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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女性有途径获取知识仍会引起社会不安，简·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古典学的存在因此是对现状的挑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期间，掌握希腊语是社会阶级的一种标志，在公立学校中，只有那些被期望将来获取有权力名望的职位的男孩才有学习希腊语的机会。正因如此，古典学成了不容女性和工薪阶级踏足的知识领域，这也标志着他们被权力体系驱逐。“我愿献出十年生命以掌握希腊语，”克拉丽莎·达洛维自言自语道，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首部小说《远航》中的人物，作为一位上层阶级的妻子，她一心只想接受教育。随着女性教育逐渐普遍化，对女性而言“掌握希腊语”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拥有可以记诵语法和单词的良好记忆力。学习一门古代语言不仅提出挑战、带来乐趣，更是郑重宣布：女性在智识方面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这扇关闭的大门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也能找到呼应：门房没收了钥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在伍尔夫面前缓缓闭上。伍尔夫在论文中将“家”—一个将女性利益放置于次要地位的地方—所要求的使人感到腻烦的屈从性转变为对全新居住空间乃至全新生活的期盼，在新环境中，女性的学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伍尔夫所有小说、政治性文章中，有一个贯穿全部创作的重大议题，那就是打破传统观念，为自我表达提供新的方式。她在小说中饶有兴味地探索人物自身欲望(如希望画画、工作、结婚)与社会期望相矛盾之时所受到的影响；对伍尔夫个体而言，她的人生就是不断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则，偏离被这些社会规则所预先设定好的轨迹。她决定在回忆录中探究那些“隐身的存在”一一性别、公众观念、社会地位、其他人和其他人“会怎么想、怎么评价”——是如何从外界对人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他们人格上的撕扯并在他们呈现给外界的形象(伍尔夫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只是一张编织出来的面具”)和真实的自我之间形成割裂。她在《往事札记》中写道“人的一生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他的人生还与家族、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伍尔夫通过回忆录呼吁这样一个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里，女性可以自由主宰自己的人生，而不需要被迫扮演预先安排好的角色，遵循已成定规的剧本。伍尔夫最终没能写完这本回忆录，如今我们也无从得知她是否有意将其出版。( 留存的手稿约八十页，在她死后于 1976 年出版面世。)但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艰难岁月中，记录这些过往为她提供了极大的乐趣和慰藉。外界局势紧张，伍尔夫在书中搭建了一方“可任神思驰骋的所在”，同时也因此欣慰地感到自己终于像《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所呼吁的那样，“扼杀房间里的那个天使主妇”，公开坦率地说出“那些被认为不适宜由女性说出口的激情”。这本后印象派的自传本身是一种抵抗，一种书写自我的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侧重于内在的、不为人所知的世界，只有这里才是女性长久以来生活的世界。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关于伍尔夫的文章往往从伍尔夫最终自杀这一视角出发来看待她的一生，以她生命中最后悲凄的时光为出发点，寻找她生命中那些招致阴暗的迹象。但是，将伍尔夫刻画为一位脆弱、饱受摧残的天才并不能如实呈现出伍尔夫的形象，事实上，她强大、幽默，充满韧性和想象力。朋友在为她撰写回忆文章时总会强调伍尔夫并不是一个“阴郁、个性孤僻”的人，他们总会记得她的智慧，她那富有感染性的爽朗笑声，她喜欢笑话和八卦，总和孩子很亲近，她迷恋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梅克伦堡广场度过的这一年尽管以死亡为终结，但其间她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结交新朋友，和老朋友会面，她进行手头的写作项目，制订对未来的计划。1940年9月，她还想着“假如希特勒没有摧毁我，希望还能有十年的生命”：几年前，她曾在日记写下“在五十岁到六十岁如果还活着，我想我可以写出无可比拟的佳作”。哪怕在离世前两个月，她仍在酝酿“种种活跃的想法”。在广场度过的这些岁月，伍尔夫的工作向着积极的方向推进，在忙于应对永无止境的事务的同时，向着更广阔的、她终生都在为之思索的主题进行探索。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认为，女性承担工作必须在满足一系列“与艺术毫无瓜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些条件包含种种现实因素，如金钱、个人空间、愿意提供支持的丈夫、考虑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帮忙做家务、照顾孩子的佣人。女性史断续不全，英格兰历史更是“完全以男性而非女性为主线”，面对这些事实，伍尔夫坚持主张必须先衡量女性获得条件的障碍，才能解释清楚女性是不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人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发现自己几乎想不起来和平时期的伦敦是什么样子了，在日记中写下“你从来没能真正逃伦敦的战争”。在《战争中的伦敦》一文中，伍尔夫曾记录下在沦陷城市生活的怪异感和失衡感:“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因此没有人的感受是特别的。个体融人群体之中。”而在罗德麦尔村，伍尔夫享受这处村庄日复一日、令人心安的固定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固定的时间做相同的事”。在回忆录中，她充满怀念地追忆初搬到布卢姆斯伯里时激动的心情，那些在戈登广场、布伦斯威克广场和塔维斯托克广场度过的欢乐时光。那时，家门随时大敞，屋子里总是高朋满座，电话时不时响起，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满新奇的观念，每个人的未来似乎都拥有无限可能。而现在，走在街上时刻面临着危险，维护屋子成了一项耗费心力的义务，整座城市弥漫着沉默与猜疑。她写道:“伦敦现在只是一重又一重的建筑物堆，屋子里住着尚需工作的人们。没有社群，没有华彩，没有光辉，没有人信步闲游，也没有人喜迁新居。一切只剩下严肃紧张，一切像是被浓缩了。歌声似乎已经停止--那种必不可少、势不可挡的旋律。如果这就是城市生活的终结，那实在是怪异无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D.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清楚地认识到，用简·哈里森在 1914年说的话来表达，“所谓女性所具有的美德，大体上都是由其从属社会地位养成的”。多萝西·L.塞耶斯在 1938 年论文《女人是人吗?》中尖刻地指出：“女性总被作为阶级中的成员来评判，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这一点无比令人厌烦。”与她此观点相似，鲍尔也对这样的社会体系大加鞭挞：“当下的社会体系如此急于让人们保持正确，以至于行之有效地让他们远离了真实。”在一篇早年发表的论文《女性在剑桥大学》中，鲍尔回忆曾被人要求就某一问题提供“女性的观点”，对此，鲍尔给出的回答与塞耶斯惊人地相似：“一位女性对于艺术与科学的观点与她作为女性的身份无关，仅仅是出于一位作为个体的人的观点......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优秀的书籍还是糟糕的书籍，思考方式是偏于冷静理性还是感性而富有激情，而不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艾琳·鲍尔的人生故事是努力为女性知识分子塑造全新形象，开辟鲜有先例的生活方式:破除邋遢才女的刻板印象，树立既能享有崇高国际声誉、又能欣赏通俗流行风尚的专业女性全新形象，她的社会地位由做出的工作而非家庭出身所定义。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领导和意愿的强制施加，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让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一战”结束后，伍尔夫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这一观点。193S年5月，眼见另一场大战正在积聚酝酿，弗吉尼亚和伦纳德驱车前往德国( 弗吉尼亚携带着劳伦斯的《亚伦魔杖》在从荷兰进入德国的途中翻读)，目睹狂热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盼着能远远地看一眼他们的元首。当时她就已经意识到简·哈里森在1914年所警示的群体意识的危险性，即群体如果不加辨析就盲目地跟随领导者极有可能造成破坏。现在，处在战争旋涡之中，她愈加笃信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德国而是意义更为广泛的军国主义—— 一种同时束缚男性和女性的极权意识形态。1940 年8 月，伍尔夫在梅克伦堡广场为美国女性主义主题研讨会写了一篇标题为《空袭中有关和平的思考》的论文。她在文中将“希特勒主义”定义为显化的社会痼疾：“侵略的欲望；统治、奴役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男女分立到对立面。她写道，打败德国并不意味着胜利，只有摧毁所有“侵略性、独裁统治以及对于权力的变态渴望”——所有这些威胁女性在家中和政治上地位的特质——才能真正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身处梅克伦堡广场，伍尔夫回望海德公园门的故园，反思家庭层次上的父权权威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她的人生。《往事札记》和《三个旧金币》一样，既是个人史，也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公共秩序的独裁与家庭内部的独裁”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挖掘。同时，伍尔夫所采用的形式使得这种联系尤为明显。通过交织穿插对当下战争的记录和对个人过往经历的回忆，伍尔夫将个人生活与政治并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伴随着楼下广场遥遥飘浮上来的草莓小贩的叫卖声、手摇风琴手演奏的乐声，伍尔夫想出了一种能够兼容印象派、权威性和自我意识的形式：将过去的片段与当下的日记记录交织穿插。和H.D一样，伍尔夫相信回忆录不仅仅留存过往经历，也影响着过往经历。在废弃草稿上，她称自己写作是为了“从这场不真实的杂乱之中抢救下一些真实的时刻”。面临法西斯统治的威胁，伍尔夫对童年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童年接受的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教育，大家长父亲又“专横如暴君”，她终生都在试图与这一时期和解。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不但自己一直对传记文学持有特殊的兴趣，也一直大力鼓励朋友撰写自传。(正是在她的鼓舞下，简·哈里森才通过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忆学生生涯》。)对故事和人物的兴趣仅仅是其中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伍尔夫将自传写作当作争取女性自由的有力武器。她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就指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由男性所创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稍有改善”，并举“简·哈里森关于希腊考古学的著作”为例，说明“有史以来第一次，女性开始以女性的身份来书写女性”。和H.D.一样，伍尔夫将自传写作视为一种反抗的手段反抗外界强行施加给女性生命的叙事。她在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前几天晚上我突然想到，从来没有由女性书写的自传。没有什么作品能与卢梭的著作相较。我想忠贞观念和谦逊品质是这背后的原因现在，你已经是第一位写下歌剧的女性，不妨再成为第一位写下女性自身真相的女性。”埃塞尔接受建议，1940 年7月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伍尔夫知道后去信祝贺:“天，我多么羡慕你。和我眼下受束缚的、在故纸堆里翻找可写材料的《罗杰·弗莱传》相比，你的自传简直是完整自由、深刻的启示。”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开始创作一篇名为《探照灯》的故事，故事内容关于一位女人，受头顶飞机探照灯照射所触动，回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童年。与此同时，在 1939 年至 1940 年期间，她还将过去的点点滴滴收入《往事札记》(A Sketch ofthe Past)的开篇部分，以此“从罗杰传记的书写工作中暂得小憩”。她写道:“眼下我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了，一部逻辑清晰、表达明确的艺术作品必须要做到环环相扣、依次汇集，完成这样一部作品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无比繁重的。”假如札记的最终成果时断时续，有无数的回旋、中断、重启，那是书籍创作环境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死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降临。从某种角度来说，写回忆录是应对战争的一种迅即、务实的方式:通过珍藏过去的回忆来抵御一切都被爆炸摧毁的可能。伍尔夫“甚至无法肯定还有没有机会把过去的点滴都写下来一一更何况把它们写成书”，同时承认，万一战败，“连能否写书都要存疑。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些记录推进，而不是被困在阴暗的沼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哈里森在论文《科学仪式的渴望》中写道:“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学习一门已经“消亡”的语言可谓趣味无穷，单词之美丽，句法构成之严密，无不令人心醉神迷……第一次在脑海中重新搭建历史过往，令人欣喜无限。”长久以来，女性所能接受的教育无外乎妻子、母亲需要的实用技能。现在能够出于单纯的喜好选择一门学科，几乎称得上是令人大喜过望的突破性举动。哈里森相信“学习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生来被赋予的权利”，所谓某一领域“不适宜女性”学习的言论让她愤懑。幼年时期，一位姨母曾将她的希腊语法书没收，“刻薄地”提醒她,等她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根本用不着这些。这段回忆让哈里森始终无法忘怀:“就因为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就应该永远待在房子里做些分内之事。学习殿堂的大门关闭之时，她清晰地听见了哐当的声音。”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据一名学生回忆，塞耶斯“脸色老自。黄纹似卷角的头发在脑后梳皮圆发髻，夹鼻眼镜的性条总在酵间晃荡，时常穿看一条没有型的黑裙，让人疑心她是不是扔了一半的早餐，总之看上去颇为粗陋笨拙”。塞耶斯浑身散发着古怪的气息，显露了她根本不想在这里的心思。她有时会瘫在长凳上教课，有一次甚至用一把剑在黑板上做指示棒。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据一位纽纳姆学院的学生回忆，简·哈里森曾在某次晚宴上提出，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一个自我最为完整的阶段：有些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攀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峰，此后再没能超越；有些人会沉淀、酝酿，然后在中年之际臻于芳醇；还有些人或许一生都在经历种种失意，直到晚年之际才等到幸福的降临，成为一位“快乐的老太太”。住在梅克伦堡街的简·哈里森在回望漫长一生之时，或许会认为她的那个阶段正是七十多岁时。曾有人问她是否愿意回到年轻的时候，哈里森则指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无法回到年轻的时候，人只经历一次年轻的阶段。你不能把形成今日之你的那个雪球再滚回去：存在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生活。”这一观点与多萝西·L。塞耶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年轻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在这两位女性的人生经历中，二十多岁都是最焦虑、最尴尬的年纪，她理应美丽、理应女性化、理应结婚。这些社会压力在这个年纪达到巅峰，她们选择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时又尚未有任何成就或功业足以证明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等到她年岁渐长，世人才意识到那些知识的积累、经历的丰富使她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将她塑造成了她真正的模样。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萨福写的海伦故事中，这是斯巴达王后自己的要求。她已经有一个丈夫，但是帕里斯来了之后，她选择了更年轻、更健壮、也更英俊的后者。这个观点受到了温和的审查。1906年，当《残篇16》第一次被拼起来时，两名男编辑格伦费尔(Grenfell)和亨特(Hunt)原本只是让海伦对着帕里斯的男性阳刚之美垂涎欲滴，而不是凭着一股冲动，真的跳上他的船。读者很难不注意到，萨福对海伦的描写，反映了斯巴达在古代著名的一妻多夫现象。一妻多夫制（“共有一夫”或有许多男性伴侣）可能是对斯巴达的错觉之一，可能是外人对名声在外的彪悍的斯巴达女孩产生的奇怪误解。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也可能是真的。我们第一次明确听到一妻多夫制是从波利比乌斯(Polybius)那里，出身高贵的波利比乌斯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作家，他记录了一些他认为“传统”的习俗——也就是说，这些习俗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或者还要久远。海伦选择了那个优秀的家伙（帕里斯），萨福可能认为海伦这么做，只是遵照习俗而已，诗人通过阅读当时的斯巴达游记，对此种风俗已经非常了解。《来库古传》(Life of Lycurgus)的作者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斯巴达有一种已经存在了500多年的古老风俗，丈夫允许自己的妻子和适龄的情人匹配，假如她们认为年轻的血液可以使自己的后代更强壮和更有成就的话。假如事实真的如此，而不是后人编造的话，那么萨福可能听说过这种习俗。可能她认为——假如时光倒流——海伦作为一名斯巴达公主，沉迷于一妻多夫制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我们可能还见证了有关海伦的回忆对古代斯巴达产生的影响，这名性格活泼且有婚外情的祖先给了斯巴达女人许多启发。普鲁塔克说她们和海伦一样，时兴一妻多夫制。这并不是说，斯巴达女孩把英俊的小伙子带回家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起源于青铜时代晚期海伦与帕里斯之间真实存在的关系。而是说，鉴于斯巴达与海伦的故事之间的密切联系，她的事迹可...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雨没有下起来，只是空气里若有所待。风是热的。弗兰西丝对贝丽尼斯的话报以微微笑，一种伤人的冷笑。“你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她说，“但这只说明你有多无知。”绿白两色的飞蛾紧张不安，趴在纱网上，外面是个吉怪的夜晚。热风已经停下，空气凝滞得像是固体，你一走动总觉得被牵扯着。偶尔有隆隆的轻雷。这些零散回忆在她混沌的意识中拼凑集合，就像探照灯的光柱交汇于夜空的一架飞机，于是电光石火间她有了某种理解，一种冷冰冰的诧异在心里升起。“我来这儿干什么?”她重复道。她一下子全都想不起来了，最后的回答确实也是实话:“我不知道。”警察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仿佛站在一条长廊的另一 端发问:“你要去哪里?”世界此时那么遥远，远得让弗兰西丝无从想起。她眼里的地球并未像过去那样，分裂、飘零、时速千里。地球如今是巨大、静止而平展的。她和任何地方都隔断了，中间横亘一条深阔的鸿沟，是她无计飞渡或跨越的。关于电影或海军的打算不过是孩子气的空想，永无实现的可能。她再三斟酌，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最小、最丑陋的地方的名字，逃向那里在别人看来还不至于错得太离谱。“花枝。”世界太遥远，她不再有任何办法可以参与其中。与世隔绝的感觉去而复返，她重新回到夏天的惊怕之中——对婚礼的失算将这种惊怕催生为恐惧。曾经一度，就在昨天，遇到的每一个人好像都与她相关相联，他们瞬间就可产生共鸣。弗兰西丝看看葡萄牙人，他还在柜台上跟着点唱机的曲调，弹奏莫须有的钢琴。他身子摇摆，手指在台面上上下跳动，柜台另一端的人不得不用手护住玻璃杯。一曲既终，葡萄牙人交叠双臂抱在胸前。弗兰西丝眯起眼用力看着他，想引他看过来。他是昨天第一个听她说起婚礼的人。但他用掌柜的眼神在店内返巡，漫不经心地从她身上一掠而过，那其中不带丝毫联系的意味。她转向屋内其他人，他们全都一样，都是陌生人。在幽蓝的光影里她有一种古怪的溺水的感觉。最后她盯着警察，他的眼睛也...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从来没有睡得这么久，从来没有睡得这么累。陆文婷觉得好象是从高高的云端摔落下来，跌得浑身疼痛难禁，没有一点力气了。这突然的静卧，四肢休息了，心也静了下来，脑海里几平成了一片空白。 多少年来，她奔波在生活的道路上，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一看走过的路上曾有多少坎可困苦；更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未来的路上还有多少荆棘艰难。如今，肩上的重担卸下了，种种的操劳免去了，似乎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过去的足迹，去探求未来的路。然而，脑子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没有希望，什么也没有。 啊！多么可怕的空白！也许，这只是一个梦，一个痕寞的梦。过去，也曾有过这样的梦，也是这样孤独，这样悲凉…
——谌容《人到中年》
傅家杰不知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唤回她对生的热望。这是他的妻子，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亲人。从那年冬天和她漫游北海，给她念诗，到如今，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她一直是他最亲的人。他不能没有她。他要留住她！　诗！念诗吧！还像当年那样念诗吧！十多年前，是动人的诗句打开了她的心房。今天，再用同样的诗句唤起她最美好的回忆，唤起她对生的欲望和勇气吧！　于是，傅家杰半跪在她床前，含泪念道：我愿意是激流，……　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这诗句，好似惊动了她，她侧过脸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嘴唇动了动。傅家杰挨近她，听懂了她含混不清的话：" 我不能……游了……" 傅家杰忍下眼泪，又念道：我愿意是荒林，……　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林间做窝、鸣叫……　陆文婷又轻轻吐出几个字：" 我……飞不动了……" 傅家杰心痛难忍，但他仍含泪念下去：我愿意是废墟，……　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　这时，陆文婷眼里滚出两行晶莹的泪珠，默默地顺着眼角滴到雪白的枕头上。她又吃力地说：" 我……攀不……上去了！" 傅家杰扑在她身上，像孩子似地哭起来：" 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 他睁开泪眼，呆住了。只见陆文婷的眼光又像以前一样停在一个地方，呆呆地停着，似乎没有听见他的哭声，没有听见他的叫声，对身旁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了。　病房大夫闻声进来，见这情景，对傅家杰说：" 陆大夫身体很弱，你，不要跟她多说话！" 傅家杰就这样无言地守了一个下午。黄昏时，陆文婷好像又好了一些，她把头转向傅家杰，双唇动了动，努力要说什么的样子。　"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你说吧！" 傅家杰攥住她的手哀求道。　她终于说了：" 给园园……买一双白球鞋……""我明天就去买。" 他答着，泪水不自主地滴了下来，他忙用手背擦去。...
——谌容《人到中年》
过去是痛苦的，然而回忆往事似乎又是愉快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一想起过去种种，我就会感到烦恼…说来也怪——尽管不好受，但回忆起来却又似乎是愉快的。甚至过去感到不快的东西，有时令人懊恼的东西，可是在回忆中，却会一扫过去的不快，以一种回味无穷的模样出现在我的想象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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