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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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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论在什么时空，当我们举目望去，其实到处都充满着苦，仔细推究下去，只有觉悟才能让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会被苦束缚，包括面对生死。

——成庆《人生解忧》

解脱道的生死观我们已经了解，悉达多太子出家修行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他在迦毗罗卫城的三个城门分别看到了老、病、死，产生了“人生皆苦”的深切体会，因此想要通过出家来寻找生命的终极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前面反复谈到，其实他觉悟到的就是一切皆无本质，也就是“无常”或“空”。但是为什么这种认知能让悉达多太子无惧生死？设想一下，我们普通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往往来自某种不确定性，也就是不知道死亡究竟会通向何处，正是这种不确定感使我们不自觉地留恋此生，想要维持和延续所谓的“存在”。但是悉达多太子所觉悟的核心内容其实是，这个“存在”不过是条永无止息的生命之河，它并不是从有走向无，而是随着我们的业力不断地流转循环，也就是所谓的轮回。而在这个无限的循环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具有一种强烈的不自主性，就算我们知道生命会永远延续下去，却无法自主掌握，尤其当生命陷人困境时，我们痛苦万分，却又无能为力。正是因为这种不自主性，所以佛陀才不断地教导众生，要通过觉悟来掌握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在轮回中随波逐流。

——成庆《人生解忧》

所以，尽管许多宗教对于死亡的解释都非常清晰和确定，但并不是每个信仰者都能以如此的态度对待死亡。可见，了解死亡，并不等于你就能真正坦然地面对死亡。

——成庆《人生解忧》

因此，对于现代人而言，如果说佛学能对 “死亡恐惧或“死亡焦虑”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思路，那么就是它从根源上看到“死亡”这一概念的荒谬，而这种荒谬来自人的巨大的“无明”。在真实的生命图景上，我们用“我”的概念切割出和宇宙、自然，乃至其他生命的界限，从而塑造出一种独立和自洽的生命自我想象，这就是“自我意识”的确立。而一旦这种“我执”形成，就一定会触碰到一个无法自洽的难题，也就是，它作为一种变化的生命现象，必定将会有成、住、坏、空的一天，而这个被建构起来的”我”则会立刻抗拒这个赤棵裸的真相，但这种抗拒显然是徒劳的，这自然又会带来生命的缺憾感，也就是所调的“死亡焦虑”

——成庆《人生解忧》

这种对于死亡的禁忌与天真的二元心态，其实也是当下中国人的主流看法。正是这种心态使我们尽量逃避相关的讨论，而且还利用现代消费社会所提供的便利，不断地通过感官欲望的满足来转移这种深层的存在焦虑，也就是所谓的“娱乐至死”。但越是想用欲望的伸张来证明自己存在，也就是所谓的生，其背面就越是显现出对死的畏惧。

——成庆《人生解忧》

“逻辑、哲学、科学…以各种装束行走着的人，很是威仪堂堂。好似穿着大礼服结婚成家，又好似披起盔甲装饰观礼台。但出生时也只是“哇”地喊了一声，跟妻儿亲属说再见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冰凉的手被轻轻一握而已。” 这句话其实就是用死亡的残酷性来应对我们对这种人世风光的贪婪心。

——成庆《人生解忧》

关于死亡，叙述的权力始终在生者身上。我仍然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确。

——李颖迪《逃走的人》

关于死亡，叙述的权力始终在生者身上。我仍然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确

——李颖迪《逃走的人》

我觉得我将要干一辈子农活儿，像村子里的每一个农民一样，像我的阿妈一样，像我的外婆一样，一直干到身体干枯、眼球浑浊，直至死亡。我从未喜欢过农活儿，但也无法厌恶它，至少在一贫如洗的童年中，还有农活儿能支撑我那飘摇的自我认同感，让我觉得我有在做一些“有用的事”，也让我有了一个盼头一“就算不会读书也好，起码靠干农活儿也是可以填饱肚子的”。幸好有这么一个盼头，否则那些因为读不进书而灰心、迷茫、担忧的日子，我该如何独自撑过去呢？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贫穷、疾病、上学难、就医难、霸凌、诈骗、家庭矛盾、集体纠纷、讨薪、强拆、斗殴、车祸、毒品、暴力、死亡…在我心中无解的事，在新闻里也很少有解。人世间的痛苦好像都是相似的，人人都有苦吃，人人都必须吃苦，没有人在真正无优无虑地生活着。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地重要。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梁万生。文哥的儿子。常年在新疆打工，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家。2017年秋天，一天傍晚，万生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父亲给他打电话。他停下车去掏口袋里的电话，就在那一瞬间，一辆疾驰过来的大卡车撞了过来。万生直接被撞飞了。梁庄的人都说非常奇怪，万生并没有站在路里面，新疆的公路虽然窄，但车很少，不会出现车紧擦着人过的现象。可是，那辆大卡车就像专门拐了弯过来，撞到万生身上。文哥在这边还拿着电话，听到那边一记闷响，接着是刺耳的刹车声，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文哥带着几个人，赶到新疆，拿了卡车司机赔偿的几十万元，带着万生的骨灰，回到了梁庄。万生老婆凤玲没有改嫁。如今，万生的儿子已经娶亲，和媳妇一起外出打工，凤玲在家照顾两个孙儿。那笔钱，牢牢地放在存折本上，除了像万生儿子娶老婆、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其他时候，就像它不存在，绝对不打它的主意。万生去世时四十岁。他十五岁出门打工，一年回一次梁庄。在这年前后，梁庄有三个年轻人，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道路，以同样的方式非正常死亡。都是下班或上班，都是被车迎面撞过来，都是老婆孩子还很年轻。梁庄人都说2017年是灾年。

——梁鸿《梁庄十年》

在村庄里，所有的死亡都是死亡，也都是再生。但是，的确，又是真实的死亡。所有的仪式，所有的事物，包括那些在冷冽的天空中闪闪发亮的黑色乌鸦，都在告诉你，你的亲人已经去世。这时，纪念才真正开始。遗忘也真正开始。

——梁鸿《梁庄十年》

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这是我放在文档开头的第一句话。每天打开文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它会让我有那么片刻的停顿，犹疑、思考，也是提醒。这一发问，既是就现实而言，也是就文学而言。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其次，也会把“梁庄”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某一座房屋，某一处花园，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都值得细细道来。但是，好像还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为写作者和生活者的“我”与梁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十年之中，我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

——梁鸿《梁庄十年》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里，我清晣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让你对生命产生敬畏，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梁鸿《梁庄十年》

日常生活里的雪和山，是隔年雪一样冷飕飕的回忆，山一般沉重的死亡的阴翳。是摆脱不掉的隐痛，是不管你看不看，它永远在那里的无法忽视之物。

——张天翼《如雪如山》

回忆，情感，心理印记，这些细节都随着离别被反复升华，死亡是最好的滤镜。

——淮上《破云》

“很好。由此可知，作案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十五分钟之内。我开列了一张清单，包含家里所有人，逐个详查；把他们的名字，他们从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到十点整这段时间内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全都记了下来。”【9:45——10:00 推算的死亡时间】

——阿加莎·克里斯蒂《罗杰疑案》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么光荣呀，伟大呀，天才呀，壮烈呀，博学呀，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行，都不是绝境的对手，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入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遗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史铁生《自由的夜行》

“我以前听一个人说过一段话，那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那个人问我联邦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年代，他的回答是……” “都不是。最悲哀的是你往历史源头望去，你会发现所有的时代都是一模一样的时代，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只是一个所有人挤一起艰难呼吸的泥沼，而一代一代拥有智慧和创造力的人们，就在这片大泥沼中逐渐沉没，然后死亡。”

——猫腻《间客》

他开医院，有一套特别的宣传法，就是登报免费为人照X光，以照肺为限。广告登出来，登记的人动辄达千人之多。他只有一架X光机，每天限二百人，由一个值日医生主理。我有时也到X光室去参观，见到每一个人来照射，都是不用菲林的，只是透视（按：那时菲林已缺乏得很）。每个人照X光的时间不过一分钟，医生就在卡纸上打上了一个橡胶图章，少数说是“肺部正常”，多数都说左肺有病或右肺有病。这样，有病的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登记求治，那时有钱的人极多，即刻住院，于是虹桥疗养院把空置的房间都布置起来作为病房。在这个时候，丁惠康岂止是日进斗金，事实上比一斗黄金还多。这个时候，盘尼西林刚刚发明，价值昂贵，都由跑单帮的人从香港偷带到上海，路途遥远，他们怎样的跑法我也不知道。因为虹桥疗养院用量极大，一个真正有肺病的人，要打上两三个月的盘尼西林针，其代价等于买一座小洋房，因此就有二十多个跑单帮客人，专门为虹桥疗养院来往香港上海，偷带盘尼西林。然而，病人毕竟多，带来的盘尼西林还是不够应用，而且香港做的盘尼西林假货多，上海也有人做，因此丁惠康又想出一个办法来，叫做“人工气胸术”，俗称“打空气针”，就是在肺部患处旁边，打进空气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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