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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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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看以上事实，还有一点十分明显，屠杀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究竟哪一个群体被选中只取决于环境因素。不难想象，在即将到来的全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可能会把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它关系到人的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我们在这些审判中要求的是，即便人们真的除了自己的判断—— 而且在此类处境下作出与其所处整体环境的统一意见截然相反的判断—— 之外再无任何其他依据，也要有分别是非的能力。我们知道，少数极其严格自律、只相信自己判断的人，跟那些很大程度上秉承陈旧价值标准或以宗教信仰为准绳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由于整个主流社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这些构成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构建共同体的宗教教义也一并消失了。作出过判断的人，也是自行判断；他们不遵从任何规则，不对个别事件进行归纳；相反，事情来了，他们再作出选择，就好像对每件事根本就不存在普适规则一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比探究无思想性与恶之间奇怪的相互依存要简单得多——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既然它是一种公认的没有先例的罪。种族灭绝曾被专门用来指称一种前所未知的罪，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限。原因很简单：对整个民族实施的屠杀并非没有先例。在古代，种族屠杀乃日常法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那几百年里，种族屠杀的例子同样层出不穷，尽管屠杀的结果并非都像这一次成功。用“行政性屠杀”概括这次屠杀比较合适。这个词是伴随着英国的帝国主义出现的。英国人坚决拒绝用这种方法维持其对印度的统治。这个词的妙处在于，它排除了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这种暴行只针对外国人或异族。众所周知，希特勒在开始实施集体屠杀时，宣布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他甚至处死那些“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和肺病病人），以加速他的灭绝计划。暂且不看以上事实，还有一点十分明显，屠杀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也就是说，究竟哪一个群体被选中只取决于环境因素。不难想象，在即将到来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可能会把智商在某个水平线以下的人全部清除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要在法律科学的层面探讨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有两个范畴可以派上用场。它们分别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最高行动”和“依照上级命令"行事。所有审判中的法官们其实只是基于大量事实、某种程度上在自由宣判，而并没有诉诸规范和法律规定的尺度。它关系到人的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我们在这些审判中要求的是，即便人们真的出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在此类处境下做出与其所处政体环境的统一意见截然相反的判断——之外再无任何其他依据，也要有分别是非的能力。眼前的这份报告，要告诉读者，耶路撒冷在匡扶正义的道路上究竟走到多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狱瓣赛领餐在惰性强加给我的这些荒谬限制中，我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当时还能往来的几个朋友的陪伴（我不多谈我的朋友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珍贵）。还有我读的那些书，以及在办公室里过的小小日子，这些通常都很有趣。同事之间的亲密情谊是令人愉快的事，而且非常真实，但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相遇时，这种亲密感却会令人困惑地立刻消失。一如既往，我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事物，无论是法国梧桐上舒展的树叶，还是公共汽车上人们的面孔，或屋顶上尾随同伴昂首阔步的鸽子，以及欣赏画作。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比发现佛罗伦萨真实存在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与平时的生活环境突然拉开了距离，我所习惯的日常被打破，得以从那个习惯所塑造的自我中解脱出来。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可以从头开始。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那种接近于身体的痛苦——仿佛一根手指被压在门缝里，或一个钻头钻进牙齿一般——那样的痛苦，其实并非发生在我以为他不再爱我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我不断自问，他为什么甚至不肯写信告诉我他不再爱我的那段时光。如果只是几星期的沉默，那似乎不过是惯常的懒散；如果是几个月的沉默，那无非是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和新环境的缘故，因为这两件事他都曾兴致勃勃地描述过。我不停编造类似的借口，但他沉默的时间之久令所有超然的旁观者都无法接受。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按需“想出来”的书是所有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了。一本真正有趣的书如果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头脑，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由于强大的环境推动而产生的灵光，要么是由于某人持续的痴迷，直到遇到恰到好处的作者。值得一读的好书并不会来自人们的互相吹捧：“这真是个好主意！”它只能来自对某事极其了解并对它有强烈感觉的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软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在《未经删节》里她写道，“出版业都由许多收人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她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书。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68人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人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人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曾经有年轻女性问过我是如何冷静接受这种状况的，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人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而非报酬及地位的男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读过简·里斯前四部小说的读者，没人会认为她擅长生活。但要是没见过她本人，你也不会知道她不擅长到什么程度。20世纪50年代初期，弗朗西斯·温德姆＇向我推荐了她，当时他是这些小说为数不多的崇拜者之一，于是我从1957年开始与简通信，但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与她见面，因此我在她饱受困难折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帮上她任何忙。也许这还不是她最糟糕的时候，她经历的最黑暗时期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三年。当时她和第三任丈夫、退休海军军官马克斯·哈默住在肯特郡的贝肯汉姆，花光了所有积蓄，马克斯在绝望中还陷入了深深的麻烦，试图通过欺诈手段获得金钱，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在那场噩梦中，简得了抑郁症，每天将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什么也干不了，状态非常糟糕，最后自己也多次在法庭出出进进，还人狱过一次。我们刚联系上时，马克斯已经服完刑，他们悄悄地搬到了康沃尔，住过几处条件极其简陋的住所，那时已经不是最低谷了，但在重新成为作家之前，还有九年非常艰难的日子等着她。她向来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但在1939年，她的第四部小说《早安，午夜》问世时，她在文学界已经广为人知了。战争开始后，很多人都“消失”了，他们被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带走，加入部队或从事战争相关的工作。当时简跟着第二任丈夫离开伦敦，他去世后，她就和马克斯一起滑入了新的不幸中，和以前的熟人失去了联系，也变成了一个“消失之人”。弗朗西斯想知道她发生了什么，有人告诉他，简在塞纳河淹死了，还有人说她喝酒喝死了。这些情况，就是人们构想的她可能遭遇的命运。最后还是BBC找到了她，当时他们正准备播出由女演员塞尔玛·瓦兹·迪亚斯制作和表演的《早安，午夜》的改编版，在广告中，提到“已故的简·里斯”，她对此做出了回应。得知此事后，弗朗西斯写信给她，她回复了，说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受弗朗西斯和我的热情感染，安德烈·多伊奇同意我们以25英镑的价格购买预览该书的期权。...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入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曾经有年轻女性问过我是如何冷静接受这种状况的，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流产后我做过一个梦，一个没那么强烈没那么活跃的小梦。我梦见自己从地铁下了车，车门关上的刹那，我忽然惊恐万状地想起我把孩子留在车上了，我顺着站台焦虑地奔跑，想着怎么才能比地铁早赶到下一站救她。在梦里，那是个女孩，但我清醒时一直觉得是个男孩。这种焦虑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失去的痛苦。这以后，生活逐渐恢复了原状。我感觉奇怪的是，这个毫无疑问本该在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进步，就被以那样的方式衰减或直接取消了。这整件事情就像化学反应，对于更年期的来到，我身体的反应是从自身抽取了更多的东西，或抽取了我原来本没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事发生后，就不再抽取，因此我生活的常态就重建起来。p195…… 但如果再次问自己：“你对自己没孩子，没有孙辈真的不觉得遗憾吗？答案依然是：“是的，不遗憾。”正因为我没有，也做不到承担和这些孩子们近距离相处的麻烦，我才能不受约束地去理解他们的爱和希望。p196…… 她是个相当能克制自己微妙情绪的人，看到她的脸因为谈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而闪亮，我觉得非常嫉妒。走出熟悉舒适的生活环境，走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她的勇气和行动让她获得了无可估量的价值。而我，从没做过类似的事情。p199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说有时也会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啊? ”但她依然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事情，比帮助、见证生命的开端更令人兴奋和战栗。她还说，最令人感动的场面，是父亲哭泣的时候（她接生的六个孩子，父亲都在场），每当此时，她总是不得不走出产房，掩饰自己想哭的冲动。她是个相当能克制自己微妙情绪的人，看到她的脸因为谈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而闪亮，我觉得非常嫉妒走出熟悉舒适的生活环境，走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她的勇气和行动让她获得了无可估量的价值。而我，从没做过类似的事情。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女人其实也能不谈爱，仅仅因性就可以燃烧。在我四十四岁遇见巴里·雷科德之前，还发生过很多艳遇，有的很短暂，有的维持得稍长，总是很友善（有两次相当友善），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除了两次微不足道的邂逅），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2对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我曾试图相信婚姻是理性的，但实际却不是这么回事。这些无伤大雅的艳遇有些涉及别人的老公，但我从未心生愧疚，因为我从来没想过破坏别人的婚姻。如果我们的关系会被哪个老婆发现（实际上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那也一定是因为她老公不小心，绝不会因为我。忠诚不是我的美德。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无非是想取悦世袭体系里的老大罢了。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人应该说话算数，这我同意，但如果在性事上也天天盘旋纠结想诚问题就有些无聊了。有些东西，比如性的不忠，如果不被发现，确实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还有些人，就算知道了也能接受。到底人们会采取什么态度回应，完全取决于不同个体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我曾经自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办，如果有人逼我做如下极端选择，是宁愿家庭的名誉被不忠的妻子玷污，还是将她杀死以捍卫清白？我的态度将更倾向于法国人的想法，不论性的不忠多么不值得推崇，只要处理得当，就完全可以接受。法国万岁！对这样的态度，我和巴里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共识。我和他在一起以后，才最终褪尽了心碎的伤痕（方法是将这些伤痕“写出来”，我随后会解释），终于驻留在异常快乐亲密的友谊之中。这样美好的关系持续了八年，后来不是由于情感的复杂性，只是因为时间因素而发生了变化。相关观点可以参考三岛由纪夫的恋爱观以及「道德浪女」一书。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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