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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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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只需回忆过去，就能确信他不是在说谎，不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和他所生活的世界曾经那么完美和谐。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的成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一九五八年，我四十一岁，开始觉得中年是段平静而非令人沮丧的时光，只要我不往前看太远就行。刻意的“近视”能营造出一种印象，仿佛我正行走在一片平坦的平原，而不是下坡路上。 ……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恋爱了，也很长时间没有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充满对男人或某个特定男人的思绪了。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所有回忆里，我最珍视的莫过于母亲临终前的那一幕——当她睁开眼，看到我俯身守在床畔，那近乎炽热的爱意，瞬间照亮了她的眼睛。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老年是和肉体衰败、对伴侣既照护又希望逃避、婚姻的责任、性欲消退、被社会遗忘、病痛、死亡等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题在今天即使不再是禁忌，也很少拿出来公开讨论。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她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尽可能藏起多一点发皱的皮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假发的地步”。说自己状态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糟……阿西尔谈起来，毫无多愁善感的小情绪，倒是颇多“刺你一下”的想法和言辞，似乎这些禁忌在她这儿就是散步时被树篱中的刺扎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人老了也有好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性欲开始退潮，人生减去了一项负担。老了没有情欲，其实是“挣脱了套在疯子身上的锁链”。“变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考虑未来。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人生之旅，死亡是最伟大的一段旅程：“莎士比亚说过，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多回了。”她写回忆录的初衷是给老人们看的，落笔比较温和，她说怕惊到读者。实际上因为写得太真实，仍不乏惊人之语。看她对老年人提出了何种忠告：“一个老人永永远远不应该期望年轻人渴望他的陪伴，或声称自己是他们的同龄人。享受他们（年轻人）慷慨的付出吧，但仅限于此。”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31）一如往常，安德烈总是严厉批评我，不仅批评我面对报纸广告经理时的软弱，还批评每个广告的措辞和行距。有一段时间，这些批评对我确实有所帮助；但后来，对于这项他强迫我做的无聊工作，他话里话外对我的糟糕评价，就开始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尽管我很快就能亲眼看到我干得其实也没这么糟，但隐隐的内疚感逐渐嗡嗡作响，构成了我干这部分工作的基调。有一段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危及了一切，因为一旦安德烈的唠叨集中在某人身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我这个人，有时对自己觉得不重要的细节很草率。例如，我可能会忘记（不会是在处理书籍的文本时，但在输入广告或书封的宣传语时很可能发生）使用单引号，或在引号内保留双引号（这是我们出版社的风格）。发生类似事情时，安德烈会表现出极端震惊：“如果在这么简单的事上我都无法信任你，我下周怎么去巴黎？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如果进入了校样阶段，纠正这个错误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内疚的嗡嗡声逐渐变大，于是就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人们的错误越犯越多。他的唠叨从我身上转走之后，我看到类似情况一遍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时，我开始将它想象成一个邪恶的、总在寻找受害者的小探照灯。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升级，让人开始害怕走进办公室。就算你知道正义真的站在自己这边，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琐碎事情上大惊小怪，但这种大惊小怪有时近乎残酷，人们似乎受到了控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解释都像是对我们所投入的完美理想漠不关心。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随之而来的愤怒和内疚的混合所导致的神经支离破碎的感觉。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他有一种快乐安全的童年所赋予的平静的自信心和广博的仁慈心。……萨姆的父亲有一小块地，全家都住在这里。这对他的自信心形成也有帮助，因为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无论多小，也是稳定的。……“我们那时完全不知道，”萨姆告诉我说,“我们吃的已经是最健康的食物了，鱼、水果、蔬菜，这些东西从来不缺。”他们住在海上，因此得以逃脱西印度洋地区严重依赖根茎食物的饮食习惯。“还有空气、运动，我每天跑五英里去学校，放学再跑五英里回家，完全小菜一碟。男孩们对这种长距离奔跑迷得发狂，不管去哪里都跑着去。”他们骑马，大多数人家都养马，这倒很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一个男孩急着要去某个地方，可以不打招呼直接跳上邻居家赤裸的马背就走。他们还喜欢游泳，花的时间几乎和跑步一样多。回忆起有一次孩子们游到距海岸大约两英里远的一个小岛，竟然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他为此赞叹不已。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疾病带来的羞辱感更深了，我们依然是活死人，只不过在那一个瞬间，我们变成了快乐的活死人而已。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我过去从没写过，我大段大段地写，有时会隔几天，而不是按日子顺着写，因而更像回忆，不像通常的日记，最近几年，他的怪癖越来越厉害，变得有点讨厌，我想我也一样，没什么不同，我们只不过温和地朝着各自的方向漂流而去，所以我们在一起时并没有幽闭恐惧。我想很少有一种男女关系能像我们头八年那样既快乐，同时还能做到相互不索取。并且，这种彼此不索取的关系还快乐地持续了四十多年！趁每周有三四次被带去图书馆借书的机会，只要我不在场，就毫不迟疑地冲向商店买咖啡、蛋糕或油炸圈饼，只有当他的血糖读数冲上天花板，自己感觉实在糟糕之时，才停止这种白痴行为。（hhh一天天过去，他除了“晚饭吃什么”以及“能带我去图书馆吗”之外，什么也不说，这意味着在他的生命里，吃是仅存的快乐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剥夺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过于残酷，我无法控制地时时想到，如果一个生命已被如此残酷地衰减，吃几口油炸圈饼让它再短点，又有什么关系？在回程的出租车上，我问巴里：“这会让你重获新生吗？”他平静地回答：“哦不会，不可能了。”确实没有。有时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以及我确信其他不计其数的老年夫妻或伴侣在类似情况下，能够坚持彼此照顾？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来说明，尽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朵或果实看起来差异很大，但依然属于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否则的话，责任如此不受欢迎，怎么还会这么不费力就和爱绑在了一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第二条路。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回忆了自己看似“特立独行”的大半生，坦率地提起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避而不谈的话题：开放式关系，衰老带来的性欲消退，以及每日都更迫近的死亡阴影……或许是因为写作时已年近90，根本无意顾及其他，阿西尔的讲述既幽默又极坦诚，常常令人心头一颤，又不由露出会心的笑。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我对男人没有期待。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之所以一看到就情不自禁地译出来，是因为在阅读和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我在心里一直对自己说，啊，这就是我想活成的女人的样子，这就是我想跟周围不同年纪的女性朋友分享的，一个女人在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样子，历经了生活的磨砺，终于活出的通透和智慧。这样的智慧和感悟用文字传达出来，如果在五十、四十，甚至更早的年纪能了解并体会，也许，会帮助作为女性的我们少些困惑，多些和解。就像在接近终点的某地亮起的一盏灯，不管我们从哪个方向走向它，有这么一星感悟的陪伴，能让我们觉得不这么孤独和黑暗但这并不是说戴安娜的回忆录里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或鸡汤。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正如她自己所言，是因为“现在有这么多关于保持青春的书，还有更多有关生儿育女详尽的、实验性的经验分享，但有关调零的记录却不多见。而我，正行走在这一调零的路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不来记录？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分工与定位的差异是阿西尔与多伊奇五十多年来合作无间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她常常难以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人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人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解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令阿西尔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困扰，即使已经成为业界令人瞩目的编辑，她的年薪却从未超过1。5万英镑。直到七十多岁，仍未能在伦敦买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当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时，她只能每周往返于诺福克和伦敦两地，这样奔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当然，这份工作确实带给了阿西尔足够的成就感，她在另一本讲述自己编辑生涯的回忆录STET中曾详细写到这种乐趣：她和简·里斯保持通信近十年，讨论《藻海无边》的创作与修改。当简·里斯采纳了她的建议并交出初稿时，她难掩激动地想到“我正在干预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一部天才之作”。她冒着被禁止出版的风险，也要坚持引进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因为这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好书。她欣赏奈保尔的文学天才，尽管他以性格糟糕闻名，她仍然可以通过“自我洗脑”来忍受对方无穷无尽的情绪发泄，甚至还想出了一个心理暗示法— 假设奈保尔是一个虚构的卡通人物，这样他的怪癖就只会令人感到惊奇和可笑了。如果...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备受珍视的东西在此过程中被藏至越来越深处，物理形态不复存在，和记忆差不多，无非是一再凭借记忆去回忆记忆。

——周嘉宁《永结无情游》

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母亲也只能认命。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的母亲有一种独特的回忆时间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公历，也不是按照农历。她的记忆以我、我弟弟、我父亲，以及她自己和身边亲人的重大生命选择和经历为坐标。她经常无法精确说出具体的年份，但她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我跟你爸结婚那年。你外婆去世那年。”。“你出世那年。”美父西曾然部，阳如“你弟弟出世那年。”处量“你考上高中那年。你外公不在那一年。”量量菌“你上大学那年。”细后自量直微限工人“你毕业那年。” 越是久远的记忆，母亲的细节描述越清楚、生动，年份却越模糊。直到我工作多年后，一个五一假期结束后的下午，我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聊起各自的母亲。我带着一些抱怨，跟她说起我跟母亲分离多年后，又同住到一个屋檐下的种种不适。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沟通，我提到一个细节，说，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她生命中发生的大事，她总不能给出具体的年份。并且，她常常把生命中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讲述，比如躲计划生育，跟父亲一起在矿山打工…除了母亲识字少这个理由，我无法理解这背后的真正原因。良香自夏，亲父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工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儿子，再雇佣一个老家的人来帮忙。她还要去韩国雇主家里做保姆，直到觉得钱赚够了的那一天。到了可以实现”自由”那一天，雨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大理。她说她要一个人去，不跟任何人一起。不带老公，也不带晚辈。做保姆的时候，雨虹很少浪费假日。她常常一个人出游，香港、澳门、北京、上海、西安、西双版纳、九寨沟…去得最多的是大理。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有时，为了方便做笔记，我会把方案用A4纸打出来。leader有节奏地翻阅，不说话，脸上看不出表情，我回忆起几次面对面修改方案时的对话，发现在大厂里，一个基层管理者能专注的时间很有限。在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被手机弹出的信息、电话打断，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回复别人的信息，时间被一片片分割和争夺。我经常处在被动等待中。等思绪拉回来，我又将之前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感受会让我觉得不平等，但只要有耐心，我们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些共识，但这种共识很脆弱，变动随时可能发生。

——张小满《大厂小民》

第六章弗吉尼亚·伍尔夫 P303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离世后，相关讣文—多数出自男性历史学家之手—在生平评价中称颂鲍尔学问研究“深入浅出”，“学养深厚而谦逊内敛”。经济史领域泰斗约翰·哈罗德·克拉潘评价鲍尔“可以在满桌男性中参与谈话”，仿佛这对于鲍尔这样一位优秀的专业学者是多么值得夸耀的成就似的，不过，克拉潘也补充道，因为鲍尔“无论从外表还是谈吐上都不像位教授”。历史学家兼外交官查尔斯·韦伯斯特回忆道，他有一次在哈佛大学参加为鲍尔举办的庆祝晚宴，身着一袭华美晚礼服的鲍尔姗姗来迟，满桌的老古董学者意识到“我们聚集在这里为其庆祝的博学女性，竟就是眼前这位迷人的女性”，韦伯斯特确信现场响起了“一阵惊讶的抽气声”。G. G. 库尔顿回忆第一次遇见鲍尔的情景。当时，库尔顿正走在路上，鲍尔走上前来打招呼，向他请教关于中世纪女性生活的资料来源。库尔顿坦言，当时他注意到鲍尔富有特色的着装风格和显而易见的个人魅力，“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某位一时迷恋做‘研究’的时髦女孩”。直到两年后，库尔顿读到鲍尔撰写的足足有七百页的中世纪修女院研究报告，发现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在这一主题的所有欧洲语言报告中质量最高的研究”，这才意识到自己最初对鲍尔的设想简直大错特错。在鲍尔看来，追求美丽的服饰、具有幽默感与在学术方面严谨周密并不相冲突。但试想，或许有许多女孩误以为需得严丝合缝地符合学术人物的条条框框才能追求学术事业，因而熄灭了对时尚的“热情”，这一点不能不让人警醒。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跳过当下时刻。关于未来的一章。”她在笔记中写道。伍尔夫告诉埃塞尔·史密斯，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贪吃小虫掉进了一块巨大的斯蒂尔顿奶酪，尽情地享用着美味，快活得醺醺然”，这个描述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她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地面上散落着“散发着陈腐气味的剧作家的作品”。“等我写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轰炸大概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会读着莎士比亚，忘掉自己戴着防毒面具，我的思绪会飘到很远很远，彻底忘记。”这部本将深奥、思想激进、充满艺术感的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只残存两个章节的原稿和大量笔记。在构思这本书之初，伍尔夫预备回应拉特鲁布小姐通过那场历史表演剧对世人发出的请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母亲回望过去”，通过她仰慕的女性作家、女性历史学家的作品，回望那个艺术可以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时期，为当下的危机提供一些安慰和启迪。“该到了设计新情节的时候了。”《幕间》中的一位观众建议道。对于伍尔夫而言，对于哈里森和鲍尔而言，这个“新情节”应当是一个重启的全新世界，新世界将通过艺术联结在一起，以合作为基础，积极拥抱变化，愿意追随女性的脚步，更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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