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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绝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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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与制作不同，行动从来不可能在孤独中存在，孤独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行动和言说都需要周围他人的在场，正如制作需要周围自然的在场为它提供材料，并需要一个世界来安放制成品一样。世界环绕着制作活动并持续地与之发生联系，他人的言行之网环绕行动和言说并持续地与之发生联系。人民普遍持有的“强者”能遗世独立，他的力量仅在于他自身的存在的信念，要么是纯粹的迷信，建立在人能够在人类事务领域“制造”出什么——例如能像“制造”桌子和椅子一样“制造”制度和法律，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好”或“更坏”——的幻觉之上，要么是处于对所有行动（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的绝望。并伴随这样一个乌托邦的希望：像对待其他“材料”那样对待人是可能的。单子啊行动处于危急关头时，每个生产过程所必须的个人力量变得无足轻重，无论这种力量是理智的还是纯粹物质的。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子，即强者或者超人不知道如何获取同伴的帮助及和做从而变得无能。他的失败常常被归咎于多数人天生的备件和杰出人物在多数平庸者身上激起的怨恨，这样的观察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为了阐明这里存在的危险，我们要记得在指称”行动“这个动词时，希腊和拉丁语与现代语言不同，包含着两个全然有别又相互联系的词。希腊语中是两个动词archein（“开始”、“领导”，最后指“统治”）和prattein（“经历”、“赢得”、“完成”），相当于拉丁语中两个动词agere（“发动”、“领导”）和gerere（愿意是“忍受”）。这里似乎每个行动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单个人造成的开端，另一部分是许多人加入，“忍受”、坚持到底、把事业“完成”而得到的成果。这些词不仅以相近的方式内在联系着，而且它们使用上的历史也非常相近。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演变中，最初仅指称行动的第二部分的词，行动的成果（prattein和gerere）变成了通常接受下来的表示行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怀疑、愤怒和绝望的感情（绝望是在发现阿基米德点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或虚假梦境之后，产生的第一个后果，也是在精神上最持久的后果），就如同某个人感到的无助愤怒：他明明亲眼看着这些点被任意地、毫无事先考虑地抛洒到纸上，却发现他不得不承认他所有的感觉和判断力都背叛了他，因为他看见的乃是一条“几何线，其发展方向始终如一地被一个法则所规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经济的现代化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的看待现实并发展处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的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类是复数的和终有一死的，正是人之境况的这些特征，为政治既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令人绝望的偶然性。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成了公共事务，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是“什么”（wha）—这与他是“谁”（who）这一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并且这一问题的答案永远不能是：我是独一无二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人》（To 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的。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鲜。这些情况，早在三十年前就被萨特在《恶心》（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著作）中用坏良心（bad faith）和严重感（l’esprit de sérieux）描述过。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对同样境况的描述也出现...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鄂兰在这本《黑暗时代群像》书中所论的都是20世纪前半页的知识分子，都是她身边熟识的人——处在上一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学术文化中心，一个政治环境最黑暗，却是思想文化最灿烂的时代。“黑暗时代”一词出自德国诗人布莱希特的名诗《致后代子孙》，指的是20世纪黑暗现实中无所不在的恐怖，一个政治大灾难、道德大沦丧，艺术与科学却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时代鄂兰称之为“黑暗时代”：一个动荡、饥饿、大屠杀、绝望、不公不义的时代。鄂兰以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民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萤萤微光，正式基于这样的信念，乃有了这组群像的勾勒。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极权国家让它的反对者消失于无名。当然，如果有人情愿这样受死也不要默默忍耐罪行，那么他只会白白断送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死法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只是说没有现实意义。我们本可以毅然决然地，只为一个更高的道德含义做无谓牺牲，然而我们之中无人深信于此。”更不必说，作者一直未察觉到的是：他所强调的“高贵”，在缺乏所谓“更高的道德含义”的前提下，是多么空洞。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一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ー一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一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一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通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一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服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服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能怀着深情记起的“方钉子”，我将称她为“露易丝”，是安德烈从纽约挖来的。当时她的工作是给蒂芙尼的商品目录撰写文案，安德烈一眼相中她就是应该管理编辑部的人：不是干编辑的活儿，而是组织编辑们干活儿。安德烈一直有个梦想，梦里有各种程序和挂图，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克服一本书从打字机到印刷机的全部流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作者忽然有了个新想法、编索引的员工患“流感”倒下了，或版权持有人不回信，等等。而露易丝——即将治愈这些问题，为他实现梦想。但我们无法预见如此幸福的结局，只能心怀恐惧地等待她的到来，他是这样宣布的：“你们都必须绝对服从她。连我也会服从。”乍一看，她确实有点令人担心，但这只是因为她太时髦了。她身材苗条、骨架窄细，着装让人嫉妒得发狂——就是优雅的纽约人爱穿的那种休闲服，简单到你说不清为什么，就是知道它们很贵。她那惊人的沉着和自信并没有妨碍她的魅力，第一天我带她去吃午饭，对她的态度已经比想象中热情。确实，还没有吃完第一道菜，之前在我心里响起的警报就消失殆尽。露易丝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她为什么接受安德烈的提议。她在纽约遇到了肯·泰南（泰南在那里比在伦敦更有名，无论是作为戏剧评论家还是他的个性都声名远扬），疯狂地爱上了他。当他动身前往伦敦时，她身无分文（她是怎么弄到这些衣服的？），不可能跟他走，所以一直处于绝望之中……然后，突然间，天上掉下了这个机会。我会不会觉得肯会介意呢？她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因为他说了这个，这个，这个，还做了那个，那个，那个……想必，那一定意味着他们之间的风流事将愈演愈烈……或者，我会不会觉得她大概不够明智？我跟泰南的距离，从来没有短于酒会上房间的两端，但也不可能没听到过那些关于他的传言，这些传言让我确定她确实非常不明智。我已经预见到未来收拾战场时的狼藉，但那一天，我主要想的是愉快地确认，这个迷人的傻姑娘永远不可能管理任何事，甚至她命中注定的爱...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诺曼·梅勒＇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这本书是一位绝望的文学经纪人带来的，因为尽管它已经在大西洋彼岸引发了狂潮（就是当时那种总是神秘地先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但伦敦的六家大型出版商都将其拒之门外。那时我们的书单已经逐渐充实起来，销售也蒸蒸日上，但仍然不过是个小机构，无法成为手拿一本好书的经纪人的第一选择，要不是他们觉得不会有别的出版社出价，我们甚至不会成为“第七选择”。这是一部战争小说，其中所有士兵角色都在太平洋战场拥有地狱般的遭遇，梅勒本人曾在那里服役。他一心想要准确地传达这些士兵的天性及经历，所以自然希望将小说中的男人们描述得真实，这就意味着一定且经常需要使用“fuck”和“fucking”这两个词。他的美国出版商曾告诉过他，他们知道这是本好书，但要是将这个词直接印刷出来，不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出版的（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曾经有人建议使用“f—”来代替这个词，但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频繁，这么代替的话，整个对话看起来就像一张渔网，所以后来大家一致同意用“fug”和“fugging”来代替。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读过简·里斯前四部小说的读者，没人会认为她擅长生活。但要是没见过她本人，你也不会知道她不擅长到什么程度。20世纪50年代初期，弗朗西斯·温德姆＇向我推荐了她，当时他是这些小说为数不多的崇拜者之一，于是我从1957年开始与简通信，但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与她见面，因此我在她饱受困难折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帮上她任何忙。也许这还不是她最糟糕的时候，她经历的最黑暗时期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三年。当时她和第三任丈夫、退休海军军官马克斯·哈默住在肯特郡的贝肯汉姆，花光了所有积蓄，马克斯在绝望中还陷入了深深的麻烦，试图通过欺诈手段获得金钱，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在那场噩梦中，简得了抑郁症，每天将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什么也干不了，状态非常糟糕，最后自己也多次在法庭出出进进，还人狱过一次。我们刚联系上时，马克斯已经服完刑，他们悄悄地搬到了康沃尔，住过几处条件极其简陋的住所，那时已经不是最低谷了，但在重新成为作家之前，还有九年非常艰难的日子等着她。她向来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但在1939年，她的第四部小说《早安，午夜》问世时，她在文学界已经广为人知了。战争开始后，很多人都“消失”了，他们被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带走，加入部队或从事战争相关的工作。当时简跟着第二任丈夫离开伦敦，他去世后，她就和马克斯一起滑入了新的不幸中，和以前的熟人失去了联系，也变成了一个“消失之人”。弗朗西斯想知道她发生了什么，有人告诉他，简在塞纳河淹死了，还有人说她喝酒喝死了。这些情况，就是人们构想的她可能遭遇的命运。最后还是BBC找到了她，当时他们正准备播出由女演员塞尔玛·瓦兹·迪亚斯制作和表演的《早安，午夜》的改编版，在广告中，提到“已故的简·里斯”，她对此做出了回应。得知此事后，弗朗西斯写信给她，她回复了，说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受弗朗西斯和我的热情感染，安德烈·多伊奇同意我们以25英镑的价格购买预览该书的期权。...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这事让我想起简·里斯常说的一句话，她每次喝醉了，就说:“我有点醉了，好吧，我醉得厉害。”关于变老这件事，她从未说过:“我有点难受，好吧，我难受得厉害。”但毋庸置疑，若不是因为她太痛恨或太害怕变老才绝口不提，否则她一定会这么说的。 It made me think of a turn of phrase often used by Jean Rhys, usually about being drunk: ' I was a bit drunk, well very.' She never in fact said ' I was a bit sad, well very' about being old, but no doubt she would have done if she had not hated and feared it too much to speak of it. 简是我的反面教材之一，她向我展示了人如何逃避想起变老这一事实。Jean was one of my object lessons, demonstrating how not to think about getting old. 对她来说，未来充满了怨恨和绝望。The prospect filled her with resentment and despair. 有时她会很挑衅地宣称要把自己几近灰白的头发染成鲜红，但从未实施，而没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因为她没有精力去做，而应该归功于她依然还有那么点理性，知道这么一弄她自己看起来一定相当诡异。Sometimes she announced the defiant intention of dyeing her pretty grey hair bright red, but she never did so; les...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 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你根本不知道为钱犯愁是什么滋味。”《杀人广告》(Murder Must Advertise)(1933)中，凶手对温西说道。但温西的创作者显然能感同身受。回望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一年，除了小说《谁的尸体？》最终大获成功带来的喜悦之外，还有那些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带来的黯淡记忆：写作是否真能带来物质上的回报？塞耶斯在给父母的信件中，通常会事无巨细地向父母汇报日常生活、对写作的感受，很少提及那些幽暗的情绪。即便塞耶斯没有全然向父母吐露隐忧，我们仍能从信件中寻找到她在这段时间正经历沮丧情绪的痕迹：“最近发生的事都诸多曲折，令人疲惫，也令人欢喜。我的情绪起伏很大，这一刻还是欢欣鼓舞，下一刻或许就跌入了绝望深渊，连我自己都无法预料。我如此痴迷于彼得爵爷的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写作能完全占据我的思想，这样我才不会一门心思想着那种我渴望却求之不得的生活。”她后来回想起消沉是怎样给她因新获独立而振奋的心灵蒙上阴影，正如痛苦而清醒的认知是怎样煎熬她写作的决心，她明白万一写作这条路无法带来物质回报，那么她投入写小说的时间越多，她亲手给自己搭建的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是情感上，也是经济上—轰塌时就越声势浩大。和H. D. 一样，只有在度过困境之后，塞耶斯才有勇气承认她是如何咬紧牙关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坚持了下来。在梅克伦堡广场，为了抵御时时侵袭的忧郁情绪，塞耶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幻想雅致、考究的生活：她将所期望通过写作获得的财富尽数加诸笔下的人物。她在几年后写道：“彼得爵爷有巨额的收入（虽然我从来没有特地思索过收入来源）……我是特意安排给他的。这样的安排不需要我特别费力，而我那时经济相当拮据，给爵爷花钱能让我获得快乐。我不喜欢住在装修简陋的屋子，就给爵爷安排一间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豪华公寓。我屋子里的地毯廉价粗糙，还有个破洞，就给爵爷安排一块极尽华美的奥布松地毯。我没有钱付公交车费，就给爵爷安排一辆戴...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当我们试图想象一名史前公主及其同龄人的生活时，在铭记她们真实而非凡的成就，和偶尔精明世故之外，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迷信、偏见和无知对她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有一个与海伦的故事有关的特殊仪式。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国王的妻子盖苏拉维亚(Gassulawiya)病重。绝望中，她派了一名替身代表自己前往伟大女神莱尔瓦尼(Lelwani)的神庙。这个女人因为美貌而被选中。生病的王后祈求神灵：“这个女人是我的替身。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献给您。和我相比，她显得出类拔萃、纯洁、美丽、白皙，而且身上的装饰一应俱全。啊，至高无上的女神，我的主人，现在请好好看看她。请让这个女人站到我的主人、至高的神灵面前。”也许这个“美丽”“白皙”的女子将会被献祭。文本受毁严重，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她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美貌使她值得被用来祭祀，成为祭品。一个垂死的王后（近东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相信，在地球上所有的已知物品之中，在赫梯帝国的巨额财富所能换取的所有物品之中，美女是最能讨得女神欢心的。美女是她唯一的希望。如果在公元前13世纪的地中海东部地区诞生了一位美得不可思议的女子，我们对她变成图腾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听到男人们为了“一个海伦”而兵戎相向的事，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然而，正如墨涅拉俄斯和帕里斯发现海伦的美貌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完美生活，这场为盖苏拉维亚施行的美女巫术也失败了。王后还是死了。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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