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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美国人确实认为,此类爆炸(俄拉克何马爆炸案)只有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才有可能去干,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恐怖主义者不仅有可能在美国自己的土地上培育出来,而且这些人不是带着各种问题的新移民,而只是普通的土生土长的右派激进主义者。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特例,不是一种非常情况。这是在正常机制的运转中发生的一一宪法给了人民成立民兵和拥有武器的权利,人们知道他们必须为那些滥用武器滥用自由的人去支付代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滥用自由的状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以致会走到发生恐布活动的地步。民兵问题的提出,把个人用枪支提升到了集团滥用武装的高度。尽管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某一民兵组织是爆炸案的后台,但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更要命的是,谁也吃不准,那些一脸严肃宣称自己正在为种种不同的真理而战的极端分子们下一步还打算干些什幺。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做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也许你会问,这种自由索取代价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消除,至是否有可能减轻,难道自由就不能像人们在呼唤、梦想和歌颂她时,所幻想的那位衣裙洁白不沾染血污的圣洁女神吗?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世界里,永远有一部分人滥用自由。整个社会也就不得不为这种用自由的情担后果。而枪支和武装一旦被滥用的话,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民间言论,尤其是民间批评,包括攻击政府的言论,总统最好是姑且听之。实在恼火的,也只能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听过算了。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只听说:美国人连总统都可以骂呢。觉得他们真是够“自由化”的。到了这里之后,有了具体的感性认识,发现美国总统是着实不那幺好当。 总统时时刻刻几乎都在受攻击,上层政界对手的攻击尽管激烈,但多少有点礼仪章法,一到民间,就花样百出,全无章法可言了。冷嘲热讽、人身攻击、破口大骂,什幺都有,而且都不是在什幺私人场合。各种形式的攻击不是在广播,就是在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漫画满天飞,电视里我们还看到过被演员丑化了的克林顿,长得真像,口气手势也惟妙惟肖,就是特丑。尤其是在保守派的“谈论节目”里,克林顿及其夫人一直是主持人不离口的攻击嘲笑对象。反政府言论最激烈的要属基·戈登·利迪,他曾经在他的节目里说过,如果在练枪的靶子上写上克林顿总统和夫人的名字,“就可以增加瞄准度”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做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也许你会问,这种自由索取代价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消除,至少,是否有可能减轻,难道自由就不能像人们在呼唤、梦想和歌颂她时,所幻想的那位衣裙洁白不沾染血污的圣洁女神吗?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会有一部分人滥用自由。整个社会也就不得不为这种滥用自由的情况承担后果。而枪支和武装一旦被滥用的话,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做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支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支。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悲剧的原因之一>> 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这样的诘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断会有人一次次地提出来。>> 对于美国人来讲,一边每年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出去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一边他当然有权提出疑问:人民养活着政府,政府是否在好好为人民服务呢?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幺新鲜事儿。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应该说比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强得多了>> 至于彻底禁枪,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存在,政府是永远做不到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恶俗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唯一的办法还是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做的话,那你就只能哭了。
——保罗·福塞尔《恶俗》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借助于忧郁理论,对两种角色作了分析。土星气质的一个特征是慢:“暴君因其情感之拖沓而轰然倒台。”“土星另一个显着特点,”本雅明说,“是不忠实。”巴洛克戏剧中弄臣的性格就是代表,其心态就是“本身动摇不定”。弄臣的压倒性特征在于“缺乏性格”;它也部分地“反映出向无法穿越的、悲愁的、相合的星座所作出的极度沮丧、泄气的投降,这一星座群仿佛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几乎是物样的风貌”。只有认同这样的历史灾难感、认同这样程度的沮丧的人才会解释弄臣为何不应当受到嘲笑。本雅明说,他对同伴不能忠实如一,与他对物质性的具有的精神所保持的“更深层次的、更具思考特征的忠实如一”是相对应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时间是约束、不足、重复、结束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时间并不给人以多少周转的余地;它在后面推着我们,把我们赶进现在通往未来的狭窄的隧道。但是,空间是宽广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同的位置、十字路口、通道、弯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死胡同和单行道。真的,有太多的可能性了。由于土星气质的特征是迟缓,有犹豫不决的倾向,因此,具有这一气质的人有时不得不举刀砍出一条道来。有时,他也会举刀砍向自己而告终。对于忧郁症来说,装腔作势、遮遮掩掩似乎是必要的。他与别人的关系复杂、不明朗。那些高人一等的、不足的、情感迷惘的感觉,那种不能得到想得到的、抑或甚至无法对自己以合适的(或统一的)名称讲出来的感觉——所有这些感觉都觉得应该掩盖在友好或最具道德原则的操纵之下。使用一个由那些了解卡夫卡的人也用在他身上的词语,舒勒姆谈到了本雅明与别人的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几乎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但是……了解到这个爱挑剔、固执、极其严肃的人也会对在他看来可能高于他的人奉承拍马,知道了他几次到丹麦拜访布莱希特时也会让他自己被布莱希特“嘲弄”(他本人语)、被他蔑视,人们也就不会感到有什幺惊讶。知识生活的王子也可能是一个弄臣。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借助于忧郁理论,对两种角色作了分析。土星气质的一个特征是慢:“暴君因其情感之拖沓而轰然倒台。”“土星另一个显着特点,”本雅明说,“是不忠实。”巴洛克戏剧中弄臣的性格就是代表,其心态就是“本身动摇不定”。弄臣的操纵性部分在于“缺乏性格”;它也部分地“反映出向无法穿越的、悲愁的、相合的星座所作出的极度沮丧、泄气的投降,这一星座群仿佛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几乎是物样的风貌”。只有认同这样的历史灾难感、认同这样程度的沮丧的人,才会解释弄臣为何不应当受到嘲笑。本雅明说,他对同伴不能忠实如一,与他对物质...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我嘲笑人类的智慧。古训云:“勤劳则饥馑远离,勤劳则粮仓充盈。”我却说:“劳作吧,困窘与贫穷将如影随形;劳作吧,你的家当将尽数送进当铺。”
——保尔·拉法格《懒惰的权利》
她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幺竟肯了?”一个说。“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一个看着她的疤,应和道。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
——鲁迅《故事新编》
我远远地站着看那个男人,心里冷嘲热讽那个吐火的怪物竟然还微笑。不知绝望的怪物,那个不理解"什么都喷不出来的人"的眼泪的怪物,我因为嫉妒而嘲笑他……(p118)
——韩江《黑夜的狂欢》
那种希腊人的特色为:他们为个人而牺牲全体,为一个城镇而牺牲一个国家,为一个市民而牺牲一座城镇;其人生理想是善美生活,只耽于舒适的怠惰;其政治发展加深各区原有的地方独立性,后来甚至闹到地方政权的内部瓦解;其宗教观起初使神具有人性,然后又否认神的存在;它允许青少年赤身裸体地运动,自由舒展四肢,使最壮丽和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发挥。那种罗马人的特色为:他们严令其子敬畏父亲,公民敬畏君主,让他们都敬畏神祇,除了有效益的行为外,无所要求,什么也不尊重;强迫每一个公民在短暂的一生中无休止地劳动,片刻也不休息;穿衣蔽体以遮羞,已成为男童应尽的义务;谁要是与众不同,便视为不是良民;国家至高无上,扩张国土乃是唯一不受轻蔑嘲笑的崇高理想。追根溯源,谁能想到,这种思想上的尖锐矛盾竟渊源于最初的统一,因为它团结、培育和缔造了这两个民族。由于希腊政治的发展薄弱,氏族仍拥有与国家相对的社团势力,这种势力一直保持到有史时代以后很久;意大利的国家则一经出现便相当完备,因为面对国家权威,氏族完全失去作用,国家不是氏族的共同体,而是公民的共同体。反之,在希腊,与氏族相对的个人所获得的精神自由和独特发展,远较意大利为早,也远较意大利完美仅在罗马人名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上帝们劳动者的上帝就像一个很老的骨肉之王,统治着自已播种的地区,神甫的上帝也在统治,统治极大的地域,三位一体,圣灵、圣子和圣父自己。自然神论者盯着远处的一个纯净之物,我不知是什么,世界在祝圣中由它开启,嘲笑他们神圣狂乱的博学之士,把他的上帝叫做自然,只用它订一条法。甚至康德也不知道是否存在什么东西,费希特侵占了凄凉的空庙,封自己为神,以便世上永远不会缺少上帝。就这样,数不清的疯子,永不停歇,从虚无变为崇拜,从读神变得虔诚!上帝并非没有,可它不是人:它是一切。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没过多久,金鸡受伤的翅膀痊愈了。尽管比另一只翅膀略高,但每天清晨用力一抖,依然威风凛凛,英姿勃勃。可就在那段时间里,宾松的母亲去世了。好像她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那只“独翅”的新生,使它终于成了“金鸡”;因为正是在金鸡渐渐痊愈的时候,迪奥尼西奥·宾松的母亲贫病交加,操劳致死。多年的苦难,连日的饥饿,毫无希望,这一切很快夺去了她的生命。当儿子找到了为母子二人坚持奋斗的勇气时,母亲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意志恢复失去的精力了。她死了。迪奥尼西奥・宾松必须埋葬母亲,尽管他连口棺材也买不起。或许从那时起,他开始恨圣米格尔・德尔・米拉格罗。因为人们非但不助他一臂之力,还都在嘲笑他。当他将母亲的遗体用芦苇裹好,装在用烂门板做成的匣子里,扛在肩上走过大街时,人们确实嘲笑了他的滑稽相。看见他的人没有不笑的,都以为他是去扔掉一个死去的畜生。
——胡安·鲁尔福《金鸡》
废话,跟你住那么久了,谁还要我?
——龙一《潜伏》
“我生下来胆子就大。”货郎对我父辈的嘲笑过于隐晦,对他们不起丝毫作用,倒是激励了女人的骄傲,她们喊叫道: “你们呀,都被阉过了。”一个男人调笑着说:“你们替我们进树林里去吧。”他立刻遭到猛烈的回击,其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是: “你们来替我们生孩子吧。”男的回答:“你们得先把那个通道借给我们,不是我们怕生孩子,实在是不知道小崽子该从什么地方出来。”
——余华《鲜血梅花》
面对女性响亮的嗓音,货郎感到不必再掩饰自己的勇敢,他不失时机地说:“我生下来胆子就大。”货郎对我父辈的嘲笑过于隐晦,对他们不起丝毫作用,倒是激励了女人骄傲,她们喊叫道:“你们呀,都被阉过了。”
——余华《鲜血梅花》
在宴请旅长时,顾益民苦笑说:“溪镇原本兴旺的娼妓业,遭此重创,怕是难以复原。” 旅长对手下的军官说:“顾会长对我们仁至义尽,传令给全旅官兵,不许骚扰抢劫百姓,不许调戏奸淫妇女,有违抗者格杀勿论。”
——余华《文城》
如果这不是嘲笑,什么才是嘲笑呢?如果这不是怀疑,什么才是怀疑呢?如果这不是反抗,什么才是反抗呢?谁要接纳自己,他就必须真正地接纳他的另一面。否在是里面当然不是真的,而在否里面一切都是谎言。但因为我可以今天在是而明天在否,是和否也就是真实和不真实的。是和否都不能退让,因为它们已然存在,我们对真理和错误的观念却可以。你大概想从真理和错误中得到确定性吧?在一面或另一面的确定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确定性在一方面是保护,对另一方面却是抵抗。如果你在一方,那你就把另外一面的保护排除在外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你们的神不该是那嘲笑的人,你们本身才要成为那嘲笑的人。你们该嘲笑自己,从中向上攀升。若你们没有在那些古老的圣书里学过,去吧,那遭人嘲笑又为我们的罪受苦的,去喝他的血、吃他的躯体吧。那样你们就成为他的本质,否定他是身外之物,你们成为他自己,不是基督徒,而是基督,否则你们在将来之神面前毫无用处。 你们中有人以为他可以避开这条路吗?他可以瞒骗过去、避开基督的痛苦吗?我说:这人欺骗自己只会伤害自己,让自己躺在刺针烈火的床上。基督的路没人能避开,因为这路通往未来。你们全该成为基督。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我经历的冒险是我在神秘中目睹到的内容,我在那里遇到的莎乐美和以利亚变成生活中的老学者和他面容苍白且被囚禁起来的女儿。我生活的是被扭曲的神秘表象。顺着这条浪漫的道路,我接触到生命的呆板和平庸,我在这里穷尽自己的思想,几乎忘记自己。我现在必须把自己以前所爱的事物体验为无用和多余的东西,必须充满强烈和无法控制的渴望去艳羨我以前所嘲笑的东西。我接受了这次冒险的荒谬,在我接受的那一刻,我就看到少女的转化和她代表的自主性意义。深入探索荒谬的渴望,足以让人改变。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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