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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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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全世界医学院文献中性别偏见的研究发现,即使在看似客观的教材中,男性的身体——就像男性的说话方式一样——向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常态,而女性身上经常出现的症状却很少被关注,甚至完全被忽略。以心脏病为例,它是2015年美国女性的头号死亡原因,比癌症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心脏病致死人数中有超过一半是女性,而男性患者却更有可能被诊断出来。为什么?这是由于医学教科书和论文大多不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在内,而女性患有心脏病时的症状通常与男性患者不同,比如女性患者会感到恶心和颈部不适,而男患者感到的是胸痛。这导致许多医生根本不知道如何识别、诊治女性心脏病患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害怕的不是死亡。她低头凝望着死亡的黑洞,多少次想纵身跃下,一了百了。事实上,这个念头对她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伊夫琳永远也忘不了那间灰色水泥墙的无菌重症监护候诊室,她在里面度过好几个星期,跟在里面等待的其他人一样既害怕,又困惑。大家知道,自己的亲人正躺在走廊尽头一间见不到阳光的冰冷房间里等待死亡。大家萍水相逢,聚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共度可能是他们此生最私密也最痛苦的时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没有礼仪规范。没有人让他们为经受此等考验做好准备。这群可怜人像伊夫琳一样害怕,却竭力做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聊着日常琐事,明明吓得魂不守舍,却假装一切如常。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以前,在漫漫长夜,伊夫琳汗涔涔地醒来,心中满怀忧惧,死亡、插管和癌细胞肆意蔓延的情景让她苦不堪言。埃德就睡在她身边,她想大声呼救。可她只是静静地躺在内心深处暗无天日的深渊里,直到天亮。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不,她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她的生活,它日复一日地让她回想起那间灰扑扑的重症监护候室。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真有意思,伊夫琳心里想。因为认识了特雷德古德太太,她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衰老与死亡,死亡似乎并不遥远。比如今天,特雷德古德太太与她仿佛只隔着一道门而已。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不,她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她的生活,它日复一日地让她回想起那间灰扑扑的重症监护候诊室。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她竟然想好了用什么方法自杀。用一颗银白色的子弹。圆润光滑,像一杯冰凉的蓝色马提尼酒。她会在动手前把枪在冰箱里冷藏数个小时,当子弹击中她的脑袋时,她会感到冷酷冰爽。她似乎感觉到冰冷的子弹穿透滚烫、混乱的大脑,把痛苦一劳永逸地冰封。枪声将是她在世间听到的最后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空无。也许万籁无声,只有鸟儿在清澈凉爽的半空中飞翔。在离地很远的高空。有甜美纯净的自由气息。不,她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她的生活,它日复一日地让她回想起那间灰扑扑的重症监护候诊室。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一个命中注定要成为诗人和英雄,因而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其悲剧在于甚至连爱他的人也不理解他。他们总想改变他的命运与角色,比如试图用温柔的体贴,舒适的诱惑,以及在理所应当的休息中对胜利的幻想来安慰他,拯救他。事实上,爱他的人并不希望把他交给死亡,恰好相反,他想挽救他的生命。为了稍微延长一点他在人世间的时间,爱他的人会不惜动用武器,施展伎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其他人比我更理解你了,没有其他人比我更希望把你从你的命运与角色中拯救出来了。尤其是我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明白,接受挑战就是你的面包,不断冒险就是你的饮料。没有这种面包和饮料,你就会像缺乏阳光和水的树木一样,日渐枯萎。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这是你第一次对我说:真正的炸弹是思想,任何蠢货都能扣动扳机,点燃导火线,让两个人毙命,甚至杀死一个暴君。我无比惊讶地看着你。你是何时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的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得出了这个与你的性格截然相反的结论的呢?难道是那两个人的死亡?是你遭到了你那人数少得可怜的军队的反对?或者是这些事件埋下的种子在你的内心深处突然萌发什么东西了?如果你真的能够开始思索,真的能够形成直觉,那些直到今天你都只能通过简短的句子或诗来表达的直觉,那该是一个多么大的胜利啊!如果你真的能够成功地面对事实,那该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恩赐啊!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不对,是射击场,是处决死刑犯的地方。他们本来应该在那儿枪毙我,让我背靠那堵墙。”你停顿了一下,“整整五年来,我一直在想,那地方到底什么样?位置在哪里?我知道,只有站在这儿才能俯瞰它的全景。”你又停了一下,“我总在想,它很凄凉吧?很丑陋吧?凄凉!丑陋!见鬼,其实不然。它是个完美、真正完美的命丧之地:前面是莎罗尼科海湾,上面是碧蓝的天空,下面是蔚蓝的大海,雅典清晰可见……瞧,远处的右边是索尼翁角,那儿有一个神庙遗址。遗址的前面是帕帕多普洛斯的别墅——拉科尼西山庄。再远处就是我在那儿埋地雷的小桥,然后是伏里亚格梅尼路,格里法达镇。我的家就在格里法达。左边是比雷埃夫斯港,在比雷埃夫斯港上方,你能看见卫城。谢天谢地!如果我在那儿被枪毙,那么我死后也能看见卫城、我的家和那个我打算在那儿杀死暴君的地方。这应该是一次美妙的死亡,真正美妙的死亡。我失去了一次美妙之死的大好机会。”就仿佛面对卫城、你的家和暗杀暴君的地方而死,是你一直渴望得到的一个美妇人似的,当你正要与之享受云雨之欢时,她却冷冰冰地溜走了。你的脸上有了血色,出现了红晕,嘴唇和耳朵也涨得通红;你的眼睛射出欲望的光芒。或者是懊悔的光芒?我无法劝你离开那里。让我们走,我不断重复说,让我们走吧。可你始终无动于衷,死死盯着那块错失了美妙之死的长方形空地。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早安,我的孩子。你是锚中的锚,链中的链,是欢乐中的欢乐,美酒中的美酒;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我;你是不会死亡的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摆脱黑暗吧,孩子,赶快摆脱黑暗,让我们远走他乡,去一个他们不能找到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儿尽情的玩。痛苦我受够了,斗争我厌倦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海水又变得平静、柔和,回复原状,你的声音淹没在漩涡中。政权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永恒的政权绝不会死亡,仅仅是有时倒了,但终会东山再起。它还会和以前一样,仅仅是颜色不同而已。你清楚地明白,结局必将如此。即使你曾有所怀疑,它也随着你被吸入隧道的另一端、深深吸气的那一刻消失了。所有想要改变世界,推翻大山,想给在绵羊的队伍中牢骚满腹的群氓以发言权与尊严的人,都会被吸入这口深井。比如那些叛逆者,那些被人误解的人,倘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明知要失败的事业而战,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疯狂。然而某一天,那意义重大、具有拯救意义的某一天,当你们正在放弃希望的时候终会到来,当它到来的时候,它会在空气中留下微小的种子,通过种子,花朵会绽放:即使绵羊的队伍中那些牢骚满腹的群氓也会理解这一点。那一天,群氓不再是群氓,而成了一条到处蔓延、狂怒不竭的章鱼。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当你不愿意再战斗的时候,情况就糟了,你就会举起双手,走向死亡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还是关于政权的事情,政权是永恒的,它不会死亡。有时看起来倒了,其实它没有倒;有时看起来变了,其实它没有变。倒的只是它的代表;变的只是它的代言人,以及压迫的数量、压迫的性质。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人类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权上演的一出没完没了的讽刺剧,一些政权被推翻了,但后继的政权仍和以前的政权一模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已得到证明,或将会得到证明。
——奥里亚娜·法拉奇《男人》
真正、纯粹的自由只存在于梦想之中。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梦想。为了追逐这个梦想,哪怕能捕捉到一丝它的影子、能稍加实现,人们都会不懈斗争、尝尽痛苦甚至失去生命。如果不追逐这个梦想,不能够做到笃志不倦;如果因为觉得追寻不存在的事物徒然无功而放弃,那么结果必然是糟糕的。如果没有这个梦想,我们的智慧、创造力、辨别是非的能力也会消失不见;如果没有这个梦想,“尊严”一词将失去它所有的意义,生命也只会沦为一个个毫无区别的自然进程:吃、喝、睡、生育、死亡,如此而已。我们生而为奴,被迫来到世间,辛苦过完一生。然而我不能想象,仅仅因为如此,我们就要听天由命,甘心成为生活的奴隶吗?还有比这更愚蠢、更可怜、更可悲的事吗?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如果一名记者没有敌人、不让人讨厌,生活之中也没有什么麻频(小到像我经常遇到的电话被监听,大到逍受法西斯分子的死亡威助),那他多半不是个好记者。一名好记者绝不应该是个顺从的人,更不会是个无害的人。如果对他或她来说万事顺遂,那意味着他或她一定取悦了政权。我们记者的任务绝不是取悦政权,而是告知大众真相,唤醒大众的政治自觉。这种政治自觉,正是政客们用尽手段,期望永久沉睡下去的。对于记者来说,每一天都如同面临着一个水门事件。 我说水门事件,指的是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行为。谴责、解释、抗议(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和文化行为。文化形成的过程就是政治形成的过程,反之亦然。对大众而言,除了报纸,还有哪里能实现这种双重的形成呢?……我讨厌客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并不相信所谓的客观性。我只相信自己的亲身见闻及感受。无论男女,我们毕竟都已经不是小孩。选择这项职业,就意味着成为战地记者时,要有足够的勇气;采访毛泽东时,不可胆怯腼腆。尽管没有发现相对论,我们也需要足够聪慧;尽管没有取得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或类似学科的学位,我们也要有能力看透某个人的灵魂。我们是英雄。一名记者就如同一位历史学家,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将之真实地记录于笔端。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凡有思考,便有选择;凡有选择,便存在自由。如果说有害怕,也是害怕身体不曾衰弱,因为若想永不衰老,就意味着我们将在年轻时死去。地球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吐出来,吐向空中,吐到大气层的另一边,吐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而不久之后,那个世界会以同样的方式,再把你吐向另一个地方……我一直对尊严格外执着,我曾认为最重要的是活得有尊严,但现在我发现,有比活得有尊严更困难、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带着尊严死去。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每个人都要学习有关死亡的课题)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祖国,什么是祖国,谁的祖国?是奴隶们的,还是那些拥有奴隶的所谓公民的祖国?是迈雷托士[插图]的祖国,还是被自己国家的法律处以死刑的苏格拉底的祖国?还有那些斯巴达人,他们说着和雅典人一样的语言,却和雅典人争斗不休,就像是数千年之后的佛罗伦萨人和锡耶纳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那么到底是谁的祖国,雅典人的还是斯巴达人的?虽然我早就学会了那些关于祖国的词汇:爱国心、国家自豪感、国旗,但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祖国到底是什么。墨索里尼在说祖国,那些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逮捕了我的父亲、虐打他、威胁他“你要是不坦白我们明天就在帕尔特莱枪毙你”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士兵也在说祖国。还有希特勒,还有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巴多格利奥[插图],他们也时刻把祖国挂在嘴边。那意大利是谁的祖国?他们的,还是我的?还有法国人,哪一个是他们的祖国?戴高乐治下的法国还是贝当治下的[插图]?对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和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哪一个又是他们的祖国呢?关于“祖国”这个词,这样的例子我还有很多,人们为了祖国厮杀、死去。我的祖国就是我的世界,可我却无法简单地确认它的风俗、语言和边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国家的边界也随着他们之间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比如那些生活在伊斯特里亚半岛上的人们,直到昨天,他们的祖国还是意大利,他们为它战斗,为它牺牲;可是今天,他们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祖国却叫作南斯拉夫。祖国的概念如同四季流转般不断变化,与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作文题目,不如让我们写一写“自由”这一主题。自由这一概念不会因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不同而改变,每个人都明白它意味着什么。自由意味着尊严,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意味着对压迫的反抗。我们要记得,那些在监狱中、在酷刑下、在纳粹死亡营里死去的人,他们在行刑队前高声呐喊的是“自由万岁”,而非“祖国万岁”……(当时在播客里听到这个作文...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也许你们更应该问我:死亡会让你感到遗憾吗?那么我会回答,是的,非常遗憾。因为即使境遇再糟糕,生命也是美好的:太阳是美好的,绿草是美好的,蓝天也是美好的。还有美味的食物、香甜的饮料、甜蜜的吻…所以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选择流产,任何理由!想象一下,当我还是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时,有人跟我说:“嘿,奥莉娅娜,如果你生下来,长成一个小孩,你会挨饿,还会在六岁的时候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①的焚化炉里,那么你还愿意出生吗?”我会回答:“是的,至少我能活六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看见太阳、绿草、蓝天,感受生命,满足我的好奇心。”所有的一切,甚至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好过一片虚无。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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