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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阐释》这部文集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对具体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分析和评判,而在于它分析和评判的方式。换言之,它体现了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一种“新感受カ”。尽管桑塔格肯定不是这种“新感受力”最理论化的阐释者,却是其最初的命名者。这显示出她的眼光的敏锐。………………这意味着整个左派革命能量从现实政治领域向文化象征领域的转移。无疑,作为个老左派,欧文・豪会把这种转移看作是左派革命失败的标志,因为他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经济基础的革命模式来理解左派社会革命的。这使他在理论上和情感上留在了老左派的行列,而以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新左派理论家却从弗洛伊德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把左派从街头向书斋或者从政治领域向象征领域的这种转移视为从“基础”向“基础之下的那个基础,即本能”的暂时战略后撤,试图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物学的基础(所谓“新人”),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感性革命,希望借此塑造人们新的感知习惯。马尔库塞在发表于一九六九年的小册子《论解放》的第二章《新感受カ》中称:“新感受力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换言之,不是美学体现了政治,而是美学本身就是政治。在马尔库塞和桑塔格身上,更能体现六十年代的反文化精神,尽管桑塔格比马尔库塞走得更远,也更坚定,而另一方面,欧文・豪这个老激进派则成了一一按狄克斯坦的说法一“新感受力的最尖锐的批评者”。狄克斯坦大惑不解地问:“新感受力中到底有什幺东西,能把一个老激进派赶入教会的怀抱呢?”是某种后来被欧文・豪自己称作“新原始主义”的东西或特里林圈子里某个爱说尖刻话的人称作“无知的波希米亚”的东西。毫无疑问,欧文·豪是一个激进派,在政治旨趣上与以特里林为核心的保守文人圈子可能大相径庭,但问题在于,一个政治激进派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保守派,正是在这一点上,欧文・豪与特里林小圈子其实又是同路人,都是“高级文化”的守护者(人格各个层面之间的非同一性,在当...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现代感受力的两支先驱力量,分别是犹太人的道德严肃性和同性恋者的唯美主义及反讽)。52。同性恋者中贵族姿态的盛行,其原因似乎也与犹太人的情形类似。这是因为,每一种感受力都自我服务于提倡这种感受力的群体。犹太人的自由主义是自我合法化的一个姿态。坎普趣味也是如此,它肯定具有某种为其宣传的成分。不消说,运作这种宣传的方式恰好相反。犹太人把自己与现代社会的同化的希望寄托于道德感的提升。同性恋者却把自己与社会的同化,寄托在审美感的提升上。坎普是道德的一剂融解剂。它使道德义愤中立化,倡导游戏精神。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科学——技术——被设想为伟大的联合者。因此,科幻电影也反映出一种乌托邦幻觉。……理智的全面统治意味着全面的共识。同样有趣的是,这些被描绘成理智占全面优势的社会,也被传统地描绘成实践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或物质上俭朴、经济上简单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但在科幻电影所展望的那种乌托邦世界共同体中,一切都屈从于、受制于科学共识,在这里要求什幺物质生存方面的简单性,将是荒谬的。不过,在表现于科幻电影中的那种道德简单化和国际联合的充满希望的幻象的旁边,潜伏着对当代生存状态的最深刻的焦虑。我并不是仅指原子弹这种非常现实的灾难——说它非常现实,是因为它曾经被使用过,而它现在的数量多得足够杀死地球上所有的人,杀死许多次,此外,这些新研制的炸弹很可能被使用。科幻电影在反映这种身体方面灾难的新的焦虑即全面破坏甚至毁灭的前景之外,还反映了对个体心理状态的极度焦虑。这是因为科幻电影也可被描绘成当代否定性的想象力关于非人性的一种大众神话。那些试图征服“我们”的他世界生物,是一个“它”,不是“他们”。来自其他星球的入侵者总是一副怪物模样。它们的动作要幺单调机械,要幺迟缓黏滞。但这并没有什幺区别。如果它们在外形上不像人,那幺它们的一举一动肯定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除非是被毁坏了,才会改变)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为了吓一吓读者,从而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强烈情感的回赠——他需要这种情感,以使自己抵御那种他希望在读者那里唤起的义愤和厌恶。文学变成了一种心理技术学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帕韦哲说希望磨炼“我们看待自身的艺术,就好像我们是我们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就如同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可以建设性地思考问题并从中获益的位置”,这显示出他是在满怀希望地谈论自我疏离这一处境,而在他的日记里这是一个充满无尽忧伤的话题。这是因为“生命肇始于身体”,如帕韦哲在另一则日记中所说的;帕韦哲不停地抖露身体对心灵的指责。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帕韦哲说希望磨炼“我们看待自身的艺术,就好像我们是我们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就如同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可以建设性地思考问题并从中获益的位置”,这显示出他是在满怀希望地谈论自我疏离这一处境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布勒松在运用他独特的处置演员的方法中发现,利用非专业演员扮演主要角色更可取,这使人再一次联想到了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希望他的演员“汇报”角色,而不是“成为”角色。他试图使演员不与其所扮演的角色发生认同。……他的做法是不让演员情感投入地说他们的台词,而仅以尽可能少的表情来说(为了获得这种效果,布勒松往往在正式开拍前,让演员排演好几个月)。情感高潮被处理得非常平缓。……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对艾希曼的审判正是这幺一种戏剧。并不是说审判本身是一个悲剧,而是说,它戏剧性地成了为处理和解决一个悲剧而进行的尝试。……艾希曼审判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悖论:它首要地是一个渗透了记忆和重新唤起的悲痛的重大行为过程,但它以合法性和科学客观性的形式把自己装扮起来。该审判是一种赋予事件以某种临时的中立性的戏剧形式;审判的结果有待决定;而“被告”这个词也意味着辩护是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艾希曼正如人人希望的那样将被判处死刑,但审判这种形式却有利于艾希曼。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之所以阅读这些具有如此犀利的原创性的作家,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威望,是因为他们堪称典范的严肃性,是因为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明显意愿,以外——只不过零碎地——因为他们的“观点”。...热爱生活的人,没有谁希望去模仿她(指西蒙娜.韦伊)对磨难的献身精神,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所爱的任何人去模仿。但只要我们既热爱严肃性,又热爱生活,那我们就会为严肃性所感动,为他所滋养。在我们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们意识到世界中存在神秘——而神秘正是对真理、对客观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东西。在这种意识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肤浅的;对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疯狂(但不是全部疯狂),某些病态(但不是全部的病态),对生活的某些弃绝(但不是全部的弃绝),是能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指的是那时刚开始的反越战运动,从一九六五年到七十年代初,这场运动占据了我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切似乎不乏美妙之处。人们多希望它的胆量、乐观主义和对商业的鄙视态度能多少残留一点下来。具有鲜明现代特色的情感的两个极端,是怀旧和乌托邦。或许,如今被贴上“六十年代”这一标签的那个时代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根本没有怀旧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认识的每一位聪明、独立、活跃、热情的女人,在孩童时期无不希望自己是个男孩。你希望自己生而为男,这样你就可以爬树,长大之后就可以成为一名水手…或是类似的幻想。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身为一个女孩,总有人跟你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希望自己是那个似乎拥有更多自由的性别群体中的一员。 而大多数男孩都不想成为女孩,因为他们从大概十六个月大的时候就认为做男孩要更好。孩子们喜欢打闹,人们也鼓励男孩子们做各种活动一弄脏身上的衣服,调皮地玩耍,而女孩不被允许做所有这样的事。当你长大一些之后,你认识到这一切都基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这种思维现在有了一些时髦的名字,比如“雌雄同体”或“双性性格”。但我觉得没必要取这幺一些名字,因为这就使得它成了某一群好辩者的专有物。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因此,如果你生活在纽约,就好像是,好吧,我想住在一个有更多事情发生的地方,多到我没时间事事参与其中。这并不是说我得事事参与,而是我想知道我可以去事事参与,我希望能拥有这样的选择。而且,生活在纽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我想遇到胸怀大志和跃跃欲试的人。你遇到一个加州人,他们会说:嗨!……然后就是一片沉默。这也没什幺。但我跃跃欲试。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去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的力量之源去承担艰巨的任务,是不简单的。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典型的人生轨迹是,早年的时候更侧重身体,后期更倚重思考。但我们必须铭记在心,我们还是有别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几乎不存在,更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支持。还必须一提的是,关于我们在不同年龄段能做什幺,以及年龄意味着什幺,人们的观点都是极其武断的,与性别的刻板印象一样武断。我认为,老/少的二元对立和男/女的二元对立或许是把人们禁锢得最为严重的两种刻板印象。人们认为青年与男性所具备的价值是人类的典范,而其他的东西则至少是没什幺价值,甚至是劣等的。老年人会强烈地感到低人一等。他们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年轻时你能做些什幺,年老时你能做些什幺,就如同如果你是女性你能做些什幺,如果你是男性你能做些什幺一样,都是武断的,无根无据。人们的口头禅是,“哦,我不能这样做。我都六十岁了。我太老了”。或是,“我不能那样做。我才二十岁。我太年轻了”。何出此言?是谁说的?我们在生活中总希望保持尽可能多的选择,但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自由地做出真正的选择。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认为人能够拥有一切,人需要做出选择。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相反,我想更加不安分,有更多的经历,适应力更强。如果我想成为边缘人,我希望我的边缘表现在我尝试很多事情却无一真正完成(笑),而不是不去做任何事情,就因为我不想参与无意义的竞争。我知道竞争是无意义的,但我的努力一部分是想要保持自己的边缘性,这表现在去破坏我已经成就的事,或是试图去做些别的。一日我看到一件事情生效了,我就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看起来都美妙无比。人们多希望那些年的无畏、乐观和对商业的蔑视能留存至今。现代情感有着鲜明的特色,其两极是怀旧色彩和乌托邦情结。或许,现在被称作60年代的那个时代,其最有趣的特征就在于那个时代几乎毫无怀旧色彩。在这个意义上,那的确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不认为性是一种隐喻,但这项活动被赋予了一系列它自身原本并不具备的价值。性能够容纳这些价值,但它已经成了一项由过多因素决定的活动:它过度地承载了其他的价值,伴随着性行为的其他形式的肯定和破坏;你发生性行为的对象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当你试图理解人们为什幺会逃离性,为什幺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寻求性时,如何将性与爱联系在一起。性是这样一种过度的修辞,而且我们被告知,在某种程度上,性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或唯一一项自然的活动··当然了,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很难想象自然的性行为是怎样的。我觉得没有谁会有自然的性行为。我认为性的意味会在我们生命的不同时期相应地发生改变。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相信是我自己创造了自己,这是我工作的信仰,我甚至觉得我是自学成才的,虽然事实上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伯克利、芝加哥、哈佛。但我仍然认为从根本上我靠的是自学。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弟子或门徒,我的起步没有依靠任何人,我开始职业生涯不是因为我是某人的情人、妻子或女儿。我也从来没有希望是那样。但是当然我也不排斥帮助。如果你能得到帮助,那很好。但是我喜欢自力更生。我觉得我必须如此,把这当成一项挑战来接受。这让我兴奋。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感兴趣的是世界。我所有的作品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而我真的感觉置身其中。我认为今天每件事情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飞跃和冒险,都是扩展和超越自我。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因此一个人在工作中不能是单纯的,而是必须保持一种内在的紧张状态。如果你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过多地出借你自己,或者过分关心别人认为你在做什幺、他们怎样说你,你的精神就会涣散。我写作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改变我自己,所以一旦我写过什幺东西,就不再需要思考它了。当我写作时,实际上是在消除那些思想。成为“另一个人”并不是要成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要改变你的人生。“另一个人”也不意味着“相反”,它只是像一种觉醒。我不喜欢只是将我已经知道或者已经想象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感觉。我喜欢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同时已经走了很远。我不喜欢站在起点,也不喜欢看到终点。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作家的任务就是我自己的任务。同样,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做斗争。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讨厌只将我所知道的或我已然想象过的事情付诸行动。我希望不知道我要去往何方,同时又不回头地走下去。我不想停留在起点,但也不想看到终点。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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