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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路汽车上乘客稀落,更显得叮叮咣咣。她留意到自己的肩膀,随着车厢的震动而微微抖动,抖动的幅度似乎被意识加强了,在那之前一刻完全是真的。身体酸软松弛。“放任自流”,这个词滑过以后,像是新打开一个空间,几乎是清白的,伴随目光的巡视越来越广大,轻松而且完全干净,几乎要稳固下来。应该谴责自己么,她犹豫了。如果那松弛是身体“自发的”反应,如果生命内置了重启程序,我能说它是自欺么?想要忘记过去重新焕发,就是通常人们赞美的生命力么?我能说它是无耻的么?那白色空间渐渐散开银色的光亮,初春般的愉悦和生动几乎要贯彻在身体中ー一猝不及防,沮丧和羞耻感汹涌而来,胃里一阵抽搐。第一个意识是眼睛并没有酸一一没有哭的冲动,因此感到欣慰,似乎可以证明这不是表演、是真的一一意识之下的变形是另外一回事。监控不知不觉又中断了。汽车停下又启动,身体前倾、又向椅背砸去。她回过神来,试图追忆刚刚过去的茫茫一片,只觉得灰心疲惫。半天只有一个句子,像一根绳子从混沌中递出来一我到底是轻松还是沮丧,难道是一分为二?果然就看见一个房间隔开两半,半浑浊灰暗,半清新空白。她知道这是语言的创造,才能如此清晰一一有力?但是在几乎被语言抽干的空虚中,她觉得差不多可以认为那黑白分明就是真的。如果接受这种描述呢?就能变成真的么?什么算真的?还是我根本就在玩不可知论的游戏?她像是忽然想到,又隐隐明白自己在语言的河网中不止一次泛舟路过此地但是并未留意并未真的凝神去体会,她想到一一也许意识本身就是真实。意识不只是(对“真实”的)观察,语言也不只是描述,它们内在的格式,它们在长期的内外反馈中形成的价值偏好,也许都应该被接受为动力之源一一与本能相对应,比本能更容易把握?二分法是粗暴的,意识与本能应该是彼此联结、合作一一是不是在搅浑水?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高速的运转和近乎愉快的心情,几乎力不从心地继续想到:比如此刻,我可以选择接受鉴定结果,认为内...
——刘天昭《无中生有》
我怀疑这种动机可能是普遍的,就是受了现成的戏剧套路的暗示甚至压迫而去做一件事,那个东西它代替了本能代替了自己的意愿,我觉得我的本能如果真的有的话也早就被压抑的非常孱弱或者面目模糊了,或者说我的意愿总是带着对这意愿的恐惧同时出现堵车似的互相遮挡总是要过去很久才能慢慢看清楚,我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叙述说得跟真的一样反正总之吧我在现场总是搞不清自己到底想要干吗所以这时候有个现成的戏剧的套路在那儿等着就肯定会受诱惑的,但是我的问题是我始终能意识到这个动机始终知道这行为是有表演性的所以总是演不好你知道么。三娜继续说,可能一个很普遍广大的事实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一对一的因果,而且几乎永远真正的原因跟人们自己以为的并不一样,就不要说人们讲出来的那个原因了。因果真的没有这么简单,观众我是说你啊作为观众也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观看和理解。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也怀疑自己是被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那种意愿支配扭曲但是我真的是自己心里没有过纯洁美好的感情也从来不记得天真过,我不知道天真是啥是指无意识么无意识到底有啥好赞美的。
——刘天昭《无中生有》
性别先行的思维也印刻在庞大的针对女性的性化词汇中,比如“ho”(妓女)、“tramp”(淫妇)、“skank”(粗鄙丑女,心机婊)一详见第一章的内容一 而这些词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男性版本。即便是那些褒义的强性别倾向的语言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需想想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基于性别的夸赞就知道了。“对小男孩的赞美通常是‘smart'(伶俐)、‘clever’(聪明)这样的词,”卡梅伦说道,“而对小女孩,人们大多会夸她们‘pretty'(漂亮)、‘cute’(可爱)。”这种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夸我的两只猫时也说了同样的话:“good boy”(好小伙)和“pretty girl'”(漂亮姑娘)。这种用词差异往往会影响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会持续许多年一当然,这样叫猫大概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性别先行的思维也印刻在庞大的针对女性的性化词汇中,比如“ho”(妓女)、“tramp”(淫妇)“skank”(粗鄙丑女,心机婊),而这些词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男性版本。即便是那些褒义的强性别倾向的语言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需想想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基于性别的夸赞就知道了。“对小男孩的赞美通常是‘smart'(伶俐)、‘clever’(聪明)这样的词,”卡梅伦说道,“而对小女孩,人们大多会夸她们‘pretty(漂亮)、‘cute'(可爱)。”这种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夸我的两只猫时也说了同样的话:“good boy'”(好小伙)和“pretty girl”(漂亮姑娘)。这种用词差异往往会影响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会持续许多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雪芹十年辛苦,呕心沥血为写贾宝玉而奋斗了一生,然而他在全书中对宝玉全用贬笔,几乎没有几句是说他好的话!他为何不去正面歌颂赞美宝玉,反而处处出以讥贬嘲谤之辞?这个特异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应当引起极大注意,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上应当有所研析阐述才是。而不应视而不见,置而不论。
——周汝昌《红楼小讲》
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入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况》同样关注行动的危险,关注由行动的自发性所引起、目前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无限过程。当然,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助的动物:我们能从事下一步的行动,主动打破这类过程,并通过约定来控制它们。但是在控制那些由于莽撞地对自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过程时,除了要面对物理上的困难外,还要注意复数性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就能带来巨大的权力:但是复数的人之间的同意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更无法避免其他行动者的自发破坏行为。 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之际,我们所能做的一个可靠预测就是,尽管过程的运动一直在持续,开放的未来仍将成为无数人自发行动的舞台,这些自发行动远非我们当前所能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也不算轻人的境况率:未来读者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思想食粮和讨论领域,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断发掘和发展出不同的线索与主题。那将最适合阿伦特不过。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所说的: 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 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阿伦特认为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让行动变得可预测,但她强调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总是存在着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 性,从而打破表面上冷酷无情的过程或把政治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行动本身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或让不可预见的未来变得安全。只有人类宽恕或承诺的能力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只是部分地解决。报复过去的错误只会激起进一步的报复,而宽恕能打破这个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链条,近年来南非种族之间为和解所作出的努力,就是阿伦特观点的一个感人例证。不过,如她所说的,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另外,这一解除行动所引发的结束链条的办法只对人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有效,不能通过宽恕来矫正那类引爆核反应或引起种族灭绝的“对自然采取的行动”(action into nature)。 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主动性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人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它是从置于我们之间的世界空间的距离中产生出的对他人的敬意,这种敬意与我们赞美的品质或高度敬仰的业绩无关。从而,尊重在现代的丧失,或认为只对我们赞美或敬仰的人存有尊重的看法,构成 了公共和社会生活不断加剧的去个性化的一个清晰的表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笑够了以后,就接受了这个信息: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只是“助产士”;如果想要听赞美,就得自己去生孩子。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只是“助产士”;如果想要听赞美,就得自己去生孩子。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一幅素描的好坏取决于画家的专注和尊重,而非精巧,也就是说,艺术家必须沉浸于他所观察的事物之中,用尽最大能力探寻研究对象的真实本性。 而这样的探寻过程,对象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是主观想法投射到对象上,想想戈雅'的《战争的灾难》和他的斗牛系列你就会明白。要将一张白纸变成艺术品以吸引别人的注意,能感动自己和他人,或者给予自己或别人快乐,这确实需要天赋。想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理解色彩,对形状有创造力,这些都不是寻常的能力,此外最首要的,是你必须严肃地看待自己。只有非常高傲的人能够仅用单一色彩或两三种色彩就完成大量画作,并不让人感觉极度单调。这就是非写实作品能以一种荒诞感打动我的原因,还有一些种类的艺术品,如同很好的室内装饰品,会让人觉得舒服,但我却觉得,这些作品没有抓住实质,完全比不上那些能探寻、提问、赞美或抨击某个主题的作品。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尽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朵或果实看起来差异很大,但依然属于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 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或尽量补偿自己。这个办法也许不值得赞美,但我觉得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或尽量补偿自己。这个办法也许不值得赞美,但我觉得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否则的话,责任如此不受欢迎,怎么还会这么不费力就和爱绑在了一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第二条路。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或尽量补偿自己。这个办法也许不值得赞美,但我觉得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来说明,尽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朵或果实看起来差异很大,但依然属于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否则的话,责任如此不受欢迎,怎么还会这么不费力就和爱绑在了一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第二条路。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或尽量补偿自己。这个办法也许不值得赞美,但我觉得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晴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如我书中所写,即使如此,却只有深圳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些老年人。他们都在用“工作”,来为自己赚取养老钱,获得一份摇摇晃晃的安全感。与在工地上有明确的“清退令”不同,保洁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隐性的,有腾挪空间,可以协商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超龄”老人加入保洁队伍,深圳保洁员的生存缝隙在不断被压缩。我所认识的这些保洁员,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在身体还能动的时候,让自己有“工”可做,不至于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寻找机会,明确知道深圳只是赚钱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是总在城市的边缘处。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我们。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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