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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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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了！我去给个同学作伴娘，同时觉得那个伴郎似乎可爱。即使他不可爱，在这幺个场面下，也当可爱。看着别人结婚是最受刺激的事：新夫妇，伴郎伴娘，都在一团喜气里，都拿出生命中最象玫瑰的颜色，都在花的香味里。爱，在这种时候，象风似的刮出去刮回来，大家都荡漾着。我觉得我应当落在爱恋里，假如这个场面是在爱的风里。我，说真的，比全场的女子都美丽。设若在这里发生了爱的遇合，而没有我的事，那是个羞辱。全场中的男子就是那个伴郎长的漂亮，我要征服，就得是他。这自然只是环境使我这幺想，我还不肯有什幺举动；一位小姐到底是小姐。虽然我应当要什幺便过去拿来，可是爱情这种事顶好得维持住点小姐的身分。及至他看我了，我可是没了主意。也就不必再想主意，他先看我的，我总算没丢了身分。况且我早就想他应当看我呢。他或者是早就明白了我的心意，而不能不照办；他既是照我的意思办，那就不必再否认自己了。 　　事过之后，我走路都特别的爽利。我的胸脯向来没这样挺出来过，我不晓得为什幺我老要笑；身上轻得象根羽毛似的。在我要笑的时节，我渺茫的看到一片绿海，被春风吹起些小小的浪。我是这绿波上的一只小船，挂着雪白的帆，在阳光下缓缓的飘浮，一直飘到那满是桃花的岛上。我想不到什幺更具体的境界与事实，只感到我是在春海上游戏。我倒不十分的想他，他不过是个灵感。我还不会想到他有什幺好处，我只觉得我的初次的胜利，我开始能把我的香味送出去，我开始看见一个新的境界，认识了个更大的宇宙，山水花木都由我得到鲜艳的颜色与会笑的小风。我有了力量，四肢有了弹力，我忘了我的聪明与厉害，我温柔得象一团柳絮。我设若不能再见到他，我想我不会惦记着他，可是我将永久忘不下这点快乐，好象头一次春雨那样不易被忘掉。有了这次春雨，一切便有了主张，我会去创造一个顶完美的春天。我的心展开了一条花径，桃花开后还有紫荆呢。 　　可是，他找我来了。这个破坏了我的梦境，我落在尘土上，...
——老舍《月牙儿》
为应对这种危险，马克龙认为需要确立“欧洲主权”：这是欧洲战略性的集体能力，以捍卫欧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隐私、人工智能、数据、环境、工业和贸易等等）。困难是显着的：欧洲内部的分歧、英国脱欧造成的困境、德国联合政府的功能失调与经济疲软，意大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2: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认为“黑暗，或至少昏暗，是对我们更为合适的环境只有当我们学会在这种有所限制的视野中生活，我们才会幸福。”；他们怀疑“光明”总是会带来“温暖”，相信保持某种无知是一种福分。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摩根索这部名著的初版发表于1948年。在7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共同体”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已经不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无论在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与发展，文明对话与和平，还是在应对贫穷，人道危机与疾病传播，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以及防范恐怖主义威胁等方面，不同国家的人民的确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共同需要。人类面对着许多无法在单一民族国家中解决的问题与期望实现的目标。作为一种理想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许谈论“世界国家”仍然为时过早，但全球治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或不再重要。全球化的进程也并不要求越过或绕过民族国家而完全可能基于和经由民族国家来推进。由此，我们可以同时具有民族身份和全球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可能克服与超越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立。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环境很特别，童年时代可资选择的书籍十分有限。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令人眩晕的：几万本书安静地躺在灰尘之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我觉得这里暗藏着世界的秘密，永远也读不完，既兴奋又怅然。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要实现“平等的关怀”，首先要识别哪些需求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哪些是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造成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应当弥补处境造成的差别，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应当接受选择造成的差异，让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德沃金认为，所有自己无法选择的偶然因素不应当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因为这些先天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都是偶然任意，说白了就是运气，无论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对你生活造成的后果，从道德角度看，都是你不应得的。那幺什幺是道德上应得的后果呢？就是由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造成的命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住在世界城市的居民，相互依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的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伯林不只是一个俄国人，他还是一个犹太人。躲在房间里的小伯林，除了读俄国作家的书，还读到一本书，叫作《犹太百科全书》。成年后的伯林常说，自己是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犹太意识是伯林思想的一个底色。伯林表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就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之下，你无法全然沉浸于此时此刻身处的环境，总是有一种抽离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自己。这让伯林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会有一种抽身而出的视角。爱因斯坦曾经和伯林有一面之交，后来爱因斯坦谈起对伯林的印象，说他就像是“上帝的宏大剧场中的一名旁观者”。爱因斯坦这个比喻，抓住了伯林的局外人特质。这种旁观者视角，让伯林能够注意到一些边缘思想流派的力量。比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再比如法国保守派思想家迈斯特。这些名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观点和启蒙主流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但伯林却发现，现代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些边缘的思想流派有关。伯林一直坚持的多元主义的立场，就和他关注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有很大关系。另外，作为犹太人，伯林也很关注民族主义问题。他有一个好友，叫哈伊姆·魏茨曼，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他和伯林一样都是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魏茨曼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奔走的时候，伯林也帮了一些忙。但等到以色列真的成功立国了，魏茨曼邀请伯林来做总统顾问，伯林却谢绝了。作为犹太人，伯林能够同情地理解民族主义，但同时他也非常忧虑民族主义的毁灭性力量。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能否达成某种调和呢？这也是伯林一直关切和探索的问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可是，我们真的能相互分离吗？我们能够承受离开地球城的代价吗？就像你“逃离”了大城市，就能回到梦中的故乡吗？并没有这幺简单不少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深深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拾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德沃金指出了其中的区别对于资源的需求，有些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偏好；比如对鱼子酱的需求；而有些是环境所迫比如对口罩的紧迫需求，这两种需求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要实现“平等的关怀”，首先要识别哪些需求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哪些是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造成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应当弥补处境造成的差别，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应当接受选择造成的差异，让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喜欢吃鱼子酱，那你自己花钱去买就好了。 德沃金为什幺会考虑“个人无法选择”的环境因素？他持有的观点和罗尔斯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所有自己无法选择的偶然因素不应当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因为这些先天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都是偶然任意，说白了就是运气，无论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对你生活造成的后果，从道德角度看都是你不应得的。那幺，什幺是道德上应得的后果呢？就是由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造成的命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尼采不仅反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在学术事业上也是走了不寻常的道路。他曾经是极为出色的学院派学者，后来却完全背离了学院派道路。尼采20岁上大学，25岁就当上了教授，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他在大学从教十年后，觉得自己不适应大学的体制，加上身体状况不好，就辞职了。这之后十年，尼采坚持研究和写作。他的写作风格非常另类，形式上像诗歌散文，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但尼采的文章读起来却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 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而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现在我们明白了，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在欢呼。尼采其实是说，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人陷入了虚无主义。尼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渐消除。 文明时代的野蛮，理性时代的疯狂 但是，回到今天，你已经知道，这个被寄予厚望的20世纪经历了多少残酷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骇人听闻的纳粹大屠杀、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恶果也开始显现。甚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出现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无数人生活在核危机的恐惧中。在某些时刻，人类的命运似乎只差一点点就要坠入深渊了。何以如此呢？1900年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人类在各个方面都在发展和进步吗？难道这些发展和进步都被打断了吗？并不是这样。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都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巨大的进步，这一百年中，人类总体的文明程度是大幅提升的。我认为，20世纪的灾难是“文明时代”的野蛮，是“理性时代”的疯狂一这才是它的不可思议之处，才是大思想家要去破解的“20世纪之谜”。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德沃金为什幺会考虑“个人无法选择”的环境因素？他持有的观点和罗尔斯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所有自己无法选择的偶然因素不应当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因为这些先天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都是偶然任意，说白了就是运气，无论是好运气还是坏运气，对你生活造成的后果，从道德角度看，都是你不应得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对于资源的需求，有些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偏好，比如对鱼子酱的需求；而有些是环境所迫，比如对口罩的紧迫需求，这两种需求不能混为一谈。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擡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表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就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之下，你无法全然沉浸于此时此刻身处的环境，总是有一种抽离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自己。这让伯林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会有一种抽身而出的视角。爱因斯坦曾经和伯林有一面之交，后来爱因斯坦谈起对伯林的印象，说他就像是“上帝的宏大剧场中的一名旁观者”。爱因斯坦这个比喻，抓住了伯林的局外人特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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