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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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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还有倾心喜爱的热情。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大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里,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和哲学,什么也没干。不论是男演员还是乐队指挥,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谁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像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必须结束我的大学生活,戴上一顶哲学博士帽回家。也就是说,现在我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在几个月之内把大学四年的教材通通看一遍,而这是那些规矩的大学生几乎用了四年才完成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所以,他们已经融化在其他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了,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没有共同语言了。可是现在他们就像街上的垃圾一样被人扫在一起,又被赶到一起来了。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豪华住宅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的哭灵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上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间,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贤哲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民族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也有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也有非法之徒。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大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而无法确定自己该属于哪个民族的人,还有改宗教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以来第一次,又有人把犹太人自己早已觉得不再存在的共性重新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从《出埃及记》开始就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比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当时颇遭非议的尼采时,突然会从我们中间冒出一个人来,带着故作姿态的高人一筹的神气说:“不过就自我主义思想而言,齐克加德〔1)还超过他呢。”于是我们立刻就会急躁地自问:“某某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齐克加德是谁呢?”我们就会在第二天拥进图书馆,去找这位不知所踪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别人知道的稀罕事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丢人现眼。我们的热情恰恰是要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未被人们广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古怪、最不寻常的事一尤其是我们一本正经的日报的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的事一这种热情在我自己身上曾持续了许多年。我们的特殊爱好,就是要去认识那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他们现在是用相当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所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精神的涤净”。整个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缝;整个国家彷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后方是安居在家的闲人们的世界,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显得越来越分明了。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青年人幼稚,爱显摆,像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一样,竭力去争第一。我们也想用最新的知识超过别人,所以我们竞相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比如说,当我们讨论时有人提起尼采,突然从我们这些人中间冒出一人,带着故作姿态高人一等的神气说:“不过就自由思想而言,克尔恺郭尔还超过他(尼采)呢。”听了这话,我们感到惊奇不安。“克尔恺郭尔是何许人,为何只有他知道,而我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我们全都挤进图书馆,去追踪这位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事,我们若不知道,这就是一种自我贬低。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于是我最后决定选择哲学专业,或者按照我们旧的概念范畴不妨说我选择了“严密的”哲学。然而这实在不是出自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很差。我的思想无不是从具体的对象、事件和人物形象发展而来。一切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但是哲学中那种纯物质的领域则毕竞极为有限,因此去听这种“严密”的哲学课程或参加讨论倒是最容易混过去。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大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里,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和哲学,什么也没干。不论是男演员还是乐队指挥,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谁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像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后来的改定稿就是从那些初稿中逐新形成的。收藏一切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那些底稿——那些反复修改的原稿,也可以说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是我收藏名人手迹的第二阶段,也是更有意识的阶段。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因而他在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彻底挖掘了“地缘政治学”的内容,让它充分为自己的目标效力。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他们能将彻头彻尾的自私权力本能包裹上一层意识形态和准道德的遮羞布。他们使用“生存空间”这个概念,给赤裸裸的侵略意图披上一件哲学的外衣。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且有倾心喜爱的热情,因为我们激起热情的能力没有止境。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没有干别的。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会像星辰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里。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没有干别的。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会像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里。我们每天交换自己的作品,互相指出被疏忽的不足之处,讨论每一个韵律的细节。… 我们早已互相展开批评,要求之严格、审查之细微、见解之内行,是我们那些大型日报上的官方文学评论权威对待古典大师们的作品所未曾有过的。由于我们一味热衷于此,到了中学的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判断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那些著名的专业评论家了。(64)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69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可是现在他们就像街上的垃圾一样被人扫在一起,又被赶到一起来了。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豪华住宅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的哭灵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上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间,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贤哲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民族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也有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也有非法之徒。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大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而无法确定自己该属于哪个民族的人,还有改宗教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他们能将彻头彻尾的自私权力本能包裹上一层意识形态和准道德的遮羞布。他们使用“生存空间”这个概念,给赤裸裸的侵略意图披上一件哲学的外衣。这个关键词因为其可定义性含糊不清而显得 无大妨碍,但是,任何形式上的,哪怕是那种最蛮不讲理的兼并,也可以借助这个关键词得到辩护,来表明它们在伦理上和民族学意义上的必 要性。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一用一些外来的风俗、艺术、哲学、宗教和科学将自己填得满满的,以致都要溢出来了,才变得值得一看。我们是一些会走路的百科全书...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1986年到1987年,西德知识分子就大屠杀和德国过去展开论战,即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争”。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与保守派学者恩斯特·诺尔特的辩论中提出,大屠杀具有“独一性”(singularity),把它与其他地方发生的罪行(譬如保守派提及的古拉格)相提并论,是在淡化纳粹罪行,而作为德国人,过去永远不应该过去,不能再从历史中去寻找民族认同,不论历史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感受,他们唯一需要认同的是自由和法律。
——杨潇《另一个国度》
要改革中国,就必须在品格方面追根溯源,良知就必须得到实际上的推崇,不能再像一代又ー代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当代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很好地表述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般的低劣本能变成黄金一般的高贵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即对普通民众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真实的;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虚妄的;而对于官僚们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有用的。中国皇帝也和古罗马皇帝一样,都同时可以说是“一个高级教士,又是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造成中华帝国陷入这样一种境地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学。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公允地说,中国人确实常常处于内心意念与外在言行不一致的状态,但是表里不一的特性并不能简单地与虚伪特性划上等号。中国式的表里不一是一种含蓄的智慧的表达方式,西方人并不能理解。中国人表里不一与外圆内方的生活哲学有关。“外圆”,即圆融变通、拿捏分寸;“内方”,即内心正直、有原则。所以,只要内心正直、拿捏分寸,如何“隐藏内心意念”只是方式、手段。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要改革中国,就必须在品格方面追根溯源,良知就必须得到实际上的推崇,不能再像一代又ー代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当代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很好地表述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般的低劣本能变成黄金一般的高贵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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