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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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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和“对象”都被认知打造得坚固无比，这时候要忍下来，需要有多大的自制力！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就在你斗气超车时，你降下了车窗，正准备破口大骂，突然发现对方竞然是你多日未见的朋友，此时你是不是转怒为喜，反而觉得，真是好有缘分呀！同样是遇到别车如果是熟人，你可以一笑而过，但如果是陌生人，你往往怒不可遏，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某些时候你能“忍”，某些时候又无法“忍”的情况呢？正如前面讲到“空”的观念时我们解释的那样，之所以会在某些环境之下被触发烦恼情绪，是因为我们不仅把自己，也把对方都认定为某种实有的存在，这就会让自己在这一环境下任由这种情绪不断升级，当然就谈不上忍辱，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的认知就出现了偏差。但如果我们真正体悟到一切事物都是如梦如幻的，虽然我们仍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却不会生出因执着而产生的坚固的对立感。碰到人家别了你的车，你也可以一笑而过，让对方先行。

——成庆《人生解忧》

当这个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的感受和需求时，我们对环境变化的心理承受阈值也变得越来越低。其深层的心理逻辑，就是我们对于“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会习惯性地投射在依着个体执着而显现的“绝对性”标签上，而这背后，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化思维。对“本质化”的认定國固化，个体的“我执”程度也就越深，因为那代表我个对于他人或环境的一种不容更改的认知和要求。

——成庆《人生解忧》

六支瑜伽”，分别是“敛识”，即收摄感官，不去攀援外在的环境；“静虑”，即放松专注；“导引”，即控制呼吸的方法；“守意”，即凝神专注某个对象；“推理”，即觉察观照；而“三摩地”，就是进入禅定境界

——成庆《人生解忧》

尽管开第二个店是我们必须迈出的一步，但我合伙人的意愿却不如我来得迫切。确切来说他认为我太急进了，他反复地劝我要谨慎，建议我们放慢节奏。但我当时无法像他一样平心静气。我每天在商场里待上十二三个小时，切肤地感受着各种压力，情绪很难不受到影响。比如说，一笔生意差点没能谈成，顾客转头光顾了另一家店，这时我会感到懊恼。又比如，从顾客嘴里听到有别的店主在背后诋毁我，这时我会感到愤怒。其实我应该多和顾客培养感情，保持互动，因为顾客是认人不认店的。可我抗拒那么做，因为交际会带给我压力，于是有些顾客就白白地流失了。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忧虑，但无计可施。当我们和其他店撞款时，遇到来比价的顾客，我不知该如何周旋。我在很多方面都很笨拙，同时又心太软，经常毫无必要地让价。其实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意。我讨厌做销售工作，也确实做得很糟糕，但我必须硬着头皮做，于是我越来越感到不安。今天回顾当时的我，可能有点把潜在的危机夸大化了，也就是自己吓自己。但我每天都陷在危机感里，如果不做些什么，根本就安不下心来。我的合伙人不像我那么着急，是因为他没有亲身站在商场里面对种种竞争。他只是每晚看我发给他的营业数据，那只是一些数字，当然不会令他紧张。而我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环境和美德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人难免会被改变。我们有天生的适应力，如果环境不那么美好，我们也会随之变得不那么美好，以更好地适应不好的环境。人改造环境是几代的事，环境改造人却只需片刻。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往往面目相似，然而我们经常意识不到，总觉得只有自己是正确的，甚至是正义的；而别人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我们一边彼此侵占和欺骗，一边互相埋怨和指责。人的可塑性实在可怕。耕牛比人勤劳，吃的是草，干重体力活儿，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少欲寡求，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耕牛高尚，因为它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所以，求知是美德之始，无知者无美德可言。虽然我不喜欢萨特，但有次他这样赞美纪德：只有知道物品价格的给予才是慷慨，只有清楚行动风险的冒险才是勇敢。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和很多动物一样，巴西龟在小的时候更可爱，通体翠绿，几乎没有杂色，像一只全新的玩具一一但比玩具要精致得多一一没有瑕疵，也没被弄脏、褪色或残破。它们的甲壳结构和纹理完全符合实用主义的几何美学一一我的意思是，这是它们亿万年来进化的结果，所有那些不合理、不实用的创意都被时间淘汰了，留下来的毫无疑问是必要和精练的部分。不过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也只能保证它们出产时的完美，随着它们逐渐长大，受到环境的影响，身上的颜色会一天比一天黯淡，同时留下难以洗刷的脏污。它们的甲壳表层会脱落、边缘会收缩和翻起，看起来就像一个胖子套在一件太小的毛衣里。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在下关我不会碰到从前认识的人，而新认识的同事都不了解我，无论在物业部还是在烘焙店，我都是唯一的外省人。很快我就意识到并享受起这一点，身边的人都以为我身上某些奇怪的表现源自我原来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源自我自身。于是他们没有轻率地把我看作一个怪人，而是在脑子里琢磨着那个他们从没去过的省外地方，试图弄明白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外省人和自己有那么多不同之处。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尽管在我心目中，写小说要比写回忆录或自传重要，但这两者并不是风马不接的关系。事实上，我在自传写作中回溯自己的过往时，发现早年经历的一些人、事和环境，当年的自己并没能充分理解和消化，甚至于已经渐渐淡忘。如今我专门把它们回忆和梳理了一道，相当于激活和拓展了那些几被遗忘的经验。此外，当我以一种在日常中因为疲惫、麻木和厌倦等原因而无法达到的专注程度去观照那些生活内容时，我发现它们散发出我未曾预料到的光——这其实就是一个深入自我、认识自我、拓展自我的过程，它必然对我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创作都有所促进。我认为对于小说这门艺术来说，重要的不是技术和方法，而是个人感知中审美性的特质和境界。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有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妹，才十八九岁，是组里最年轻的人之一。她个子很瘦小，力气不大，动作也不快，甚至可以说稍有点儿迟钝。她经常在流水线上拖大家后腿，迫使别人援助她，有时甚至要把传送带停下来。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在组里没有任何谈得来的朋友。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讨厌她，给她起难听的花名，当面取笑她，对她随意地呵斥。换了我的话，在这种环境里是无法坚持的。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要坚韧，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反正她坚持了相当久，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当时对这些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很感兴惫，因为他们描写的生活和情感在我心上有共鸣。这可能是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等征服全球的结果：人们的生活经验普遍地同质化了。随着读的文学作品增多，我对现实则感觉越来越疏离。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当然，我不能把失败的原因都推到外部环境上。只是我也没必要寻求别人的认同。我应该做我喜欢和擅长的事，比如说写作。显然，在这段时期的我看来，现实世界有多贫瘠，精神世界就有多丰饶。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不想和搭档闹翻，不想难看地和他争执、讨价还价。但我也不喜欢和占我便宜的人共事。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其实在当时我就已经察觉到，工作中的处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令我变得更急躁、易怒，更没有责任心，总之做不到原本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也不想做到了。这些改变有时会让我觉得痛快，我痛快的时候就不太能感觉到烦躁和不满。比如有次我骂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我很少骂人，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可是现在回过头看，我对他当时的做法多了一些理解。比如说，他和我都是自己到D公司应聘的，在公司里不认识人，加上我们几乎同时入职，在很多方面都有一致的对外立场和利害关系，我们结盟的话对彼此都有利。在一个新环境里单打独斗是有风险的，运气不好就会像上面那个小妹一样被孤立。而他在第一天见到我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反倒是我懵懵懂懂，始终没理解他的用意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几乎所有人都讨厌她，给她起难听的花名，当面取笑她，对她随意地呵斥。换了我的话，在这种环境里是无法坚持的。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要坚韧，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反正她坚持了相当久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干活儿很好，在这种人际环境里我感觉很舒适。可是当我有事情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先腼腆地笑笑，然后讪讪地回答——其实他们并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由此我想到，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对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来说，尽管每年的农务受到二十四节气的限制，但他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由。农闲的时候和亲朋打打牌，农忙的时候忙完一天的农活儿，晚上回家喝点儿小酒，感觉惬意且满足，仿佛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可是文化水平越高，思维和意识越复杂，人就越难在工作中感觉到自由。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的精神多样性之上。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即，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日子开始过得轻松和惬意后，我试着和客户们相处得更好——尽管开始得有点儿晚，因为我即将要和他们告别了。对一些客户我是怀有感情的，虽然还算不上是朋友，因为我们对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仅仅是业务关系，我觉得我参与和见证了他们的部分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宠物、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会上的消费内容，等等。我尝试带着玩耍的心情，当然是善意地，用谦卑得过分的口吻和他们说话。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问他们几点回来，假如我等不了，我就说：“没有关系，我下班后给您顺路带过来吧。”实际上我并不顺路，我下班回家不经过所有我工作的小区。我专程多跑一趟，仅仅因为我心情好、时间充裕，还有些好奇：假如我不计成本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受宠若惊吗？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就如毛姆所说，并不是每个人在不用为温饱奔忙后，依然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是曾经艰难甚至残酷的年代迫使我们变得可悲地单调和狭隘，但如今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消费主义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囚禁却始终存在，我们只是看似更自由了而已。而且，相比于限制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向你灌输你需要些什么并给你途径去实现，无疑是更牢固和持久的促成社会稳定的手段。但这其实仍然是奴役人的方式。而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个人自我实现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工作。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只有在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上，双方才能看清楚彼此是否适合，从而减少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没合作多久就“分手”的情况。实际上试工的几天是最累人的，因为身体这时还没适应陌生的工作方式和强度，动作的生疏也会造成额外的体力浪费，这也是很多人试了两小时就走人的原因。但只要你扛下来，干久了，慢慢都会适应，感觉就没那么累了。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干活儿很好，在这种人际环境里我感觉很舒适。可是当我有事情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先腼腆地笑笑，然后讪讪地回答一其实他们并不高傲，只是大多孤僻而已。从头到尾，我们所有人只是在旁观，静静地看着事态发展，没有人出来教训他，也没有人伸手援助孕妇，顶多只是安慰她几句。我们也各有各的压力，各有各家里不顺心的事，谁也没有余力顾别人。在那种工作场所里，每个人都被生活压榨着，同情心因此透支，然后不知不觉地变得麻木、冷漠。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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