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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烦恼 的句子

关于"烦恼"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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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楼小讲》
尽管从1946年到1984年,安德烈在办公室管理上的主要手段一直是威胁我们厄运即将来临,但厄运真正来临时,他却迟迟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他更愿意将公司的症状解释为“暂时的低迷”。我们出版社的倒闭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由两件事共同促成:一是愿意阅读我们主要出版物的人数减少,二是经济衰退。………………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 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当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我曾觉得我们应该对此做点什么。看看30年代的艾伦·莱恩,他就想出了企鹅出版社的点子,那不也是为了满足需求而进行的出版革命吗……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做点儿类似的事儿吗?皮尔斯和我偶尔会讨论一下(安德烈则从不会为这种无谓的推测而烦恼),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皮尔斯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小说,寻找必要的、严肃的非虚构类出版物,他说得对,但知易行难。我的大脑则一片空白,我太固执于自我的方式,不想做出任何改变,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出版自己喜欢的图书,想到改成任何其他类型的书,就觉得可怕。所以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这一定...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即便有姨妈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帮助,母亲的去世也使得波莉必须快速地成长起来。无论她是否希望承担起当家女性的角色,这一职责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落到了她的身上。根据那个时代评论家的说法,丧偶男子的女儿被期望“成为鳏夫父亲的安慰”,并且“收拾屋子,照顾家人”。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她的首要责任是顾好家里,这甚至优先于她的学业。这一责任也排除了她寻求全职工作,特别是家政工作的可能性,因为这需要她住在其他地方。毫无疑问,在九岁时,波莉已经掌握了打扫家里,以及为父亲和哥哥做饭的基本技能。如同习俗要求的那样,她似乎整个少女时期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而不是像同龄和同阶级的女孩那样出去当佣人。由于爱德华·沃克的工资足够养活人数减少后的一家人,于是波莉的时间一半用来尽家中的义务,一半用来享受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奢侈的学校教育。家庭的不幸,似乎让波莉和父亲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牵绊,这种牵绊几乎贯穿她的一生。维多利亚社会不光期望波莉能承担起母亲以前在家里的操劳角色,也希望鳏夫的女儿能给父亲提供他所缺少的情感支持。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常把丧偶男子的女儿描绘成无私奉献的典范:端庄有礼、没有孩子气的烦恼、足智多谋、温柔纯真。查尔斯·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这部小说写于波莉出生后一年——中的弗洛伦丝·董贝就是这样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物。在失去母亲后,弗洛伦丝通过自己的高尚道德和自我牺牲精神,成功赢得并保住了鳏夫父亲的爱。而在波莉和爱德华·沃克的情况中,奉献精神和高尚道德看来平均地分配给了父女俩。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波莉很少远离她的父亲,甚至在选择配偶时也是如此。1861年,19岁的威廉·尼科尔斯住在布弗里街30—31号的一栋男子寄宿屋里,平时的工作是库工,很可能从属于印刷业。威廉的父亲是一名纹章画家,按照传统的方法在马车和标牌上绘制盾徽,但到了19世纪,他将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印刷信纸和藏书票。1861年春天前...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
在我们来到彼得堡三个月后,我被送到了寄宿学校。第一次处于一群陌生人中间,我是多么的伤心啊!一切都是那么枯燥冷冰冰:女教师爱叫嚷,女学生喜欢嘲笑,而我又是那么怕生。管理很严厉,简直是苛求!所有的活动都有规定的时间,公共食堂,无聊枯燥的老师,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烦恼痛苦。在那里我觉都睡不着。我经常整夜地哭,漫长的、无聊的、寒冷的夜。通常到了晚上大家都复习功课或预习新课,我则坐在那里对着会话书或者单词本,不敢动一下,脑子里却在想着我们的那个不大的家,想爸爸,想妈妈,想我的老保姆,还有老保姆讲的故事……唉,想起就让人伤心!家里那些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想起来都是让人高兴的。想着想着就想到:要是现在能在家里多好啊!我会坐在我们家的小屋里,和家人一起,坐在茶炊旁;该是多么温暖,多么美好,多么熟悉啊。我想这时我会怎样紧紧地、热烈地拥抱妈妈!想着想着,我就痛苦地轻轻哭了起来,强压住眼泪,可是单词再也背不下去了。由于不能把转天的功课背熟,我就整宿地梦见老师、校长和同学们,整宿地在睡梦中复习功课,可是到了转天还是什么都不会。于是就被罚跪,只给饭吃。我是那么伤心、烦闷。起初,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所有的姑娘们都嘲笑我,逗我,打搅我,在我们排队去吃饭或者喝茶的时候,她们就掐我拧我,毫无缘由地就把我告到女教师那里。可是星期六的晚上,每逢保姆来接我,我又是多么开心啊。我总是高兴得像疯子似的,紧紧搂住我的老保姆。她替我穿好衣服,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紧追慢赶地跟着我,我则一个劲儿地不停地对她说啊说。回到家后我又开心又快活,紧紧地拥抱我的家人,好像分开有十年似的。然后就连讲带说地聊起来;我向所有人问好,笑啊闹啊,跳啊跑的。我开始和爸爸交谈一些严肃的话题,谈学习,谈我们的教师,谈法语,谈洛蒙德的语法,我们大家都是那么开心,那么心满意足,就是现在回想起这些时刻心中依然愉快。我努力用功读书,以博得爸爸的欢心。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当时盲目地相信,会出现某种奇迹,出现某种外来的力量,突然把这一切都拉长、扩大;那有益的、美好的而更重要的是完全现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都不清楚,但主要的是,完全现成的)活动天地将突然呈现在眼前,于是我立即出人意料地降临尘世,几乎是身骑白马,头戴桂冠。次要的角色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因此我在现实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甘居最末位。不是英雄,便是尘垢,中间状态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这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我置身尘垢中时,我总宽慰自己,他日我定会是英雄,而英雄可以用自己的高大遮掩尘垢:据说,一个普通人会因为沾上了尘垢而感到羞耻,而英雄则因为太过高大,不至于完全被尘垢玷污,所以沾上点尘垢也无伤大雅。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切美与崇高”的热潮,往往既在我荒淫的时候涌上心头,又正当我身处最底层的时候闯入心里,以其零零星星的闪光,似乎在提醒别人记住它们,然而,它们并不是以自己的出现来消除荒淫;恰恰相反,它们仿佛在以二者的反差对荒淫火上浇油,而且其出现的劲道也恰到好处,正好是最佳调味品所需要的劲道。这种调味品是由矛盾和苦难,以及痛苦的心理分析构成的,而所有这些烦恼和痛苦却赋予我的荒淫某种冲劲,甚至使我的荒淫具有了某种意义,一句话,它们起到了最佳调味品的最佳作用。所有这一切甚至不无某种深蕴。我怎能自甘于这种简单的、庸俗的、本能的、抄写员之流的荒淫,并让所有这些尘垢吞噬自己呢!在此情况下,又有什么能迷醉我,使我深夜跑到大街上去呢?不,我自有高尚的脱身术摆脱这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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