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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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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雨村问甄士隐)“宝玉之事,既得闻命,但是敝族闺秀,如是之多,何元妃以下,算来结局俱属平常呢?”士隐叹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贵族之女,俱属从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苏小,无非仙子尘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缠绵的,那结果,就不可问了!” 雨村听到这里,不觉拈须长叹。 这就是伪续书的用心所在,它从根本上反对曹雪芹原著的总精神。一般读者极易发生错觉误识,以为他写黛玉之死是同情她而为之感动,其实他正是利用她来骗取读者的眼泪,并且宣告这种下场是她咎由自取:犯了“情”的罪过! 这是清代官僚正统士大夫与伟大文学巨星两种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的对立与抗争。现代青年读者,务宜明了此一要义。 《红楼梦》的伟大,首先在于思想精神的伟大。这种伟大是不容歪曲或篡改的。 《红楼梦》的伟大,又在于文笔艺术的伟大——充满了特色与独创,然而又正是中华文化的继承、综合、延伸、运化和发展。 研究者、评论家常常以曹雪芹与英国的“剧圣”莎士比亚(Shakespear)相比并举。如此,则雪芹可称为“稗圣”(稗指小说的别名“稗官”、“稗史”)。但莎翁一生写出了三十七八个剧本,他的众多角色人物是分散在将近四十处的;而我们的伟大作家的几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却是集中在一部书里——而且是有机地“集中”、“聚会”,而非互不相干。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史上惟一创例,无与伦比!这么多大小人物,生活在一处,生死休戚,息息相关,是一个大整体,而不是依次上场,戏完了没他的事,退入幕后,又换一个“登场者”的那种零碎凑缀的章法。此为一大奇迹,一大绝作。
——周汝昌《红楼小讲》
问题在于,同时意愿和不愿的事同一个意愿自我:“是我意愿,也是我不愿,都是我自己;我既不能完全意愿,也不能完全不意愿”——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两个心灵,一个善,一个恶”,而是同一个心灵中有两个意愿在骚动,“把我撕裂”。摩尼教徒为了说明这一冲突,假设了两种相反的本性,一善一恶。但是,“如果有多少相互对立的意愿,就有多少相互对立的本性,那么就不只是两种本性,而是有许多本性”。因为我们发现,在不存在善恶选择的地方,即两个意愿都被称作恶的或两个意愿都被称作善的,存在着同样的意愿冲突。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意愿告诉记忆保留什么、遗忘什么;它告诉知性选择认知的对象。记忆和知性两者都是凝思的,因而是被动的;正是意愿使得它们发挥作用并最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只有当依靠其中之一即意愿时,这三者才“被迫结合为我们所谈及的思想”。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思考本身,不只是提出不可解答的“终极问题”,而且也包括不以知识为目的、不已实际需要和实际目标位导向的反思,如海德格尔曾说的那样,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对人们正在进行的任何所作所为的中断。所有思考都要求停下来思考。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而且“我也不认可这样的意见……人一旦确信某物,就不应该怀疑。在纯粹哲学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心灵对此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思考的事业就像珀涅罗珀的织物,她每天早晨都把前一天晚上完成的织物拆掉。因为思考的需要从不会因“智者”所谓的明确洞见而平息;它只能通过思考来满足,而且我昨天拥有的思想只有当我想要而且能够重新对它们思考一遍的情形下,才能满足今天的这种需要。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然而,如我们所见,康德称之为理性的思考能力,有别于知性这种认知能力,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区分在于如下事实,即“理性概念用来统握,正如知性概念用来理解知觉”。换句话说,知性旨在把握给予感官之物,而理性想要理解其意义。认知的最高标准是真理,它源于我们通过感官知觉获得意义的显象世界,其证据是自明的,也就是说不可被论证动摇,而只能被其他证据取代。……但这绝不是意义以及追求意义的思想能力的情形;后者不会问某物是什么或者它是否确实存在——其存在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探究其存在意味着什么。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时间通过迫使这些表象进入一种前后相继的秩序而决定它们互相关联的方式,而这些前后相继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思想链。所有思考都是推论性的,而且就其遵循一条思想链而言,它可以通过类比呈现为“一条向无限前进的线”,与我们通常向自己表象的时间的相继性的方式相应。但是,为了创造这么一条思想链,我们必须把经验在其中被给予我们的并置转换成一系列无声的语言——我们能够借以思考的唯一媒介,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原初经验去感觉化了,而且还把它去空间化了。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克里斯蒂安·贝:...........一个世纪前,人们可以赞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从长远来看,真理将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得到认同。但首先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其次缺乏思想的自由市场............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从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是社会主义。其原因非常简单。资本主义始于剥削。这就是后来决定发展的定律。而社会主义把剥削带到了它的逻辑终点,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使之得到缓解。这种残酷的发展始于资本主义,并在社会主义中延续,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被法律所缓和,而今天所谓的人类社会主义不再是指这种发展。 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剥削的过程。因此,我总是拒绝对两者进行区分。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同一个运动。而在这方面,卡尔·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真正敢于思考这个新的生产过程的人只有他一这些生产过程在17世纪,然后在18世纪,最后在19世纪逐渐于欧洲形成。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不明白的是,权力到底是什么。他不理解这种明显的政治性的东西。但他确实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放任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它将会产生一种倾向,只要有法律阻碍它的残酷进步,那它就要将其一一废除。 此外我必须说,17一19世纪的资本主义当然无比残酷。当这种负面的、否定的力量会给其他人带来可怕的不幸时,我是不会相信它的。 您问我的立场是什么。我没有任何立场。我真的没有迈人当代或任何其他政治思想的潮流。但不是因为我特别想保持原创性一 很简单的事实是,我真的不适合任何立场。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明显的事情。而可以这么说,人们甚至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思考总是意味着批判性的思考。而批判性的思考总是意味着要反对。实际上,所有的思考都破坏了僵化的规则、普遍的信念等。在思考中发生的一切都要接受对其自身的批判性审查。也就是说,没有危险的思想——原因很简单,思考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不思考是更危险的。所以我不否认思考是危险的,但我想说,不思考更危险。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的确,思想象它所激发的艺术品一样无用。甚至思想不能把这些无用的成果据为己有,因为它们以及所有伟大的哲学体系都几乎无法严格地被称为纯粹思考的结果,因为艺术家或书写的哲学家必须中断思想过程,才能把思想转化为作品的物质形态。思考活动像生命本身一样无情和周而复始,思想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与生命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答之谜;思考过程如此深地弥漫于人的整个存在,以至于它的开端和终结就相应于人生命本身的开端和终结。因而,思想虽然激发了技艺人在创造世界方面的最高级生产,却决不是技艺人的特权;只有在技艺人超出他自身的限制,好高骛远地开始生产无用的东西,生产与物质和理智需求无关,与人的肉体需要乃至对知识的渴求都不相干的东西时,思想才真正开始成为他艺术灵感的源泉。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幸的是,与格言警句中所谓思想家远离现实也能保持独立本色的说法相反,在专制条件下,没有哪种人类能力比思想更易受伤害,实际上在专制下,行动要比思考容易得多。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思想一直被错误地假定为只属于少数人(我敢断定这些人不会在我们时代就变得更少)。或许这种状况对于世界的未来无关紧要,亦或紧要程度有限;但对于人类的未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对积极生活内的每种活动来说,除了经验的活跃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检验方式,除了纯粹活动性的程度之外没有其他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思考本身也许在活跃性方面超越了积极生活内的所有活动。任何对此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加图(Cato)的话是多么正确:“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Numquam se plus agere quam nihil cum ageret, 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的确,从现代开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突出特征中,我们都能发现技艺人的典型态度:他对世界的工具化,他对工具的信任,对人工制品制造者的生产力的信任,他相信手段—目的范畴适用于所有范围,他认为每个问题都可以用功利原则来解决,每一种人类动机都可以还原到功利原则;他的独立促使他把任何给定的东西当成材料,并把整个自然当成“一块巨大的织布,我们可以任意裁剪来重新拼制出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他把理智等同于创新,也就是说,他鄙视所有“一开始不能用于人造物品的制作,特别是不能用于制造工具的手段,并无限地改进这种制造”的思想;最后,他毫无疑问地把制作等同于行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p3)我们大概永远无法理解、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能够创造的东西。我们的大脑似乎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以至于从现在起,我们的确需要人造机器来代替我们思考和说话。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入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况》同样关注行动的危险,关注由行动的自发性所引起、目前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无限过程。当然,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助的动物:我们能从事下一步的行动,主动打破这类过程,并通过约定来控制它们。但是在控制那些由于莽撞地对自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过程时,除了要面对物理上的困难外,还要注意复数性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就能带来巨大的权力:但是复数的人之间的同意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更无法避免其他行动者的自发破坏行为。 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之际,我们所能做的一个可靠预测就是,尽管过程的运动一直在持续,开放的未来仍将成为无数人自发行动的舞台,这些自发行动远非我们当前所能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也不算轻人的境况率:未来读者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思想食粮和讨论领域,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断发掘和发展出不同的线索与主题。那将最适合阿伦特不过。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所说的: 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 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的齐一律绝非一种无害的科学思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和认识不是一回事。思想作为艺术品的源泉,无须转化和变形就表现在所有伟大哲学中,而我们获得和贮藏知识的认识过程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科学。认识总是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为实际考虑所设的,也可以是“无用的好奇心”所激发的。但是一且目标达到了,认识过程也就结束了。相反,思想在它自身之外既没有一个目的,也没有一个目标,它甚至不能产生结果;不管是技艺人的功利主义哲学还是行动者或科学上对结果的热爱者,都不厌其烦地指出思想是多么的“无用”。p12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柏拉图立刻意识到如果让人成为所有使用物的尺度,那么人就成了使用者和使事物工具化者,而不再是与世界相关的言谈者、行动者和思想者。p15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个棘手的事实就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然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演示并在技术上得到证明,但无法再让自身表达为普通的言说或思想。……我们大概永远都无法理解,即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仍然能够做的东西。……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在现代意义上是“知道一如何”)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一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p前言2-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与言说相比是次要的,言说和行动则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类型;这一点首先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要以言说来进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除了言说传达或交流的信息外,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p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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