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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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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德克利特到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反复读到政治是一种技术（ techne），属于技艺的一种，可以比作医疗或航海之类的活动的时候，关于言行作为纯粹实现活动的看法，听起来就更像是希腊前哲学经验的微弱回声。在希腊前哲学经验中，政治如同舞蹈者或演戏者的表演样，“产物”就是表演行为本身。行动和言说仅在于实现，从而是政治领城中最高级的活动。因此，当我们听到现代，特别是现代早期以奇特而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言行所作的评价时，我们就可以衡量得出在行动和言说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亚当・斯密把所有本质上是表演性的活动一例如军事职业，“牧师、律师、医生和歌剧演唱者”一统统归为“贱役”，最低级和最无生产性的“劳动”时，就暗含了对行动和言说的关键贬低。因为正是这些职业—一医疗、吹笛、演戏一一为古代人思考最高级、最伟大的活动，提供了范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此处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企图定义人的本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终结于构造出某个神，哲学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图以来，这个神已经被思辨为某种关于人的柏拉图式理念)。当然，神圣者的哲学概念被揭露为不过是人的能力和性质的概念化产物，并不是一个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辩护；但是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对“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怀疑的目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行动向制造转化的模式是多么地一贯和成功，从整个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所用的术语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实，政治理论和思想如果不使用手段和目的范畴，并以工具性来思考的话，就几乎不可能讨论问题。也许更令人信服的是，所有现代语言中流行的谚语都异口同声地建议我们，“谁要达到目的，也就必须追求手段”，“不打碎鸡蛋就无法做煎蛋饼”。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可允许的，对追求某些被定位为目标的东西来说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内在危险后果的第一代人。然而，只靠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例如不是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来摆脱这个陈旧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些限制条件要么把某一个道德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其喋喋不休的训诚恰恰证明它并非理所当然的，要么正好被它使用的语言和类比所挫败。因为说目的并不能证明所有手段正确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目的之定义就在于它为手段提供了辩护；自相矛盾暗示了困难的存在，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就无法令人信服。只要我们相信在政治领城里我们是在跟目的和手段打交道，我们就无法防止任何人用一切手段追求他所认定的目的。以制作代替行动和同时把政治贬低为达到一个据说是“更高”目的的手段——在古代通常是保护好人免受坏人统治的手段，特别是保护哲学家安全的手段，在中世纪则是拯救灵魂的手段，而在现代是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手段，这种作法跟政治哲学的传统一样古老。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从而克服了传统持有的对整个制作领域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怀疑。不过，就这同个传统排斥了行动（确实是暗中进行的，但同样有效），从而被迫根据制作来解释行动而言，它虽对制作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却为政治哲学引入了某种现代仍可依赖的思维模式和趋势。在此方面，现代并没有颠覆传统，不过是让传统摆脱了妨碍它公开宣称，工匠的工作要高于...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一旦想说某人是谁，我们的语言就把我们引向了说某人是什么的歧途，我们纠缠在对他和其他人都必定同样具有的一些属性的描述上；我们开始在语词的陈旧意义上描述某种类型或性格，结果抓不住他独有的个性。这种挫败最直接地关系到哲学上著名的关于人的定义的不可能性，即所有定义都是对人是什么的确定和解释，从而是对他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属性的确定和解释，但是他特殊的差异只有通过对他是“谁”的确定才能发现。除了哲学上的困难外，试图用语词来凝固某人活生生的本质(它表现在流动的言和行中)的不可能性，还与我们主要作为言说和行动的存在者，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人类事务领域大有关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是惊奇征服了人，把人抛入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通过有意识的休止一切活动、停止制造活动，才能达到沉思状态。如果阅读中世纪关于描写沉思的欢乐和喜悦的文献就会发现，哲学家们都想要证实的是，技艺人留神谛听，一听到召唤，就会垂下双臂，最终认识到他最大的渴望是对永恒和不朽的渴望，这个渴望不可能在他的作为中实现，而只能在他意识到美和永恒无法被制造的时候才会实现。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无言的惊奇（作为哲学的开端和终结）以及哲学家对永恒的爱，和工匠对于水恒和不朽的渴望，相互渗透到了几乎无法分辦的程度。不过，哲学家无言的惊奇似乎只是为少数人保留的经验，而工匠对沉思的一瞥则能为多数人所了解，正是这个事实更为倾向于支持来自技艺人经验的沉思。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倾向，他喜欢从制作领域中举例，因为这些例子更接近于一般人的经验。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这种倾向性就更为强烈，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某种方式的沉思和冥想。（2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世界异化的极端程度，已经扩张到了最世界性的人类活动，扩张到了工作和对象化，扩张到了事物的制作和世界的建造，这个事实比起沉思和行动、思和行的简单倒转来说，更尖锐地显示出了现代态度和价值判断与传统态度和价值判断的区别。现代与沉思的决裂，不是随着作为制造者的人的地位上升到了先前由作为沉思者的人所占据的地位而达到顶点的，而是随着过程概念被引入制造活动而达到顶点的。与之相比，积极生活内部令人瞩目的新等级秩序（制作现在占据了从前由政治行动所占据的地位）也变得无足轻重了。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就注意到，从政治哲学的开端处，哲学家们对政治，特别是对行动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就已经排除了行动高于制作的等级秩序，虽然这一点在那时还是隐而不显的。（23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哲学家对人有一个身体的状况的憎恨由来已久，但它并不等于古代对于生命必需性的蔑视；受制于必需性只是身体存在的一个方面，而一旦摆脱这种必需性，身体就能成为希腊人称之为美的纯粹显现。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除了憎恨人被身体需求所强制外，还加上了对任何一种运动的憎恨。因为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哲学家生活在纯粹的宁静当中，惟独他的身体定居于城邦。这就是最早把那些耽于政务的人谴责为好管闲事者的起源。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具有误导性。。。因为，这样的人不存在，是“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居住于世界”。。。把政治考虑为制作：a.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b.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其实，从柏拉图：a.拒绝雅典民主制，b.制定他的理想城邦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的书写，就有系统的忽略了——人最显著的政治属性——即人是复数的——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他们不适合成为整齐划一的试验模型，除非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言说1这和行动者作为不可替代的“谁”的展现，虽然清楚可见，却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无法把握的性质，这种性质挫败了所有旨在通往明确语言表述的努力。我们一旦想说某人是谁，我们的语言就把我们引向了说某人是什么的歧途，我们纠缠在对他和其他人都必定同样具有的一些属性的描述上；我们开始在词语的陈旧意义上描述某种类型或性格，结果抓不住他独有的个性。这种挫败最直接地关系到哲学上著名的关于人的定义的不可能性，即所有定义都是对认识什么的确定和解释，从而使对他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属性的确定和解释，但是他的特殊的差异只有通过对他是“谁”的确定才能发现。除了哲学上的困难之外，试图用词语来凝固某人活生生的本质（它表现在流动的言和行中）的不可能性，还与我们首要作为言说和行动的存在者，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人类事务领域大有关系。这个领域原则上排除了我们控制人类事务的能力，我们不能像控制那些由于被我们所命名，从而其本性为我们所掌握的事物那样，来控制它们。关键在于这个“谁”的显示方式，与古代神谕著名的显示方式一样是不可靠的，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神谕“在话语中既不显示也不隐藏，但给出了明显迹象”。这样一种基本的不确定因素，不仅存在于一切政治事务当中，而且存在于所有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不受中间事务稳定化、凝固化影响的事情当中。 …… 严格来说，人类事务的领域由人际关系网组成，这个网络存在于任何人们一起生活的地方。经由言说对“谁”的彰显，和经由行动的开端启新，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到这个业已存在的网络之中并遭受到其直接后果。言与行一起发动了一个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并独一无二地影响到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生活故事。由于这个业已存在的人类关系之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所以行动从来都达不到它的目标；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媒介，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工具和器械决定了一切制作和制造活动，也为技艺人带来了关于工具性的最基本体验。在这里确实不仅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而且目的还创造和组织了手段。目的证明了对自然施加暴力以获得材料的正当性，正如木材证明了砍伐树木的正当性，桌子证明了破坏木材的正当性。因为目的产品，工具器械才被设计和发明出来，同样的目的产品也组织着工作过程本身，决定了所需的专业人才、合作程度、助手的数量等等。在工作过程中，每个东西都仅仅是以它对于所欲目的的适用性和有用性来判断的。同样的手段和目的标准也适用于产品本身。尽管产品对于它的生产手段和制作过程来说是一个目的，它却从来不是所谓的目的本身，至少只要它还作为适用对象，就不是目的本身。……制作活动内在效用性标准的困难在于，它所依赖的手段和目的更像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每个目的在其他情境中都再次被用作手段。换言之，在一个严格功利主义的世界里，所有目的都注定是暂时的，很快会转化为下一步目的的手段。这种内在于所有前后一贯的功利主义和最出色的技艺人哲学中的困难，在理论上可以诊断为天生没有能力理解效用和意义的区别……因此，在技艺人社会中弥漫的有用性理想，如同在劳动者社会中流行的舒适理想或统治商业社会的获利理想一样，实际上不再是一个效用的问题，而是一个意义的问题。技艺人以“为了什么”（in order to）来判断任何事，做任何事，恰恰是一般的“为什么的缘故”（for the sake of）。有用性理想本身，就像其他社会的理想一样，不再被看做是为了得到其他什么东西而需要的东西，它简单地拒绝了关于它自身的用处是什么的进一步追问。显然没有人能会带莱辛（Lessing）曾经想他同时代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提出的问题：“那么用处的用处是什么？”功利主义的困难在于它陷入了手段和目的的无穷链条，而不能达到某个能证明手段——目的的范畴，即公里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制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对我自己成了一个问题” （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我们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资格确信，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换言之，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它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 “什么”(what) -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z]这里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认识我们自己（就我们是有机生物种群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这一有限范围而言），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确实是她的目的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任务是为未来提供一幅蓝图，或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主动性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而且更鲜明地体现在他堂而皇之地把统治原则贯彻到人与他自身的交往当中。在柏拉图和西方贵族统治的传统中，适于统治他人的最高标准是统治自我的能力。正如哲学王支配城邦一样，灵魂支配身体，理性支配激情。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制作在哲学中受到偏爱的原因，并非我们前面提到的，由于政治上引起的对行动的怀疑，而是出自一个哲学上更有力的原因，就是沉思和制作有一种更内在的相似性，而不像沉思和行动那样处于彼此毫不含糊的对立关系。 …… “理论”，实际上只是表示“惊异”（thaumazein）的另一个词，哲学家最终达到的对真理的静观，就是他开始哲学时纯粹无言的惊奇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任何情况下，疼痛以及相伴随的摆脱疼痛的经验，是唯一让我们离开世界如此遥远的感觉经验，它们甚至不包含对任何世界之物的体验。被一把剑刺伤或被一根羽毛痒痒所引起的疼痛，的确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这个剑或羽毛的性质，甚至不会告诉我们这把剑或羽毛是否在世界上存在。只有对人类充分经验世界的能力不可抗拒的怀疑——这种怀疑是现代哲学的根源——才能解释这一奇特甚至荒谬的选择：用疼痛或痒痒这些明显妨碍我们单位感觉正常运作的现象，作为所有感觉经验的实例，并从它们中得出＂第二性＂的质，乃至＂第一性＂的质的主观性。如果除了这些身体本身的感觉，我们就没有其他感觉经验的话，那么不仅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是可怀疑的，而且我们甚至根本不会有对世界的任何概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可是，即使饥饿之类的需求处于同情的奇迹而被他人分担，其脆弱的程度也不足以使它们建立起任何一个类似共同世界那样稳固和持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现代世界缺乏对诗和哲学的公众赞赏，而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的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被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种渴望在哲学家的自我理解上得到了辩护，他们甚至证明了沉思这种所有生活方式中最自由的生活，也仍然维系和受制于必然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然而，莱辛却为一件曾令哲学家们(至少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非常苦恼的事情而感到欣喜，这件事就是：真理一经说出，它就立刻转化为许多意见中的一条，于是便被人争论，被人重构，被人简化为谈话中的一个主题。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一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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