒，扑到我身上，想要抱住我，但又不敢，于是便在我面前静静地低下了头。“丽莎，我的朋友，我真不该······请你原谅我吧。”我开口说道，可她把我的双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正是在这冰冷、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和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清醒地将自己活生生埋葬在这地下室四十年的光阴中，在这为自己处境专门打造但仍破绽百出的走投无路中，在所有因避入内心深处的愿望不得满足而生的深入骨髓的怨怼中，在这不断刚下定决心下一刻又后悔的令人战栗的反复无常中——正是这些包含了我之前所说的愉悦感的精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它既不相信其复仇行动的正义，也不相信其复仇行动的成功，它事先就知道，由于所有那些报复的尝试，它自己将比那受报复的人还要痛苦百倍，而那个被报复的人则可能一点儿也不恼怒。在濒死的时候，它仍然记得所有这一切，以及在这段时间里变本加厉的感受……但是，也正在这冷漠的、可憎的半绝望和半信仰之中，在这由于痛苦而将自己活活埋进地下室达四十年之久的自觉的行为中，在这竭力编造却仍然有些可疑的绝境之中，在这刻骨铭心未能满足的愿望的鸩毒里，在已做出永恒决定、旋又反悔的所有这些摇摆不定的冷热病中——正是在这里，蕴含着我所说的那种奇特的快感的琼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正因如此，一方面主人公深感自己才华出众，远高于身边的俗众，总想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因而极其自尊，甚至不惜以一种病态的自虐来维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另一方面他又宁愿受人欺凌，并从中获得某种刻骨铭心的绝望的享受，因为自己已变成毫无特性的软膏：“我这人极其自尊…不过…如果有人扇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许甚至会为此感到高兴。我是实话实说：大概我能从中获得某种享受，当然是一种绝望的享受，然而就在绝望之中却往往有刻骨铭心的享受，特别是当你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毫无出路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挨了一记耳光一于是你立刻痛苦地意识到，你已被碾压成了某种软膏。”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甚至试图在自己的屈辱感中寻找享受的人，难道会、难道会多多少少尊重自己吗？”而且，也难道能确立自我，找到自己的身份吗？答案是明确的：不能。于是，深深陷入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的窘境的无名主人公无法习惯“活生生的生活”，以致竟被压迫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只得远离社会、远离人们，而“地下室万岁”，他只好躲进地下室里。心甘情愿地避居于“地下”，表明无名主人公最终不再有身份的焦虑并躲开了身份认同的困境，而承认自己的存在远远弱小于社会上的正常人，甚至较普通人都要低微卑贱。尽管如此，他还是试图通过各种对话（与自己、与想象中的他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但正如曾繁亭指出的那样，他的整个极具对话色彩的内心独白，让一个由混乱怪诞的城市生活所制造的孤独怪物的内心世界，就这样颠三倒四、矛盾反复地在读者面前抽搐着、痉挛着。“我”似乎永远搞不明白自己是善是恶，有什么目的和希望，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他犹犹豫豫却又亢奋饶舌所说出来的一切，几乎每句话都是对前句话的反驳与嘲笑。而每句话中所包含着的突兀的、无法解释的狂喜和极端的、同样亦无法解释的绝望，则使人听来既感到恼怒又感到兴奋，既感到刺激又感到困惑：“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1这样，作家就超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自己与生俱来的愚蠢，认为自己的报复无非是一种正义行为；可是这耗子，由于它那强烈的意识，却否认这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它终于到了采取行动，实施报复的时候了。这个不幸的耗子除了自己起先的卑劣以外，又在自己周围以问题和疑虑的形式制造了一大堆其他的卑劣；它给每个问题又加上了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由得在它周围积聚了一大片要命的、腐烂发臭的污泥浊水，最后，还有庄严地站在它周围、大声嘲笑它的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以审判者和独裁者的身份向它身上连声啐出的轻蔑。不用说，它只好挥一下自己的爪子，对一切不予理睬，脸上挂着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装轻蔑的微笑，可耻地溜进自己的洞穴。那里，在它那个极端恶劣的、臭不可闻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受人侮辱、惨遭毒打和被人讥诮的耗子，便立刻陷入一种冷酷、恶毒，主要是无休止的怨愤之中。它会连续四十年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象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它自己也将为自己的想象感到羞耻，但它还是把一切细加回味，逐一琢磨，还凭空捏造，把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硬加到自己头上，借口是“莫须有”，因此它什么也不宽恕。也许，它也会动手报复，但常常是鸡零狗碎，小打小闹，躲在炉子后面，偷偷摸摸，连它自己都不相信它有资格报复，更不相信它的报复会取得成功，而且它预先知道，由于它的这种想要报复的企图，它本身所受的痛苦将会百倍于它想要报复的人，而被它报复的那人恐怕连感觉都没有。它在临死的时候又会重新回想起一切，并加上整个这段时间积攒的利息和……但是，正是在这种冷酷的、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故意把自己活埋在地下室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岁月中，在这种刻意营造，但毕竟令人觉得多少有点可疑的自己处境的走投无路中，在这种龟缩进自己内心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怨天恨地中，在这种不断动摇，痛下决心，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裤子上有一块很大的黄色污渍。我预感到，单是这块污渍就会把我的人格尊严降低十分之九。我也知道这样想很低级。“但是现在顾不上想不想啦；现在应当面对的是现实。”我想，心情十分沮丧。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当时，我荒谬地过分夸大了这些事实，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浑身忽冷忽热，一阵阵哆嗦。我绝望地想象，这个“卑鄙小人”兹韦尔科夫一定会高傲而又冷淡地迎接我；那个蠢货特鲁多柳博夫一定会用蠢笨而又露骨的蔑视看着我；那个小爬虫费尔菲奇 金为了讨好兹韦尔科夫一定会恶劣而又放肆地冲我嘻嘻窃笑；而西蒙诺夫肯定会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雪亮，他肯定会瞧不起我的低级的虚荣心和意志薄弱，而主要是—这一切是多么渺小，多么不登大雅之堂，多么庸俗啊。当然，最好根本不去。但是这又绝对办不到：如果什么事开始吸引我，我非整个人一头扎进去不可。如果不去，以后我将会一辈子嘲弄自己的：“怎么啦，胆小了，害怕现实了，发怵了！”相反，我非常想向这帮“废物”证明，我根本不是我自己想象中的那种胆小鬼。不仅如此：在胆小畏缩这种寒热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还不由得时时幻想独占鳌头，战而胜之，吸引他们，促使他们喜欢我一哪怕“因为我思想的高雅和无疑的风趣”呢。他们将会撇下兹韦尔科夫，他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满脸羞惭，而我将压倒兹韦尔科夫。然后，我说不定倒会同他言归于好，把酒言欢，你我相称…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他的整个极具对话色彩的内心独白，让一个由混乱怪诞的城市生活所制造的孤独怪物的内心世界，就这样颠三倒四、矛盾反复地在读者面前抽搐着、痉挛着。“我”似乎永远搞不明白自己是善是恶，有什么目的和希望，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他犹犹豫豫却又亢奋饶舌所说出来的一切，几乎每句话都是对前句话的反驳与嘲笑。而每句话中所包含着的突兀的、无法解释的狂喜和极端的、同样亦无法解释的绝望，则使人听来既感到恼怒又感到兴奋，既感到刺激又感到困惑：“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黄豆跳跳跳写于2024/9/16我做什么都是出于无聊…这个世界上怎样都没有我的位置…真是无趣，如果成为了一个为了“美与崇高”的酒囊饭袋，我还能同那些“美与崇高”的拥趸或是其他的酒囊饭袋厮混，但我知道一切都是出于我的惰性，我谎骗自己痛苦，撩拨自己多余又无处安放的感情，引诱自己陷入不同群体的狂欢，但我知道我始终孤独。孤独在于我其实没有任何身份，我的一切——除了妒忌与怨愤——都是我伪造的。在胶着又无解的自我斗争中，快感与痛苦交织，本我不自觉地并入原先厌恶的他们之中。“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象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它自己也将为自己的想象感到羞耻，但它还是把一切细加回味，逐一琢磨，还凭空捏造，把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硬加到自己头上，借口是“莫须有”，因此它什么也不宽恕。”“但是，正是在这种冷酷的、令人极端厌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在这种因痛苦而故意把自己活埋在地下室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岁月中，在这种刻意营造，但毕竟令人觉得多少有点可疑的自己处境的走投无路中，在这种龟缩进自己内心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怨天恨地中，在这种不断动摇，痛下决心，可是过了一分钟又追悔莫及的忽冷忽热的焦躁中一正是这包含着我所说的那种异样快感的精髓。”/地下室手记·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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