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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望"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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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只是赞成现在的我所追求的，以此来替换参与的事情，或者如果假设什么时候会把成功的抵抗作为唯一的机会去实行的话，我已经不能和自己共存了。我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已是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了。从而，我必须实施不正当、与实施这样的不正当者（指我自己）一起生存。与这相比，倒不如我希望现在蒙受不正当，进一步在被强制参与了的事例中付出被处以死刑的代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何况拒绝犹太民族或其他民族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你（艾希曼）和你的上司有决定谁能或谁不能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吗。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也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一一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一一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徳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现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一一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之所以无人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点很难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艾希曼审判是一场由本一古里安导演的庭审秀，至少部分源于政治需要一一证明大屠杀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犹迫害事件。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因为上述这些话，我被自己的傲慢吓坏了，因为我已经不再期待爱，也几乎不再想去爱了，但如今，我却又陷入了爱河。感觉就是如此。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说的是实话一我十年后必须重读二下这段文字！一那我宣称现在自己很幸福就是合理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不管是“奸淫”还是“上帝”，都不过是个简略的表达方式。我知道“奸淫”的具体意思，但我想表达的与此不同，我指的是做爱，不论结婚与否一婚姻可能要过几年才来，但我希望能很快做爱。当时我对性的抽象痴迷已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的全心专注，这通常仅仅指向一个男人，但如果保罗辜负了我，我也会和另一个人做，那只能为保罗感到遗撼。在学校，我们从来不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知道一切终将继续就是答案。如果我能神清志明地死去，而不是被药品麻醉或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我希望我最后的思绪能停留在植物生长、孩子出生、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们在花园里于活或给朋友们打电话这些事情上。正是在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存在之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脉动：就是这个脉动，在万物中哼唱、悸动，因而也存在于我的体内。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对于习惯了在宽阔大海上航行的人来说，在大海里航行当然更好，但我仍然不安地意识到，像帆船这样小而脆弱的人造装置，要能经受如此巨大冷酷的对抗力量，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我一直很喜欢水，但是大海一大海里的水也实在太多了吧。只有一件事比这更可怕，那就是从高空俯瞰云层，云层呈现出大地的模样，仿佛我出现了幻觉。在这样的情境中飞行过后，那些沟壑、峭壁，那些像从被侵蚀的沙漠中拔地而起的悬崖和山峰，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常识告诉我，如果我穿着降落伞跳下，会穿过这些云层，这就够槽的了。但更糟的是，我在噩梦中发现，自己竟然落在了云朵上，原来它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存在着、没有水，没有温度，没有任何东西生长其间，我成为那里唯一的生物，我只能像蚂蚁一样，在这个坚实但完全属于陌生秩序的地方跌跌撞撞、挣扎死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希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对于那些依靠感官接收信息来保持内心平衡的人来说，当感官开始衰退时，考验就会到来。当我再也无法看见（我外婆在去世前十年就没再见过星星了），再也无法听见（她说先是云雀的叫声消失，然后所有鸟儿的叫声都消失了），当我的身体——不仅给了我所有最可靠、最令人慰藉的快乐，也帮助我走出局限性，去接触其他人和其他事物 ——变成一个痛苦的负担（想想吧，微不足道的消化不良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个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实可能证明，这种生命的跳动只不过是血液在我耳朵里流动的声音。我所希望的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害怕，如果不是因为我也像花朵、火柴盒、狗或其他任何人一样，以同样的强度存在着，那为什么就算有这么多我本无须活下去的理由，血液却依然如此稳定地跳动了这么久呢？只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更大的世界，只能用“我即是我”这几个字来表达，不需要别的证明或理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曾经希望，现在仍然希望，我不需要为了生活而在办公室里打工，但如果必须这样做，那么出版社的办公室是可以接受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正如大多数成年人接受不好的天气、枯燥的工作或疾病一样，孩子们也接受了成年人希望他们接受的生活方式，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听天由命。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们出版了布莱恩的五本书：1955年的《朱迪斯·赫恩》，1958年的《牧神节》，1960年的《金杰·科菲的运气》，1963年的《来自地狱边缘的回答》，最后还有1966年的《冰激凌皇帝》。但为什么，有了这些良好开端，我们却没有继续出版他的其他书呢？好吧，由于我们在广告方面太过节俭，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可能会失去他。在电视孕育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之前，图书推广几乎完全依赖于评论（这个我们总是能获得的）以及在报纸上做广告。采访和公开露面很少见，而且只适用于本身就有新闻的人。对作者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的作者阿兰·庞巴德，曾划着橡皮艇穿越大西洋，想要证明遇难的水手如果知道正确的做法，就能在海上存活。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你最关心的只有一点——是好书就应该出版。你自然希望出版商是自己，但如果是其他人，那也不是世界末日。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还有多少其他书籍，广告空间有多大，在报纸的哪个位置？”一般的作者们往往对这个印象就感到满足了。但布莱恩很快就开始觉得不够好。到了他的第三本小说时，他开始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与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同样的待遇。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自私吗？不，我希望不是，说自私涉及我人性的全部，但我内心确实有一个顽固的自私点，让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需要我奉献全部自我的任何事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不觉得挖掘过去的内疚对老年人有什么意义，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了。我活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只关心如何度过当，希望大家原凉我。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再次问自己：“你对自己没孩子，没有孙辈真的不觉得遗憾吗？”答案依然是：“是的，不遗憾。”正因为我没有，也做不到承担和这些孩子们近距离相处的麻烦，我才能不受约束地去理解他们的爱和希望。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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